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制度和权力结构上杜绝地方官员的不作为与乱作为
（本文仅属于理论探讨）
田忠国
中国的乱象来自哪里？我以为一是来自权力的资本化，二是源自于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也就是说，在该作为的时候，比如说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时，却光空喊口号，空造声势，却不真正执行，不真正落实，但对于中央明令禁止的，总是千方百计撕开口子，胡乱作为，或许，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张志国了。我不知道中央意识到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在我看来，如果任其下去，必然给党和共和国的生命带来严重的威胁。
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给了地方官员抗拒中央指示的胆量？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回顾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权力资本化的过程。或许，最初做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经济发展的问题必须解决，但随着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子不断深入，原先由暗地里的权力资本化，逐渐显现出以制度的形式，在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动下，摆到了中国各级政府的桌面上。 由此而起，一个巨大的官员利益的网逐渐形成。
表面上看，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官员们的思想跟不上中央的要求，其实，往深里一想，人们会发现，什么样的力量才使有的官员冒着丢官的风险而拒不执行中央的治国策略呢？我想，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利益。在这个巨大的官员利益之网中，由于利益因素使官员们有了抱团的意识，正是因为如此，当有的官员以为他们的团足可以抵抗中央时，各种乱作为的现象就出现了。
官员的乱作为，只会导致官逼民反的现象出现。
从中国历史上看，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莫不与官员乱政有关。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走出“政息人亡”的怪圈，似乎只有从民主制度与权力制约结构上下功夫。
建立民主制度的关键，我以为一是限权，也就是说，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怎么做，之后是必须怎么做和必须怎么做得更好。二是扩权，也就是说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使人民有权利反对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三是县级以下的主要官员全部民选。
有人可能以为，中国还不适应民选，但从台湾近期的民选结果看，台湾人民的政治智慧比当权者高，因为他们适时的使用了自己的民主权利，阻断了台独势力的不智行为。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民众反对的不是中央，而是反对地方官员不执行中央的指令，自己另搞一套。由此可知，中央的宗旨与民众的诉求是一致的，如果现在适时的推进民主进程，落实十七大提出的政治蓝图，或许是正当其时的最佳选择。
当然，中国的民主不是西方化的民主，而是中国化的渐进式民主，也既，在县级以下实行民选。实行民选后，官员们也可能乱政，乱政的防线应该如于建嵘先生所提出的方案：把司法权收归上一级政府，或由中央统一管理，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在条件尚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多党竞争存在比较大的风险，但可以实施多党派监督，这样可以把风险降低到最小的范围，又可以有力的扼阻权力欲望在中国大地上的恣肆横行。
其实，扼阻不了权力欲望的恣肆横行，党和共和国就无宁日。
祸生于乱政，乱政生于权力欲望。
中国的大部制，如果不在权力结构上和权力制度做足限权与放权，或许，大部制运行之日，就是新问题层出不穷之时。
因此，我以为，中国不能寄希望于官员的道德素质，只能寄希望于权力制度、权力结构和民主制度的并列运行。
或许，只有把这三点做好了，党和共和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008年1月1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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