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与贾宝玉 • 80年代的理想 • 世纪末的失落
怀恋80年代的理想与惶惑世纪末的失落，在关注社会的中国知识精英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情结。近日旷新年也谈及这个问题，颇有点“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我一直认为，当下的“人文失落”，正是80年代“理想的自然结果”，“求仁得仁又何怨”——所以从来都不困惑。1986年，我在一篇比较西门庆与贾宝玉的文章中曾经有感而发地议论过这个话题，虽不无借题发挥之意，但未脱学术规范，立论不算勉强。为省却时间计，现贴岀以与网友交流。
需要说明一点：1946年孟超先生曾以《西门庆万岁》为他的《金瓶梅人物论》压卷，虽然，历史让他有幸而言中——西门庆们 “万岁”了，虽然有点姗姗来迟，但我并无将“历史上的新兴阶级”这顶桂冠奉送语他的意思，我想这也应该是孟超先生的意思。
一面是拙作的部分原文：
明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而日益壮大起来的市民阶层，正是产生西门庆和贾宝玉这种典型人物的社会基础，而这一新兴社会力量的特点——它的追求与理想，它的自信与热情，它的蓬勃朝气与因袭重负，它的坚强与脆弱，它的善恶两重性等，在西门庆与贾宝玉身上，都得到了相当生动的表现。
历史上的新兴阶级往往举着全民的旗帜以社会多数代表的姿态出现在社会舞台上，近代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这样，他们的代表总是一些高瞻远瞩的思想文化巨人或者是具有巨大热情和献身精神的战士，“为资产阶级打下基础的人物是决不受资产阶级局限的”，他们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批判过去，又从人的解放的反思的角度预示未来，他们所设计所呼唤的新的生活方式离地面越是遥远，则这种新的社会蓝图越是富于诗意和魅力，而贾宝玉可以看作是这种人物中最初的最富朦胧色彩的一个。
贾宝玉时代，旧的生活方式虽已腐朽，但它在各方面暂时还非常强大；新的生活方式虽已萌芽，但毕竟十分脆弱，它犹如茫茫暗夜中东方天际仅露的一抹微弱的霞光，时代的先觉者，还根本不可能对旧的生活方式作根本性的批判，对新的生活方式更无从作明晰的描绘。曹雪芹所做的工作，只能是对那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进行初步的历史反思，揭示旧的生活方式对于人性的扭曲，同时作为其对比观照，又用朦胧的诗的笔调对新的人生作些理想性的描绘，当时他只能做到这些，即使是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他们所完成的历史使命也大率如此。他们以呼唤人性的方式呼唤着新的生活方式，但当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真的降临到尘世的时候，在狄更斯和巴尔扎克面前所出现的“人”的或“理性的”王国，却变成了金钱的乐园。“太虚幻境”的真正主人，由“警幻仙姑”变成了“西门大官人”，“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库辛、鲁瓦埃一科拉尔、本扎曼·孔斯旦和基佐当作自己的真正解释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然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守护过它的摇蓝。”(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巴尔扎克等浪子们对于这个他们所失望的社会作了刻露尽相的揭露和义正辞严的批判，而到了萨特、艾略特、卡夫卡和贝凯特时代，那热情和诗意、愤懑和严正，则被迷惘、惶惑和失落感所代替，他们发现先驱们所憧憬所呼唤出的一切都已“变形”，普遍的爱的“情不情”的人际关系已为“他人就是地狱”所代替，实现了“自我”的贾宝玉又重新陷入“百年孤独”之中，过去他还有林妹妹等一、二知音，现在他的知音已成了不可期待的“戈多”，那纤尘不染的美丽的女儿国变成了“荒园”……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窄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的历史悲剧的高度上”，他们高举着“人”的旗帜，呼唤过“人性”的解放，后来则把歌诵变成了对新的扭曲的严厉批判，最后这种批判又为一种表现自我失落的惶惑和悲哀所代替：这就是资产阶级精神代表的普遍历程。
西门庆则是和贾宝玉处于同一历史阶段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富商巨贾，他有可能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但决不是他们的先驱，更不能成为他们的精神代表。他虽然一身三任，富商、官僚与流氓恶霸三位一体，可他的基本身份仍是富商，其余二者则是他保障致富的条件，不过“官僚”使他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而“流氓恶霸”则使他带有较多的市井气。他身上很少“天理人欲”的精神桎梏，他只知道不择手段地增殖财富并凭借自己的“泼天富贵”而恣意追求人间的欢乐。金钱，沉甸甸，响当当，闪闪发光，看得见，拿得着，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购买人间的一切，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凭借着经商放债及超经济的掠夺，他迅速膨胀着自己的钱袋，里面装的尽是足色足值的硬通货，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乐观主义者；这一切的获得，既不靠皇恩浩荡，也不靠天恩祖德，靠的是自我奋斗，他是一个不断追求和扩张自我的强者；他凭借对金钱的占有实现自我，用金钱的数量来体现自己的价值，金钱就成了他的价值观念的核心；传统的仁义道德在金钱的魔法面前都变色了、倾斜了、颠倒了，于是由金钱重新规范的新伦理就成了他的伦理观……他既不相信那僵腐的“天理”和“良知”，也无从杜撰什么“女清男浊论”、“天赋人权论”或“自由平等博爱说”什么的，他只知道不停息地追逐财富、占有财富与实现财富。财富是他的化身，他是财富的人格化。他头上虽然没有诗人的桂冠和思辨的光环，但他却可以是未来社会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是那社会的中坚和核心。
如同一个人一样，他既不能只有色相而没有灵魂，也不能只有躯壳而没有激情，一种社会形态也不能只有它的实体而没有其精神代表，它的实体是这一社会的具体的赤裸的活生生的体现，可因为其可以一览无余而缺乏吸引人的魅力。把这一社会的生存准则提到一般人性的高度以使其带上诗意和思辨色彩，则是其精神代表的使命，没有它就不能激发人们创造历史的悲剧力量。虽然，前者不像它那样闪耀着美与善的动人光采，但其实体即使作为一种恶与丑的力量强行为自己开拓前进道路时，对于旧传统的摧枯拉朽的宏伟声势往往比后者来得更为壮观和富于成效。历史经常演奏这种美与丑的二重奏，善与恶的协奏曲，这就形成了一种逆向同归、相悖互依的二律背反现象。——从这一角度比较一下《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主人公，或许就不那么令人困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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