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主要改革失败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主要改革失败的原因

中国自战国以来，历代统治者为了化解社会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在不同时期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随着改革的失败，推行改革的封建王朝也无一例外地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最后不得不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改朝换代，暂时缓解社会矛盾，维持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一、历史上最为著名几次的改革回顾。

战国的变法。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燕国的乐毅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前后八九十年间，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中尤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并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汉代的改革。一是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是一位坚定地沿着商鞅足迹前行的改革家。为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商贾兼并，削弱地方势力，反对外来侵略，他果断采取了盐铁专卖、均输法、平准法、徙民边塞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二是王莽的“托古改制”。下令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借以实现“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汉书·王莽传》）的理想；通过恢复三代主要是西周的礼乐制度，确保宗法地主势力的统治和宗法封建贵族的世袭地位；又仿照古代“工商食官”的制度，下令实行“五均六管”，垄断工商业和高利贷。同时，他还假托古制，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更改官制，授爵封官，滥改行政区划与建制等等。唐杨炎中期变法。唐德宗时，由于国家控制的户口骤减而使国家减少了收入，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当时又一重要的社会矛盾。在这两种危及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的矛盾面前，唐德宗却没有实行相应的配套改革，而是只抓钱粮，由杨炎主持两税法的改革，即按田地、资产征收夏秋两税。两税法的实行，使赋役负担趋向合理，政府也因此增加了收入。这在中国税制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改革。它简明易行，历代相沿，至明初而不改。尽管税制改革很成功，但却不可能化解政治上的藩镇割据与中央统一的矛盾，致使社会动荡不已，唐王朝国力日渐衰败，最终导致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宋朝王安石变法。为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宋神宗依靠王安石进行变法，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和军事制度，先后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力图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新法的实行确实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受到一定限制，打破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剥削秩序，政府因而增加了赋税收入。明朝中期张居正改革。明朝中期政治家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清末光绪皇帝主持的维新变法。自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正式变法，重用康有为等维新人物，力图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除旧布新。不过，光绪皇帝推进改革的办法，是靠发布谕旨。有时一天竟多达十几道，反映了他变法的急切心情。据统计，在“百日维新”期间，他一共发了110道谕旨、诏令。但光绪皇帝靠这种急风暴雨式地颁布谕旨推进改革的做法，没有收到什么实效。

二改失败的原因

上述中国历史上几次主要的改都无一例外的以失败而告终，改革者本人也惨遭杀害。究其失败的原因，以本人学浅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未从根本上触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这些改革只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单打一式地推进赋役制度改革，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受封建政体的限制，这些改革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发展，却因为无法克服当时日益积累的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唐德宗任用宰相杨炎推行的改革，就是突出的例子。尽管杨炎变法很成功，但却不可能化解政治上的藩镇割据与中央统一的矛盾，致使社会动荡不已，唐王朝国力日渐衰败，最终导致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
     二是改革受到了来自新旧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由于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改变社会的利益格局，削弱旧的利益集团，产生新的利益集团，结果由于受封建专制政体的束缚，改革者的力量无法有效调整新旧利益集团的关系，导致改革受到各种各样利益的反对，最后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如王安石变法，就是由于新法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朝野上下守旧派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说：“四患（指青苗法、免役法、将兵法和对西夏的关系）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宋史·司马光传》）。宋神宗在守旧派的压力面前动摇，导致王安石两次罢相。宋神宗死后，高太后控制朝政，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宋史·高皇后传》），把改革派驱逐出中央政府，改革最终失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

三是，改革未能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改革本身必须注重效率问题，但如果改革者不顾一切地追求效率而不注意社会公平，在改革过程中，就会造成不同地区、不同阶层贫富严重不均，会造成犯罪增加，使社会重新陷于不稳定状态，甚至引发动乱。汉武帝任用桑弘羊进行改革，实行边郡屯田政策，分军屯和民屯两种，规模相当大。边郡屯田，有很多优惠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出现了“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盐铁论·西域篇》）的繁荣景象。魏孝文帝针对北魏初年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分化严重的现实，颁行均田令，限制土地兼并的发展，并通过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把大量豪强地主的荫附人口吸收过来，使其重新转化为国家编户。清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把人丁徭役等各种税项归入田亩，地丁合一，丁银与田赋均以田亩多少作为征税原则，让富人代替穷人缴纳部分赋役，从而减轻了对贫苦农民的剥削。诸如此类，都是改革过程中，注重协调不同阶层之间均衡发展的具体例证。

四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都是在君主专制政体下自上而下推行的，但改革过程中无不遇到朝野上下守旧势力的阻挠与破坏。革新与守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往往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或支持改革的皇帝是否真正拥有实权和他所依靠的官员是否得力，即支持改革的官僚集团能否树立权威,提高政权的调控能力，如果改革派不能在权力斗争中失败,或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失当，地方势力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势，则改革必然进行不下去。王莽、王安石、清光绪帝等改革之所以失败，就是改革者在权力争斗中失掉了应有的权威。有的改革甚至因改革家逝世、被废黜、被罢职等原因而半途而废，形成“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局面，导致社会重新陷入不稳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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