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与国内某著名经济类媒体的记者坐一块，不自觉谈到媒体的影响力问题。问：“南方农村报发行量比你们大，为何影响力却不及你们一半的一半。”答：“很简单，读者群不一样。买你们报纸的是农民，而买我们报纸的是城里人。我们影响的是有影响力的人。”
这话一点不假，但听在心里，却有种莫名的酸楚。九亿农民的影响力为什么抵不上六亿的城里人？
按该记者的说法，政府决策，受的都是城里人的影响。看看现在全国正开着的“两会”，坐在会堂拍掌、举手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还不是城里人占多数。在参政议政这档事上，农民多是配角。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城里人在当家。从这个角度来讲，都市报是主流媒体，农村报是非主流媒体。
这话可是越听越难受。九亿农民何以成了非主流？这社会是城里人和乡下人共同组成的，国家的大厦更是大伙儿一同建造的。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农民费的力比城里人少吗？凭什么在分猪肉的事情上，就把农民撇到了一边上呢？
对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一次，在网上遇见个法官，向他抖出了我心中的疑惑。他说，这不奇怪，选举在城乡是按1：4来配指标的，九亿农民的影响力，只相当于两亿城里人。
明白了。国家当初在制定宪法性法律时，就欺负了没文化的农民。特别在分配话语权的时候，故意多给了城里人，由此造成，在对国家有决策权的群体里边，农民成了事实上的非主流。
至于当初搞立宪，开国元老们是如何设定游戏规则，我们已无从指摘。问题是，一旦权力机关里头没人肯为农民说话，或者肯为农民说话的人太少，就很难保证那群掌握权力的人，能够总是制定出对农民有利，或者对不同利益集团一碗水端平的法律和政策来。看准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想象，为什么以前国家总是出台一些诸如环境法此类、完全以城市为本位的法律来。
可悲的是，多数农民对于他们作为社会非主流人群的话语境况并不知情。我在农村搞过多年的社会调查，对农民的普遍社会心理略有了解。除开那些意见领袖，一般的农民老百姓，只关注与自己有最直接相关利益的事，而对其它看似遥远的、公共领域的事情，往往漠不关心，甚至因为害怕关注了就要付出成本和代价而退避三舍。一方面，这也许跟农村缺乏有效的公共空间有关，但另一方面，农民的公共意识之低的确让人担忧。
在制定游戏规则方面本身已失去话语权，在监督权力、制约权力方面，又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农民这个群体，迟早会越来越走向民主的边缘。从近几年村民自治的实行状况，我们已可以大略知道，许多农民害怕博奕，不习惯接受民主的训练，更害怕为实践民主的制度承担任何的代价。
农民怎能甘当非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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