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道家朴素的辩证法里面，具体的数字被古人智慧化了，生命化了。
道是无，是混沌，是事物懵懂的开始状态。“一”是事物物质化的第一步，是生，是无中生有，然后有无相生，清浊相离，成为“二”。“二”是阴阳，上下，难易，正反，从此事物可以相辅相成，具有了生命和活力。阴阳相生成三；三是万物的初始，从此事物在相生的基础上，具备了相克的功能，然后变化出多姿多彩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易曰：“三人行，必损一人，”就是从相生相克的方面谈的。意思是说，三个人在一起，必然会损害第三方的利益，这是人的本性，是人类性恶论的结果。具体实例有这么三个和尚：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一个和尚顺从他的生物本能——他必须喝水，所以他挑水吃；两个和尚在顺从他们的生物本能之外，又必须顺从他们的平等意识，所以抬水吃；三个和尚在顺从以上二个意识之外，还必须辅以压迫意志或自觉意识，方能保证都有水吃。这就需要一个权力意志的出现，方能改变没有水吃的局面。但和尚就是和尚，他们接受的是反人性、反意志的思维习惯，不好意思去安排指挥别人，自己又缺乏自觉意识，心里又有一个平等的意识作怪，所以就没水吃了。
问题是我们都不是和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必须相生相克，合纵连横，纵横捭阖，方能找准自己的位置，立稳自己的脚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外部环境的险恶，来达到我们群体的团结。我们的利益永远在我们群体外部，需要我们联起手来，去掠夺，去占有。三个和尚在渴得难受的时候，一只小老鼠踢翻了灯台，大火引燃了他们的庙宇，在他们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的时候，三个和尚暂时放下包袱，携起手来，不是把大火也扑灭了吗？这说明只要在三人之外，再加上一个敌人，这敌人足以强大的使三个和尚团结。这样才能去征服和战胜敌人。三个和尚在扑灭大火之后，具体的社会分工书上没说，在此也不便深究，但我敢肯定，他们的权力意志仍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不能象三个和尚那样，当困难、敌人来临时才想到要团结，我们应主动地去认识外部环境，主动的去发现外部所存在的困难，团结在一个权力意志周围然后去征服困难。
但为什么在孔子那里“三人行”就成了“必有我师”呢？孔子是春秋大儒，我们只能望其项背，远看其尘，推断其波。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不可能不读“三人行，必损一人”这一句。我们知道孔子是个道德学家，宁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他推销自己道德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外国有个号称哲学家的人在鼓吹：“当一个人说出人是善的时候，他说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当一个人说出一个人恶时候，他说出了一个伟大得多的真理。”这句话如果用在孔子那里，就小儿科了，就浅薄的可笑了。明知人是恶的，反说人是善的，这是孔子的过人之处，反映一个道德家磊落的胸怀，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其内心的孤独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和窥见。
这就象我们教育孩子，明知孩子爱吃那个大梨，反而夸奖孩子是个好孩子，故意引导孩子去吃那个小的。在孔子所宣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里面，我隐含了孔子的这些教育思想。孔子把人类生存的这些外部世界理解为一个需要人类去探知的世界，这就需要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然后去认识的外部环境。这需要我们每个生存的个体自我降低，向别人学习。这样也能达到社会分工，解决争讼的目的。孔子教育的目的是息讼。“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是他息讼的一个手段。
如果山上住得不是三个和尚而是三个儒者，我相信他们的自觉意识会让他们主动去挑水，就不会出现没水吃的现象了。
在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里，“三人行”的哲学也始终贯穿与中国的近现代革命史之中。他将人分为敌人、朋友（中间分子）、我。中国的革命史就是我如何联合中间分子，不断扩大我和中间分子的力量，去战胜敌人的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在二极世界之外，发现了第三世界，将世界分为三极，从此我们党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为人类的和平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至今，这思维还在领导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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