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比个别词句更需要实践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一切路线方针、政策法令等等）的唯一标准，这一点通过1978年间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在全民族中达成了历史性的共识，并引发了使中国面貌一新的改革开放。

遗憾的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所达成的民族共识，一直停滞在当年的水平上，并未与时俱进。至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需要实践检验和发展创新的，并不是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而只是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最多加上个别纲领和个别原理。也就是说，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适用于所有真理中的每个真理，却不适用于每个真理中的每个部分；适用于作为马克思主义皮毛的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却不适用于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尤其不适用于作为马克思主义两大基石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

正因为这样，源于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之历史局限的那些体制和观念，尤其是源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之历史局限的那些拟制和观念，就越来越成为不容碰触的禁区，逼使改革步伐和立法进程，一次次绕道而行，偏离预期的方向而导致曲折和反复。

 其实，马克思或恩格斯本人从不认为自己学说中需经实践检验的，不包括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而只是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例如《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即使在宣告“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这种特殊场合，马克思仍然首先声明：“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根本没想到是否要先看一下，这种批评所针对的究竟是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还是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恩格斯则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这里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岂会不包括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尤其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两大发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只包括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

从唯物认识论的立场来看，马、恩学说所描述的，只是马、恩对于种种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而并非种种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之本身。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马、恩的认识跟作为他们认识对象的种种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相比较，势必存在这样那样的差错。后人因为社会需要和条件改善，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把这种前人或自己认识上的差错一步步地不断纠正和缩小，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将所有的差错绝对消除。因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作为认识主体的任何个人乃至整个人类都是有限的，而作为认识客体的宇宙及其不断变化的万事万物却是无限的。所以对于任何个人乃至整个人类来说，主观认识与客观实在这二者之间的“完全符合”、“绝对正确”、“终极真理”或诸如此类的完美境界，就只能象数学中的“极限”那样：人们虽然有必要也有可能不断地无限接近它，却永不可能也永不必要真正达到它；虽然永不必要也永不可能真正达到它，却有必要也有可能不断地无限接近它。

至于包括马、恩在内的人类，当前究竟已跟认识的完美境界接近到何种程度，我们不妨听听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及人类的思维是否至上时发表的意见：“…上述思想的最可贵的结论就在于它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如同每个比较全局、长远、系统、复杂的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总是相应地由一系列比较局部、暂时、零碎、简单的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构成一样；马、恩学说中的每项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也总是相应地由一系列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构成。对任何一个个别词句或个别结论的检验、创新或歪曲、否定，实质上也就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检验、创新或歪曲、否定了这一个别词句或个别结论参与构成的那项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若被检验、创新或歪曲、否定的只是某一、二个无关紧要的个别词句或个别结论，那对它参与构成的某项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自然无关大局；但若被检验、创新或歪曲、否定的竟是一、二个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性的个别词句或个别结论，那么它所参与构成的某项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实质上也就随之被检验、创新或歪曲、否定了。现实中，人们检验、创新或歪曲、否定某项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时，往往不可能也不必要不厌其烦地逐个检验、创新或歪曲、否定构成某项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的那许多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而大多是通过检验、创新或歪曲、否定一、二个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性的个别词句或个别结论，来达到检验、创新或歪曲、否定相应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之目的。倘若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个别词句或个别结论，能与不少人有重大利害关系而成为社会热点和焦点，促使他们急急忙忙地检验、创新它或歪曲、否定它，并反复标榜自己只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或个别结论、决不是针对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等等，那么这种急急忙忙和反复标榜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一个别词句或个别结论在它参与构成的那项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之中的地位，很可能不是无关紧要而是举足轻重。由此可见，既要求对马克思主义中过时的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不可拘泥而要敢于否定，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不容否定、不可违背，这不但逻辑上说不通，而且实际上也办不到。

对整个马、恩学说而言，究竟哪些属于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哪些属于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它共有多少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多少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对于这种繁琐问题，看来无论马、恩本人还是其他人，都未作考证而且也不屑考证。但是，既然无论马、恩本人还是其他人，都经常把马、恩学说中的某些部分称为个别词句或个别结论，而把另些部分称为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而且能让听者明白说者想表达的意思，那就证明在个别词句、个别结论，跟基本原理、基本原则之间，确实存在大家心照不宣的相对界限或者客观区别。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因利益驱动和谋略需要而玩的文字游戏，比如张三喜欢某一个别结论就把它捧成不容否定的基本原理、李四讨厌某一基本原则就把它贬为不可拘泥的个别词句等等；那就不难看出，这种相对界限或者客观区别，还是说得清、讲得明的。

马、恩学说中的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之所以让人觉得它们地位比较次要和无关大局，而把它们称为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主要因为它们所描述的，都是马、恩对于那些比较局部、暂时、零碎、简单因而认识起来也就较易把握、较少出错的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主观认识；马、恩学说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尤其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之所以让人觉得它们地位比较主要和事关大局，并尊其为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两大发现，主要因为它们所描述的，都是马、恩对于那些比较全局、长远、系统、复杂因而认识起来也就较难把握、较易出错的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主观认识。如果说，对于马、恩描述那些比较局部、暂时、零碎、简单因而认识起来也就较易把握、较少出错的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主观认识的，而且其地位只是比较次要和无关大局的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我们尚且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可拘泥，尚且要用实践标准来仔细检验使其不断发展创新，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事业兴旺发达而不被棒杀或捧杀；那么，对于马、恩描述那些比较全局、长远、系统、复杂因而认识起来也就较难把握、较易出错的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主观认识的，而且其地位又是比较主要和事关大局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尤其是对于作为马克思两大发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我们理所当然更加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可拘泥，更加要用实践标准来仔细检验使其不断发展创新，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事业兴旺发达而不被棒杀或捧杀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无论建国之前还是之后，党和国家的领袖却从不这样主张，反而不止一次地号召大家，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又不能拘泥于它的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为什么通过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就此号召达成民族共识，照样会引发改革浪潮并取得可观成就？

这主要是因为，无论建国之前还是之后，我们的党、政、军、民内部，都曾经或长或短地被教条主义占过上风。教条主义者惯于迎合广大干部群众苦大仇深、渴望翻身而又急于求成的心理，提出一些脱离实际却颇能诱人的极左目标来哗众取宠；惯于利用广大干群、包括相当比例的中高级干部，因缺少文化素养而对革命导师及其学说很容易由感恩、敬仰转变为迷信、崇拜的传统弱点，不但把革命导师及其学说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而且把它的每字每句都吹捧成包治百病的神圣教条，借此把自己打扮成革命导师及其学说的嫡系正统，从而骗取广大干群的信任和拥戴；迫使那些反对极左盲动、以科学态度对待革命导师及其学说的领导人及其拥护者，反倒有口难辩，硬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蒙冤受害。教条主义者倒行逆施招之而来的惨重牺牲和挫折败局，既使教条主义者手里费尽心计夺来的领导权，再掌下去越来越变为没有甜头、只有苦头的烫手山芋，也使广大干群由对教条主义者的狂热盲从逐渐转化为对蒙冤受害者的怀念愧疚。

可是这些条件虽然足以让劫后余生的蒙冤受难者临危受命，重返领导岗位来重整旗鼓、力挽狂澜于既倒；却无法马上改变广大干群、包括相当比例的中高级干部所普遍缺少的文化素养，也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扭转大多数人对革命导师及其学说很容易由感恩、敬仰转变为迷信、崇拜的传统倾向。如果谁幻想不先让这样的干部和群众在认识上经历一个必不可少的缓冲过程或过渡阶段，就一下子硬要他们相信，他们一直崇拜的每字每句都是绝对真理的革命导师及其学说，不但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而且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都不该崇拜、都须经实践检验和不断发展创新，那么谁就必定不由分说地被他们狂怒的拳头砸个稀巴烂。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