听见恶人放屁，胸中一股怒气，不吐不快。
什么叫睁着眼睛说瞎话，什么叫有脑无良，什么叫不动声色之溜须拍马，有张五常为证。
我对张五常已鄙夷到极点，他在美国当大学教授时搞第二职业投资停车场，偷逃巨额税款，被美国司法当局通缉，便是其人格的真实写照，绝非空穴来风。
这种人即使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我心目中亦如粪土，卢梭和马克思一生颠沛流离，他们不仅有天才的大脑，还有悲天悯人的心，他们在我心中如黄金般珍贵。
张五常和波普，哈耶克还有弗里德曼一样都是乔姆斯基所称的academic ideologe.
如果说波普，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所处时代背景特殊，他们的经济思想还部分缘于对集权主义和斯大林式的中央控制经济的恐惧的话，那么张五常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的今天说这些屁话就叫得了便宜又卖乖，或有什么其它目的，中美之间尚未签署刑事罪犯相互引渡条约，他怕什么? 犯的着这样吗?
他说的一切就是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还有什么货币学派之流的东西。
按照克鲁格曼paul krugmann的说法，人类对经济的认识少得可怜，现有的经济学是从完全不充分的人的预设前提出发所导出。
鄙人觉得，按照资产阶级学术大半吊子(列奥施特劳斯语)和大英帝国伊莉莎白女王御封爵士波普的理论，凡不能证伪的就不是科学，现代经济学在我眼中近乎伪科学。
这几天在看乔姆斯基的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发现确实是一本好书。乔姆斯基简直就是麻省的愚蠢小猪和老田，书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描述简直就是愚蠢小猪的群众经济学的英文学术版。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乔姆斯基的回答是:依靠radical 地违背和伤害所谓的自由市场原则，哪个国家越好的遵循所谓自由市场原则，就越穷，食不裹腹的人就越多，乔姆斯基虽然出生和成长在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内却那样的睿智和兼具良心。
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我们对张五常这样的人可以说除了批评外毫无办法，只求能在交往和讨论中让他认识和发展出正确的理性，可是他智商这么高，大多数人最终会被他给理性化了，我辈连做他的学生都没有资格。良心和理性可能分属不同的域。
通过张五常的事情我有些体会毛主席当年划右派是多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啊。
人说错话就把人关起来不行，因言治罪的确违背现代政治的原则，而听任张五常这种现代体系下的即得利益者和话语掌握者不腰痛的站着说话布道也成了作为现代社会中一分子的宿命，我们只能学会宽容，而这对千千万万背井离乡为生存劳苦奔波的无数普通人是否就公平和宽容呢，对现代的本已难以维系的伦理风尚难道就不是一种伤害吗?
现代性条件下对张五常之流最有力的抵抗和反击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美好的词汇。社会主义绝不容忍骇人听闻的贫富差距，社会主义就是要让普通人也过上体面和幸福的生活。
有人说社会主义限制个人自由，保守和落后。法国哲学家Pierre Bordieu写到，一个严肃的人会将对人类文化成就——康德或黑格尔，莫扎特或背多芬的捍卫说成是保守吗？我所说的男人和妇女为之战斗的社会安全，工作的权利即社会主义同样是人类伟大和珍贵的成就。伟大的哲学著作在图书馆和学校流传，高尚的音乐在歌剧院被人们以宗教般的虔诚吟咏，原本平常的砖石在哥特式的教堂尖顶俯瞰芸芸众生，只有社会主义，它和它们不一样，它不只是在博物馆和学院中存活，而是流淌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它是活生生的，它是有力的，它确定人们的存在。
“北京有很多智囊，他们也不相信，要搞什么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么最低工资，还有什么反垄断法。这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听过，但是不相信。可是邓小平相信。”
许多人喜欢拿所谓的福利制度养懒人来说事，即使真的养出了懒人也比富者愈富，穷者欲穷好，有人说可是那样就做不大饼了，见鬼去吧，什么把饼做大，经济理性人，全是鼓惑人的伪经济学，那样做大的饼也是少数人的饼，妄图用简单的数学模型解释复杂的人类经济活动是最等而下之的形而上学。
在社会福利的问题上我们就是要有向欧洲国家看齐的勇气，我们是大国，是文明古国，我们就是要准备着以后能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拼社会福利。
别拿香港，新加坡说事，此类城市商业共和国的政客最喜欢嘲笑欧洲福利制度养懒人，又转过身来嘲笑我文明古国又穷又土。然后自以为自己又有钱又有竞争力，殊不知以城市经济体的人均GDP和人家欧洲国家经济体比自己多占便宜，如果以城市为单位，欧洲人均GDP过5，6万美圆的有几十个。香港，新加坡充其量3万美刀吧。此类殖民地色彩浓厚的经济体全仗新自由主义过活，属于穿了身好衣裳的小人。一个香港的律师或金融交易员的收入不会比伦敦，法兰克福或巴黎的同行低，可是一个香港的清洁工半年的收入可能只相当于上述城市清洁工一个月的工资。谁更公平，谁更人性，相比之下，高低立见。我们堂堂古国应走什么样的路，当然是社会主义。我们中国应是穿好衣裳的君子，达则兼济天下。当无数人还在为生存奔波时，有几打人已进了福布斯富豪榜，这不是国家的荣耀，而是耻辱。
有人说人家美国都不搞社会福利，中国搞什么搞，美国人是贫富差距大，可国家又强又富。
美国特殊啊，世界独一个，百来所世界顶尖大学把世界的顶极脑袋都弄过来了，什么高科技都有，还能自己印钞票，穷兵犊武，警察兼神棍和讼棍国家，穷人没出路了可以去当兵打仗当英雄，要闹事的话有私有化的监狱关着你。美国还有两个宝，原教旨的基督教和好莱坞。美国没有欧洲的天主教传统，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做的就是今天社会福利局做的事情，美国的福音新教的上帝属于冥冥之中的不管新大陆上的孤魂野鬼的providence的上帝，国家不管个人命运，贫富贵贱全赖市场，人们无所依靠，只得转向耶和华，吟颂神经，在向死的存在中寻得意义。中国这几年信耶酥就是基督的也越来越多了，毛主席在的时候谁信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除了为了救洋人还救中国人。伟大的马克思在美国也没有得以好好传播。好莱坞所制造的美国梦告诉大家，靠自己和市场，会有好日子的，好得不的了的日子，只是它可能真的远的如启示录中将要降临的国。
我们中国缺美国的这几样宝，但我们有更弥足珍贵的东西，我们古典的大同理想和毛泽东奠下的社会主义光荣传统。
我们要做的是恢复，继承和发扬它。要有寻找资本主义经济的替代的实践勇气，当然绝大多数人认为这在现今基本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也不是说几句有良心的话，张五常满可以说几句同情民工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的话，实际上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和推动者是可以这样做的。
逢年过节，访贫问苦，送温暖，献爱心在我看来是做秀。
社会主义是国家制度，是国民权利。
它与爱心无关，它不是施舍，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是我们自己的，也是我们大家的。
我害怕中国真的拉美化了，象拉美一样，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解放神学只能成为新自由主义的遮羞布。
中国向来不乏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准公民教的教诲，也不乏温情的眼泪，良善的心灵。
这些都不能保证社会正义的实现。
我们需要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害怕中国泛滥着廉价的爱心，煽情的同情。
侯耀华在感动中国颁奖仪式中跪在了一位乡村教师的面前。
可我只记住了侯耀华的名字。
2007年1月23日破晓十分，著名的法国天主教士，社会主义者Abbe Pierre逝世。
清晨6点法国总统希拉克被工作人员叫醒并立即在爱丽舍宫发表悼词。
他一生都在为劳苦大众服务。他被誉为穷人的教皇。
所有法国大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死讯，费加罗报还出了号外，头版是整版的Abbe Pierre的黑白照片，与他的照片并列的是耶酥在十字架上受难。
法国解放报的讣告写到，今天全法国人没了父亲。
“一个如此贪婪的消费着博爱的展演的社会让我不安，我问我自己，是否美好和动人的Abbe Pierre的圣像是一个不在场的证明，这个国家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中不止一次地推导出不受惩罚地在现实和正义的位置上放置博爱的符号的权利。“ 罗兰巴特1957年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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