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其实，我也是一个演员
：游走游走游走游走
“山西奴工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令人瞠目，令人气结！自认为自己的想象力并不差，尤其对黑暗的想象力并不差，对丑恶的想象力并不差，但黑暗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丑恶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仍然是自己做梦都不曾料到的。
那样的监工，那样的窑主，以及躲在窑主背后的形形色色的后台老板，他们还是人吗？用禽兽来形容他们，我认为一点也不夸张。甚至禽兽不如，因为禽兽不可能这样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吃人，并且把吃人形成为一个产业链。”
这是笑蜀先生在《山西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叛乱》中精彩言论。言论中表现出来的莫名的惊诧，异常的兴奋，出奇的愤怒，让读者如我者记忆深刻。
不过把山西黑窑事件的本质说成是叛乱，我却不甚明白。什么是叛乱呢？一般是指公开反对现政权的行为，通常还有武装行动。象山西黑窑主这样，一经曝光就作鸟兽散，也敢称叛乱？
什么是本质呢？我们经常说透过现象看本质。比方说雷声和闪电的现象是强烈的光和巨大的声音，本质是带电云团之间的放电。具体到黑窑事件，现象是限制人身自由和强迫劳动，而本质，从历史上英国的羊吃人、美国的黑奴、尼泊儿的童工、旧社会的包身工，大家应该可以看出端倪，不必我多说了吧？
山西黑窑的源头在哪里？大部分网友都提到广东的血汗工厂。我认为这个论断是很正确的。
假设你是一个不甘贫穷的山西农民，你看着广东人走私贩私发财了，看着广东的黑社会发财了，看着广东人发展黄赌毒发财了，你怎么想？准备怎么办？
假设你是一个不甘贫穷的山西工人，你的正规国营工厂，在广东血汗工厂的竞争下和在走私物品的打击下倒闭了，你看着广东的血汗工厂主发财了，看着广东工厂偷税漏税发财了，你怎么想？你准备怎么办？
于是，黑砖窑就诞生了嘛。
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的gdp贡献巨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利润大部分流向了境外也是事实吧？广东同时也是全国走私贩私的发源地，黑社会的发源地，黄赌毒的发源地，血汗工厂的发源地，偷税漏税的发源地，这也是公认的吧？
对于充满正义感的笑蜀先生，我主观认为，他对广东的走私贩私、血汗工厂，应该是深恶痛绝吧。可是，我发现我错了。
笑蜀先生在最新力作《为了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中，对广东大力发展走私贩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甚至提高到了执政党兑现对人民承诺的地步！
执政党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承诺？
为了挤垮自己正规经营的国有企业，执政党承诺大力发展走私贩私？承诺大力发展血汗工厂？承诺对血汗工厂的偷税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让人民安居乐业，执政党承诺大力发展黑社会？承诺男人民进血汗工厂？承诺女人民上大街卖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原始资本主义难道是一个东西，两个名字？
原始资本主义因为其充满血腥的特点，已经被西方抛弃，结果被我们换了名字捡了起来，笑蜀先生认为，这就是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
我们不得不重温一遍笑蜀先生义正词严的声音：“山西奴工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令人瞠目，令人气结！自认为自己的想象力并不差，尤其对黑暗的想象力并不差，对丑恶的想象力并不差，但黑暗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丑恶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仍然是自己做梦都不曾料到的。
那样的监工，那样的窑主，以及躲在窑主背后的形形色色的后台老板，他们还是人吗？用禽兽来形容他们，我认为一点也不夸张。甚至禽兽不如，因为禽兽不可能这样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吃人，并且把吃人形成为一个产业链。”
可是把山西黑窑换成广东血汗工厂，笑蜀先生的态度就是180度大转弯！
我不得不怀疑他的莫名的惊诧，异常的兴奋，出奇的愤怒-----是真的吗？
如果要选华人圈最佳演员，我会投两票。
第一票我投给周星驰，他的名言是：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第二票我投给笑蜀先生，他的名言是：其实，我也是一个演员。
山西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叛乱
笑蜀
（本文放弃版权，欢迎转载）
山西奴工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令人瞠目，令人气结！自认为自己的想象力并不差，尤其对黑暗的想象力并不差，对丑恶的想象力并不差，但黑暗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丑恶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仍然是自己做梦都不曾料到的。
那样的监工，那样的窑主，以及躲在窑主背后的形形色色的后台老板，他们还是人吗？用禽兽来形容他们，我认为一点也不夸张。甚至禽兽不如，因为禽兽不可能这样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吃人，并且把吃人形成为一个产业链。
而且他们吃的不是普通人，他们吃的是孩子，是那些乳臭未干，本来应该享受呵护、享受温馨的孩子。他们却被诱骗和绑架到黑窑，在监工的皮鞭下，在狼狗的环伺下，披星戴月地劳作，饥寒交迫地劳作。他们连奴隶都不如，在监工的眼里，在窑主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会说人话的动物而已，不过是牛马而已。
这是比奴隶制还要黑暗、还要丑恶一万倍的黑暗和丑恶。而这样的黑暗和丑恶，竟发生在现代文明世界，发生在当下中国！这是对所有中国人的羞辱，甚至可以说，这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羞辱！！！
就不提博爱了吧，纵然可以对他人的生死不闻不问，但，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能够容忍自己的孩子落到那样的境地？但只要那样的奴工产业链存在，谁又能够担保，自己的孩子不会突然哪一天从自己的身边消失，而落入黑窑的魔爪？
那样的奴工产业链，因此不止是对所有中国人的羞辱，不止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羞辱，更是对我们，对看起来与此事似乎不相干的每个人的潜在威胁，亦即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没有哪个人应该置身事外。
不单奴役人，而且奴役少年儿童，这是对人道的彻底颠覆，这是对于国家统一法制的彻底颠覆。这是一场叛乱，没错，这的确是一场叛乱，比打家劫舍更严重的叛乱，跟孙二娘与张青在十字坡开店卖人肉包子一样血腥的叛乱。
这场叛乱显然提示我们，当地事实上已经出于一种紧急状态。奴役罪——这个文明世界最重的罪——在当地此起彼伏地发生而得不到遏制，说明当地已经不存在任何有效的治理，甚至已经不再属于文明世界，而已经沦陷了，成了那些吃人的禽兽们啸聚的山林。
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权利质疑当地基层政府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我们有权利质疑当地官员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适用举证倒置，如果当地基层政府以及当地官员不能以确切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当地全部的奴役罪行毫无干系，那么我们就有权利宣布他们有罪，即便法律不这样宣布，我们也有权利在道义上这样宣布，我们就有权利，把当地基层政府、把当地官员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让他们的子孙千秋万代地为他们蒙羞！道理很简单，那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维持的奴工产业链，没有公权力的配合，是完全无法设想的。
所幸，毕竟是朗朗乾坤，那样的人类毒瘤不可能永远逍遥于舆论的阳光之外，那些令人震撼的黑幕，终于大白。因为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国家机器终于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解救开始了，调查开始了。这固然是不幸中之万幸，但是这还不够。如前所述，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这不是普通的法律事件，这在本质上是一场叛乱，这场叛乱威胁着我们的公共安全，威胁着我们的社会秩序，威胁着整个的文明世界！对这样的紧急事态，必须运用雷霆之手段，予以迅速处置！换句话说，既然是叛乱，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动用国家暴力，对所有黑窑如秋风扫落叶予以彻底摧毁！对所有监工、对所有黑窑股东和老板，予以坚决镇压！对于所有后台老板，即便他们躲到九霄云外，即便他们老到风烛残年，也要把他们揪出来，该进监狱的进监狱，该上绞架的上绞架，一个也不宽恕！
国家的职责是什么？国家的职责主要就是保境安民，就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和基本尊严！为了每一个家庭的欢聚，为了每一个孩子的欢颜，国家机器的铁拳应该朝着黑窑高高举起，把它们砸成粉碎！！！
为了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笑蜀
改革开放是一条宽阔的大河，气势恢宏，却也凶险莫名。多少潜流翻涌，多少暗滩密布。这样的大河之旅，因此决无可能是一次轻松的度假之旅，而毋宁说是一次空前的政治历险和精神历险。
1985年9月，任仲夷在大连休假。这时他已从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上退下来。一天，他外出散步，路到尽头，他却不肯回头，而是猛然一跳，跳到了下面的断层沙滩上。尔后他朗朗大笑：“我终于安全着陆了！”
是的，他终于安全着陆了，没有像他在福建的老战友项南那样遭到重创，没有像他在海南的老部下雷宇那样蒙受奇冤。当然，更没有像他的很多老领导那样，在后来的政治狂飙中悲壮地沉没。
他终于安全着陆了。但他并没有止步。他甩开卫士，在沙滩上深一步浅一脚地蹒跚独行。纵然已是老病之躯，纵然只能挣扎着前进，他也决不回头。他知道，前面就是大海。
他的背影最终融进了大海。夕阳下，大海金星狂舞，充满了梦幻和诱惑。
公开主张政治民主化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有两艘航船——一艘是广东号，一艘是福建号，那么，任仲夷和项南无疑都是最优秀的船长。
而这样的船长之梦，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在任仲夷心中萌芽了。那时他正在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他向中央政府主动请缨，要求在大连办特区。大连特区没能落地，但他卓越的船长素质，却已经在真理标准讨论、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风云激荡中，脱颖而出。所以，以广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从广东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最高决策一经形成，广东号船长的使命，就无可争辩地落到了任仲夷的肩上。
而这个船长之梦，决非心血来潮。
文革中，任仲夷跟整个民族一样在劫难逃。那张将满脸墨汁的任仲夷揪斗于万众之前的著名照片，既是他个人受难的经典记录，也是整个民族受难的经典记录。经历过文革劫难的老干部，莫不大梦初醒而迅速成熟。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成熟方式。一种成熟是看破红尘，理想主义自此云散烟消，一心只为稻梁谋，不择手段地疯狂地追逐个人利益。另一种成熟恰恰相反，它完全超脱了个人的际遇，而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反思整个民族的苦难，反思自己的历史责任，逐渐回归赤子之心。如果说前一种成熟不乏市场，那么后一种成熟同样大行其道甚至可以说已成风尚，因此才有了现在颇具规模的自号“两头真”的老干部队伍。
任仲夷是这支队伍的重要代表人物。
任仲夷怀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掌握全国政权之前，共产党对全国人民承诺的民主、自由和富强。他主持平反的张志新冤案，则可能是对他最强烈的震撼。他曾在看过张志新卷宗后这样气愤地断言：“无产阶级专政变了质，就会成为法西斯”。文革的血色悲剧生动地证明，不能兑现承诺，就必然走向承诺的反面。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些承诺，青年时代的那些梦想，从此在他的心中复活。1979年，当人们还只是谈论四个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现代化时，他已经公开主张政治民主化。在中共辽宁省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他明确强调：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化。没有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化，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样的主张，在当时应该是石破天惊吧。任仲夷却视为平常，因为他坚信，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逻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党一直是民主潮流和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
文革标志着背叛承诺的道路是一条死路，我们民族需要突围，需要找到一条新路。那条新路，应该以兑现承诺作为总方向。这样的信念，任仲夷至死不改。逝世前一年，他还如此喃喃自语：
“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富强的国家吗？”
他这样不断地自我拷问。青年时代的梦想，一直在他的心中砰砰作响。
创办大连特区的建议，刚巧跟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同时发端。经历了文革劫难的任仲夷，太需要一块试验田，来种植青年时代的梦想了。但是，大连或许不是最适合特区试验的地带，特区那个圈，最终划到了中国的南海边。广东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旗舰。
任仲夷由此登陆广东。
率先主张发展私营经济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郑炎潮至今记忆犹新。1982年，他从他那篇有争议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抽出最关键的一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就径直寄给了任仲夷。他本人对有没有回音并不抱期待。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不到一个星期，任仲夷约他长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那次长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无拘无束，坦诚而畅快。任仲夷对他的研究给予高度肯定，并表示：“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而此时，“私”字在中国还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名词，何况“私营经济”。郑炎潮的毕业论文之所以引起争议，原因正在于此。那时人们最多谈谈个体经济，甚至就连“个体经济”，事实上也带有某种耻辱的印记。任仲夷却毫不含糊，不仅在观念上完全认同，而且要写进公共政策之中，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舵手的思想有多远，广东改革开放的航船就能走多远。广东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在短短两三年里迅速打开局面，进而带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任仲夷思想的奔放和开阔，无疑是息息相关的。
但这不可避免地要触怒一种势力。风暴接踵而至。
已知的最狂野的飓风，爆发于1982年。广东成了某些人眼中的异端，特区深圳更是异端中的异端。据说有人参观深圳之后大哭一场，说深圳除了国旗是红的，其他全都是资本主义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以反走私贩私、打击经济犯罪为由头整肃广东的政治风暴，就这样拔地而起。
风暴在1982年初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达到高潮。某领导人在会上扬言：“对反走私贩私的活动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着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广东一位与会者后来回忆：这段话他当时听得背心发凉。
甚至还有领导人扬言，这是不是运动的运动，要整掉一批，杀掉一批。
压力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当任仲夷奉召进京时，胡耀邦建议他向中央检讨。任仲夷想不通：自己一直忠实执行中央政策，有什么理由做检讨？对此胡耀邦也说不清楚，而只能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我都检讨了啊，你不做检讨行吗？”
党的总书记都不能不做检讨，压力竟大到这样的程度。还不止此，当一位已退居二线的老一辈领导人召见任仲夷，当面倾泻雷霆之怒时，邓小平也在座。然而，就连邓小平，此时也不能不抱以沉默。
任仲夷成了风暴的中心，成了迁怒的全部目标。一位领导人甚至公开责问：“任仲夷是不是共产党员？”
稍后，任仲夷被提名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被人家毫不犹豫地否决了。
泰山压力不弯腰
任仲夷付出了代价，但这毫不足怪。早在他去广东赴任之前，老战友杨易辰就对他说过：“此去广东，你不是立个大功，就是犯个大罪。”作为开拓者，风险之大谁都看在眼里。而据任仲夷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任在广东期间，“始终有人盯着”。
任仲夷当然就更明白了。当他奉召进京检讨，胡耀邦告诉他，中央政治局对广东不放心，他后来直率地承认：“其实，就是对我不放心嘛。”
泰山压顶。但是，任仲夷不肯弯腰。
任仲夷奉命回广东整改，实际上是要他“戴罪立功”。如果只考虑个人仕途，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惟上，你怎么说我怎么做，甚至我做的比你说的更严厉。那就真的要整掉一批人，杀掉一批人。这样反戈一击，任仲夷的个人风险固然能够化解，但是，广东的改革开放形势，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就不免要逆转了。
用牺牲改革开放的大局来挽救个人的政治前途，任仲夷坚决不做这种事。
任仲夷回到广东，奉命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为广东的改革开放“纠偏”。绝大多数地方干部都是战战兢兢而来，甚至有人把铺盖卷都带来了，来了就不准备回去了。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整个会议和风细雨，波澜不惊，他们预想中的“杀气腾腾”连个影子都没有。任仲夷开宗明义，强调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他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更要承担责任。他宣布下面的干部是好的，只要不是违法犯罪，要允许下面的干部犯错误，对有成绩的干部更应该鼓励。与会地方干部莫不喜出望外，一时人人欢腾。后来任仲夷对谷牧介绍这次会议时，风趣地说：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他就改了一个字，把“杀”字改成“热”字，结果就热起来了。
尽管在全国范围，那时已很少再提什么改革开放了。但在这次会议上，任仲夷仍然宣布：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广东要“排污不排外”的著名口号。
广东的改革开放因此有惊无险，继续破浪前进。而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风险，都由任仲夷一个人来顶。他用自己全部的政治生命做赌注，顶住了压力和风险，为广东的改革开放顶出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1984年1月，邓小平到广东过春节。照规定，任仲夷只有二十分钟时间向邓小平汇报。他抓住这个机会，集中介绍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就，引起邓小平的强烈兴趣，会见比预定时间多出一个小时。邓小平随后决定视察深圳特区，并对视察结果非常满意，回到广州后，终于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个辩论性极强的题词，显然是有所指的，是别具深意的。一位当事人对此曾有精辟总结：
“仲夷同志的重大贡献是，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对改革开放能够坚持，顶着巨大压力，坚定不移，使小平同志来视察的时候有实际成绩可看。如果仲夷同志当时不坚持，自己承受的压力固然会小一些，但后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改革开放和创办特区是正确的。他如果退一步，内地就会退的更远。那时持反对意见的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把错误的东西反对掉了。”
广东改革开放能有今天，中国改革开放能有今天，任仲夷的贡献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他的确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政治家，一个有担当的政治家。不愧是一个铁打的硬汉子。
生命不休 探险不止
1985年任仲夷安全着陆。但是，船长的天性，注定了他不可能让自己停顿下来，他还要继续搏击风浪，继续他的探险之旅。只不过，他主要不是在现实政治中探险，而是主要作为一个思想家在精神领域探险。他的思想，因此完全超出了他的身体所在的时空的限制，而真正地融入了大海。
任仲夷的晚年思想，深沉博大，主题一言以蔽之，无疑是怎样让中国的政治体制安全着陆，真正走向政治民主化，从而让每个人的天赋权利都在事实上不可侵犯，让每个人都真正能拥有生命的自由和尊严。他排除一切干扰，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直到临终前，他还在谆谆告诫儿孙：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反复对儿孙强调他集毕生经验总结出来的三个真心反对：腐败要真心反对！讲假话不讲真话，也不让别人讲真话，要真心反对！极左路线的血的教训不彻底吸取，彻底纠正，要真心反对。青年时代的梦想就这样一直陪伴着他，直到最后一刻。
中国是一个很多政治、很多政治人物的国家。但是，真正让人们记得住，真正在历史上站得住的政治人物并不多。任仲夷则是这样不多的伟大政治家之一。始终怀有梦想，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梦想，始终践行着自己的梦想，代价再大也无怨无悔。任仲夷因此是以崇高人格而让人们记住，而在历史上站住。他因为梦想而伟大。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9日。发表时有删节。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