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如此“理性”地急于为贪官辩护？
——评中国青年报《高喊杀贪官与骂街何异 理性反思豆腐渣教学楼》一文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所居住的城市里，街道两旁一排排的银杏树、黄桷树上都系上了浅黄色的黄丝带。清风中，随风飘动的黄丝带，寄托着人们对5．12汶川大地震中死难同胞们的哀思。
是的，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了，我想到了那些在大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们，尤其是那些伤残孤儿们，今天会如何度过呢？不仅今天，包括过了今天以后的平淡的每一天里，又将如何艰难地度过呢？
唉——，大地震中为何会有众多的教学楼垮塌？为何正值花季的少年们会惨死于自己求学的教室里？看着照片中那些胸前抱着自己孩子的遗相失声痛哭的父母们，我的心情无比悲愤和压抑，有一种胸闷窒息的感觉。可怜天下父母心哦！
而就在今天，就在这正值“六一”儿童节的今天，堂堂《中国青年报》居然刊登了刘瑜的《高喊杀贪官与骂街何异 理性反思豆腐渣教学楼》一文，以所谓理性的名义，公然“理性”地为贪官开脱，公然“理性”地急着为贪官们为辩护了，字里行间充满着“理性”的冷酷无情。看完此文后，让人不禁悲从中来。我忍不住要质问《中国青年报》和刘瑜：你们有良心吗？你们真是“理性”的吗？你们真能代表“理性”吗？你们是站在谁的立场上的“理性”？是为贪官开脱的“理性”？还是关爱普通民众的“理性”？失去子女的父母们能接受你们如此冰冷 “理性” 的所谓法治精神吗？！
刘瑜，你说“我确实想不出来这事具体应该怪谁”——大地震中，许多紧挨着教学楼的房屋没有垮掉，单单是教学楼却瞬间垮塌了，夺走了里边众多孩子鲜活的生命。对这些现象为何发生？结果该由谁（或多少个谁）来承担责任（或连带责任）？在你在没参与或实际经过认真调查取证、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仅靠你坐着“想”就能“想”出来了吗？！其次，你怎么能轻易地说“怪谁”呢？这个“怪”字的主观意味特浓，刘瑜一用“怪”字就已经同时否定了“怪”的主体的正当合理性！面对5．12汶川大地震如此重大的灾难，面对如此严肃的“问责”问题，你怎能轻易地用“怪”字呢？！面对着众多失去孩子的父母们，你就忍心首先设下这“怪”字的陷井吗？！这些悲痛欲绝的父母们在“怪”谁了？！他们只是自发地想为自己死去的儿女尽可能地讨个公道，安息其在天的亡灵。同时，也是自然地为活着的孩子们争取正当权益——但愿同样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这难道也错了吗？！
刘瑜，你在文中列举了法律责任很容易界定的4种情况后，接着又说“不知道倒的楼里有多少合乎上述几种情况”——你自己都承认自己连基本的情况都没摸清楚，为何就急着要“理性”地展开对“贪官”们的辩护呢？！是急于展示你的“法治精神”和精英学识吗？其实,现实中真不缺少象你这样的精英。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作出相应的安排部署，组织了专门的调查组在对垮塌的教学楼进行调查取证了。你自己若不能实际到现场去进行大面积的调查取证的话，建议你还是静静地等待调查结论出来了，再“理性”地为“贪官”们开脱辩护也不迟。或者，你若实在等不急的话，你也可以象我的一位退伍军人朋友一样，在5月12日地震的当晚就主动请缨，随预备役团深入地震重灾区，在余震与暴雨交织中，在垮塌的教学楼现场，用自己的双手救援废墟中残存生命的同时，感受教学楼质量的真实情况。遗憾的是你没有这样真切直观的感受，你若有这样的直观感受的话，相信你是不会如此“理性”地急于为“贪官”们辩护的。
刘瑜，你在文中说“不是我不想站出来骂人，实际上骂人的造型又痛快又叫座，但我觉得对于媒体和关心公共领域的人而言，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和骂人的勇气一样重要”——我要告诉你，面对众多死难的儿童，面对失去孩子的父母们，这首先不是“痛快”、“叫座”或“勇气”的问题，而是你首先得摸着自己的胸口，自问你自己还有无良心、爱心和同情心的问题。还有，你怎么能把普通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定义为“骂”呢？更具体的说，你怎么能把失去孩子的父母们对贪官的痛恨定义为“骂”呢？退一步说，就纵然是“骂”了，此情此景下的这种痛“骂” 难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吗？可是，你刘瑜一用“骂”字就把自己摆在了你所“骂”对象的对立面，就露出了你“法治精神”下冰冷无情的面容，露出了你假“理性”的真面目。
刘瑜，你说“理性反思和骂街反思的区别就在于，只有前者才能推导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刘瑜，你逼迫我告诉你这二十多年来亲眼所见的一些事实：在现实中，你所谓的“理性反思”常常只能是有关专家、学者或官员们写点不痛不痒的研讨文章，选个风景名胜区开些可有可无的研讨会或座谈会，这些研讨文章、研讨会或座谈会中也会提出一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可惜常常就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落不到实处。与此相反的是，人民群众自发的“骂街反思”还常常能集群众智慧自然推导出一些具体的建设性建议，并以一种民众的集体的力量，实实在在推动这些建议的具体落实。同时，人民群众自发的“骂街反思”也会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落实，让一些罪有应得的贪官最终受到应有的道德裁判和依法惩处，达到纯洁我们的党员队伍和国家公务员队伍的目的，从而促进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刘瑜，你在文中说“那好，全中国人都可以顶在这个逻辑下面，啥也不干，干也不好好干，以骂街为职业了”——你怎能如此简单、绝对地推理呢？难道普通的民众监督“贪官”就真是错了吗？难道民众就不该具有并行使这样的监督权吗？难道民众就不能一边好好地劳作，一边好好地监督贪官了吗？如果民众不实际行使自己的监督权，你后边接着说的“本着法治精神，我却觉得任何惩戒都必须清晰到：什么证据表明，谁，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违反了哪条法律”会自然落到实处吗？会有任何现实意义吗？！不用回答了，结果是傻瓜都知道的。
刘瑜，你在文章的结尾特别以“法治精神”为矛，直刺“阶级斗争”，可你把阶级斗争简单地曲解为以“某种‘集体身份’可以成为评定其‘罪行’的依据”——真不知是你无知，还是有意为之。现在，经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仍然有“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明确表述，因此谈阶级斗争并不违反宪法，我就不想在这方面批驳你了，相信无数有良知的网友和普通民众会在适度的范围内向你请教的。可是你刘瑜也实在是做得太出格了，你居然借着“法治精神”就接着把我们有五千年光辉灿烂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说成是“这个几千年来在‘暴政’和‘暴民’之间循环梦魇的民族”——刘瑜，你还是个中国人吗？你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吗？在你的内心中有作为一个中国人起码的仁慈、友爱与自信和尊严吗？！
5．12汶川大地震后的“六一”儿童节这一天，胡总书记特意为中国少年儿童题写了十六个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务请在《中国青年报》投稿的刘瑜在抱着自己理解的“法治精神”不放的同时，务必要同时深刻领会胡总书记题写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字里所内涵着的中国人的精神。
附：2008年6月1日《中国青年报》所刊登的刘瑜的文章《高喊杀贪官与骂街何异理性反思豆腐渣教学楼》
家长为孩子之死心碎，呼吁查豆腐渣工程元凶。
中央政府说要严查。
查到校长，校长说我们早把教学楼检修建议上报教育局了。
查到教育局，教育局说，我们早把检修报告上报市县领导了。
查到市县领导，领导说，我们也没钱啊，某某文件上说盖教学楼的费用就是×××元一平方米，教育经费就那么点儿，我们能怎么办啊，跟省里要省里也不给啊。
查到省领导，领导说，中央本来就规定教育经费是市县级自理嘛。
查到建筑设计师，设计师说，本来本地教学楼抗震标准就是7级，它来个8级，我有什么办法。
查到施工队，施工队说预制板是容易塌，它不是便宜吗？预算就那么点儿，我们能怎么办。
查到验收员，验收员说甲方催着要货，哪有那么多时间仔仔细细地查？
我写这些，并不仅仅是嘲讽“官僚推诿”，而是我确实想不出来这事具体应该怪谁。校方、教育局、县市领导、省领导、设计师、施工队、验收员……好像都有道义责任，但却说不清谁应该负法律责任。归根到底，长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倒真是一大“罪过”。
以下几种情况下法律责任很容易界定：1)施工方刻意“偷工减料”以提高利润，那么施工方和验收方应该付法律责任；2)设计方马马虎虎，没有按照法定抗震标准设计，那么设计方和验收方应该负法律责任；3)教育局和地方政府贪污或者挪动校舍建设资金，或者接受贿赂将工程包给不合格的建筑商，那么相关官员要负法律责任；4)在具有资金和能力的情况下，官员面对下级的“危房”报告采取“不作为”行为，那么他们也应该负法律责任。
不知道倒的楼里有多少合乎上述几种情况。
很多人在“豆腐渣教学楼”问题暴露之后群情激愤，这种心情在灾民，尤其是有孩子伤亡的家长当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既然要反思，就要理性反思。不少人简直像亲眼见到“贪官”从“施工队”手里收取贿赂似的言之凿凿，但我宁愿在以下事实清楚之前暂缓定论：校舍倒塌面积和当地其他大型建筑倒塌的比例比较；倒塌校舍的建校时间和当地抗震标准出台时间的对比；当地抗震标准和倒塌建筑实际抗震标准；当地校舍建筑投资标准和实际投资数额。不是我不想站出来骂人，实际上骂人的造型又痛快又叫座，但我觉得对于媒体和关心公共领域的人而言，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和骂人的勇气一样重要。
理性反思和骂街反思的区别就在于，只有前者才能推导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是否要修改抗震标准；是否要改变教学楼的建筑格局；是否要改变各级政府间的教育投资结构；如何提高公共建筑“施工队”的招标透明度和“验房员”的资格审核标准；如何加大基础教育资金投入及其使用的透明度；如何尽快系统检修地震带现有的教学楼……而骂街反思的结论一般只有一个：杀一批贪官。
很多人遇事喜欢笼统地高呼“杀贪官”，我却觉得这些个豆腐渣工程，反映出中国各行各业都缺乏职业道德。一个验房员不尽职尽责地好好验房，也要怪“贪官”吗？您可以说“归根结底来说还是要怪贪官……”，那好，全中国人都可以顶在这个逻辑下面，啥也不干，干也不好好干，以骂街为职业了。很多人还常常觉得“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问题，当年朱元璋杀那么多“贪官”，最后杀出一个无比腐朽的大明王朝。本着法治精神，我却觉得任何惩戒都必须清晰到：什么证据表明，谁，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违反了哪条法律。
法治精神和“阶级斗争精神”的区别在于，只有个体的行为、而不是他所属的某种“集体身份”(“地主富农”、“当官的”、“房地产商”、“经济学家”、……)，可以成为评定其“罪行”的依据。只有真正的法治精神，才能拯救这个几千年来在“暴政”和“暴民”之间循环梦魇的民族，只有法治。(刘瑜) (来源：中国青年报 0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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