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如何查处黑窑事件
吴庸
媒体将山西黑窑事件曝光后，3位政治局常委委员作了批示，总书记作了批示，还有总理的单独批示。为什么高层如此关注？距28届奥运开幕只有400天了，一些国际力量对大陆中国人权状况不满，正鼓动抵制奥运。
黑窑事件的暴露突出地显示了大陆人权状况，当权者对此忧心忡忡，希望尽快扑灭这一事件的影响，才有急急如律令的批示接连下达。
要说高层对这种黑奴制度并无所知，媒体翻腾出来才大吃一惊，是不确的。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早在1998年就曾救助山西榆次市被骗窑工，推动全省150多名奴工脱离苦海，2006年又解救了河北沧州市黑窑工陈小平。他去年写信给温总理，建议全国开展整治黑窑活动，全面解救奴工，温家宝为此做过批示，不过最终却无声无息，不了了之。
这个“不了了之”是有象征意义的。
对高层来说，他们其实并不把这类奴工现象看作灭绝人性的丑恶现实而深恶痛绝，恰恰相反，这个政权与对人的奴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权依靠黑恶势力支撑的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些基层乃至中层的中共组织甚至被黑恶势力把持，成为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这类当权者已经黑社会化。
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权怎么会对揭发出来的黑奴制“彻底查清，严肃处理”呢？2006年温家宝的查处批示走了过场，2007年旧话重提，又决定查处黑窑事件，惩治“黑恶势力拐骗人口、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这样的决心有多少可信度，是大可质疑的。
当然，查处的声势还是要造的，但不可大造，以尽快弥平黑窑事件为度。于是，中央迅速组成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孙宝树牵头的联合工作组，“协调和指导”山西省的调查处理工作。
中央大员于6月15日抵达太原，先听取省府工作汇报，再研究制订工作方案，然后分赴运城、临汾、晋城，听取各该市府工作汇报。19日返京，20日出席国务院常务会议，汇报黑窑事件初步调查处理情况。21日返晋，22日在太原向新闻界通报黑窑事件情况。
这个紧张的日程说明，中央工作组基本上是浮在上面，听汇报，发指示，要求“司法机关快侦、快捕、快诉、快判”（孙宝树语）。他们认定，在3347户砖窑、用工92273人中，只有“少数黑砖窑存在不法分子拐骗农民工、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
这实际上是给黑窑事件定了调，后一阶段查处就围绕“少数”做文章。此时，被取缔的黑窑仅315户、解救奴工仅359人，雇佣童工的仅6个黑窑、12名童工，其中被拐骗的仅3名。这同坊间流传的《孩子被卖山西砖窑 400位父亲发出泣血呼救》形成强烈反差，也同记者付振中采访所得“在山西黑窑厂做苦工的孩子至少超过1000人”无法对应。
对这样的矛盾，中央工作组当然是绝不涉及、绝不过问的，他们在舆论面前只限于发誓：“坚决打掉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绝不让一个犯罪分子消遥法外”，而他们的实际作用则是把高层尽快平息黑窑风波的意图通过一定方式晓谕下属，协助地方做到“稳定压倒一切”。
这种精神，其实山西省委、省府大员心知肚明。在官场混迹多年，他们在察言观色、善辨风向方面并不逊色。不过，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这一事件被媒体曝光，用省长于幼军的话说，“在国内外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这个“很不好的政治影响”会不会使十七大时省委书记进不了中委、省长得不到提拔？
这是他们考虑的核心。
所以，按照中央精神尽快弥平这一事件，他们必然会全力以赴。于是，就有省长于幼军在媒体面前“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向山西人民检讨！”“作为一省之长，我难辞其咎，深感内疚和痛心”。
接着，成立“打击非法用工，解救被拐农民工专项行动领导组”，由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杜玉林任组长，全省各地均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又成立由公安、劳动、工会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运城、临汾、晋城进行督导。又发出《关于开展整治非法劳动用工和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的通知》，规定6月21-25日前受虐待的农民工“必须无条件解救，不留一个死角，不留一个被困民工。”
25日以后“发现有被拐骗民工没有被解救的，省委将按失职渎职处理有关市、县领导。”还层层签订责任状，明确职责，落到实处。真是开足了马力，用足了手段，国家机器夜以继日旋转，各级公务废寝忘食奔忙，由上到下忙得吃不下饭、睡不了觉。
其实，说穿了，这是虚张声势。各地黑窑一听查处，不少已将奴工转移或遣散，连人影都抓不到了。从中央工作组22日宣布的共解救奴工359人、童工12人看，查处力度大约也就限于这样的规模，不会出现什么奇迹了。雷声大，雨点小，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在这场雷声隆隆之前，山西一直大报“平安无事罗……”。他们对媒体揭发山西黑奴制形成的黑云压城之势毫无感觉。《孩子被卖山西砖窑 400位父亲发出泣血呼救》在大河网上贴出，点击率达31万，天涯杂谈转载，6天点击率超过58万，回贴3000多篇，而山西境内却是窑照开、砖照烧、人照打、狗照叫，日出月落，一切照旧。
6月7日，山西省公安厅网络监察处发现这个帖子，却未动声色；
6月8日临汾市委办公厅官员在网上发现关于洪洞县黑砖窑的报道，随即通知在外地的市委书记王国正，这才布置工会和公安部门了解情况。此时，洪洞县委书记高洪元正在临汾养病，接到临汾市委副书记的紧急电话才知道“出事了”，病也不养了，赶快回县研究对策。
6月13日，高洪元接到全国总工会调查组的电话，下午全总调查组就到达洪洞，高洪元才知道惊动了中央，“事情闹大了”。
此时，事件的中心广胜寺镇曹生村黑砖窑已人去窑空，连奴工住的黑屋也已焚毁，只剩一片瓦砾。县委在全总调查组督导下做出的决定是，用钱收买人心：按洪洞县月最低工资标准470元的3倍补发奴工工资，再送1000元慰问金。但工人己逃散，县府18日派出11个工作组分赴12个省市送钱。
据说为了稳定，不必算经济账。山西黑窑事件总得推出责任承担者，洪洞县“出事了”，当然拿洪洞是问，最高检察院、省检察院、市检察院组成三级工作组进驻洪洞县，按照“快侦、快捕、快诉、快判”精神，加大检察力度，要该县各级官员写出事件前后每天具体工作以确定责任。
奇怪，写出“每天具体工作”就能确定有无失职渎职行为吗？令人失笑。
截至6月22日，广胜寺镇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与指导员2人、镇工商所副所长2人、镇派出所警察2人被立案侦察。督导了多日，只拔出了这么6个小萝卜头。与此同时，公安部派出由刑侦和督察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到洪洞县对案件侦破实施督导。黑工头衡庭汉已逃逸，公安部作为B级通缉犯，悬赏两万元缉捕。3支中央一级的、具有实权的、威风凛凛的、甚为吓人的工作组压在这里，是洪洞官员从未见过的阵势，这回他们可尝到了“权大压死人”的滋味了。洪洞官场一时陷入恐怖中。
众目暌暌的洪洞县黑砖窑到底怎么样？《南方周末》记者朱红军采访到黑砖窑的收支情况，让我们见识一下。
窑主王兵兵2002年收益：烧石灰8000元，跑运输5000元，农业3000元，共1.6万元。2003年开砖窑，年产百万砖；2006年包给工头衡庭汉管制，年产300万砖，支付衡庭汉包工费11万元左右，王兵兵净利润应为10余万元。这在农村就是暴发户，众人眼红。黑砖窑无法制止的经济原因就在这个年净利润10余万元上，即使是百元一张的票子也要点一阵子，农民谁见过这么“阔气”！
这座黑窑所在的广胜寺镇机构庞大，一个小镇竟然设有“国土资源管理所”，设所长、指导员、副所长，工作人员；还有“墙改办”，干什么的？莫名其妙！这些人员的工资、福利，县财政并不负担，他们要靠农民（包括这些黑窑）养活，他们是附在农民身上的血吸虫。各种机构依各自业务范围以罚款方式向黑窑索贿。环保、工商、水利、公安、国资、墙改办等11个部门均是如此。
这是最底层的权钱勾结、权钱交易。上述情况无疑是一部最无遮拦、最无曲折、最无隐蔽的《官场现形记》。它向我们形像地显示了如今的政权是怎样地依附于黑色社会组织而生存。如果认真查处黑窑事件，严格追究容忍和怂恿黑奴制存在的责任，严厉追问权力何以不受任何约束而与黑恶势力勾结起来肆意掠夺经济与政治资源，那么，矛头必然直接指向中共极权制度。
逃避这种实质性查处，期望尽快消弥黑窑事件影响，再次蒙混过去，就只能走过场、糊弄人。
请看看中央和省市三级检察组联合起来只揪出6个小萝卜头吧，我们不免要问：这玩的是什么把戏？这就是“金蝉脱壳计”，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在查处黑窑事件中一心一意玩的就是“金蝉脱壳计”。
即使是“金蝉脱壳”的查处，也使洪洞县官员惊慌失措，举止失度。县委书记高洪元“吃什么都不消化，每天就靠中药维持着”。
县长孙延林说：“如果对我本人处分”，此时他略作停顿，然后说：“我听组织决定吧。”
广胜寺镇镇长许金铁听记者问他“如果你被免职，你作何感想”，他长久低头不语，再抬头，已是满眼泪水。
这是洪洞《官场现形记》最生动、最传神的一笔。
是啊！“权权权，命相联”，这个起兴于“文革”的口号直到现在依然是众官吏的行路指南。权力，哪怕是一个镇长的权力，是多么宝贵呵！
写到这里，这篇《且看如何查处黑窑事件》应该煞笔了，因为，香港《南华早报》披露：许多黑窑事件受害者，特别是孩子的家长受到政府官员施加的压力，禁止他们向新闻记者介绍所知道的一切；受害者的辩护律师收到禁止同新闻记者接触的命令。
这一信息才显示了当局真正的认真态度，这才是“查处”这出戏的压轴之作。由此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最近公开的纸质媒体基本上断绝了对有关黑窑信息的传播，有关黑窑事件的评论也在偃旗息鼓。
现在只能等待这出戏闭幕后众官员出场谢幕了。
我不放心的是，那位郑州市民羊爱枝、一位丢失幼子的母亲，她的孩子找到了吗？我把她的话引述在下面，让国人听听一位寻找失踪幼子的母亲的哀告：
“今年3月18日，16岁的儿子突然失踪后，我就开始四处寻找。我找了几百个网吧，张贴了几千张寻人启事，但一直都没有音信。4月初，我听说我们这儿有孩子从山西黑窑厂逃回家后，我就怀疑儿子是不是也被拐骗到黑窑厂了。我就开始到山西寻找，跑遍了运城、晋城、临汾等地100多家窑厂，这些窑厂内的确有很多孩子在做苦力，就是一直没有见到我的儿子。窑厂的孩子们蓬头垢面，赤手光脚，砖车拉不动时，监工就在后面用鞭子抽。在这期间，一些孩子偷偷地塞给我纸条，上面写着他们家的地址和电话。回到郑州后，我按照纸条上面的联系方式通知孩子们的家长，已经有近百个孩子被解救回家。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我的孩子。看到那些孩子受到那样非人的待遇，我心如刀割，我的孩子肯定也在和他们一样受罪。”
是的，这些孩子在郑州市被人贩子硬拽到车上、被骗到车上、被迷药麻醉后扔到车上，然后运往山西黑窑以人均数百元价格卖掉。
这位母亲说：“我心如刀割”，多么痛切的陈述！请读者想想，权威的中央联合工作组确定山西前一阶段只有6个黑窑雇佣12名童工而且只有3名是被拐骗的。他们不会听到羊爱枝的声音，也没有兴趣听羊爱枝的声音。
6月11日，羊爱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敬爱的温总理”发出求救信：“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
无助的呼吁，殷切的期望，作为丢失幼子又寻找无由的母亲，只能恳求上苍“敬爱的温总理”了。
凭当局的实力，给羊爱枝一个切实的答复应是不难的，然而，温总理听到这位母亲的悲怆之音了吗？当局有这个兴趣为一个百姓去费力吗？答案就写在中央联合工作组组长、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孙宝树的冷酷的脸上！我以他这张冷酷的脸的定格，为《且看如何查处黑窑事件》画上句号。
附言：《南方周末》记者马昌博撰写的《“黑砖窑”风暴眼中的山西官员》（拙文不少材料出自这篇文章）生动地刻划了黑窑事件中的官场动态。剧作家如有兴致，完全可以据此构思一个独幕或多幕剧本：《红色钦差大臣》。有志者盍兴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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