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容许曲解邓小平的理论
——评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的一个惯用伎俩
内容提要：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阶段，极为重视区分社资和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在“区分社资”、“不争论”、“猫论”和市场经济理论方面，都严重歪曲了邓小平理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防止“颜色革命”，就必须彻底批判新自由主义，全面理解和宣传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关键词：区分社资 努力坚持 社会主义 改革方向 彻底批判 新自由主义 全面理解 邓小平理论
近多年，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种奇怪现象。这就是有些人认为，邓小平同志在改革过程中不主张问姓社姓资，不主张在社资这个大方向问题上进行争论，说邓小平同志是主张猫论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言下之意就是，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要能把中国的生产搞上去就行。谁要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在涉及改革大方向的问题上进行争论，这些人（我把他们称为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就会立即给谁扣上“左倾保守”、“思想僵化”，甚至扣上“反对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理论”的大帽。[1]
人们不禁要问：邓小平同志果真如此主张吗？笔者的答复是完全否定的。人们只要认真地读一读《邓小平文选》，就会发现上述关于邓小平主张的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曲解和践踏。
一、谁说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
邓小平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数事实说明，在过去民主革命阶段，他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极为重视区分敌我友的界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极为重视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在改革开放阶段，特别重视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方向。
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2]（P164—165，173）此后，他又反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3]（P111）。“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3]（P138）“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3]（P242）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他强调“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即中国大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3]（P59，103，123）在1992年2月的南方谈话中，他仍然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P379）
为了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3]（P178）他认为，“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3]（P124）“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2]（P391）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个根本问题”，“不能动摇”。[3]（P299）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旗帜鲜明，必须长期坚持，“至少还要搞二十年”。[3]（P196）针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某些人妄图篡改我国改革方向的严重问题，邓小平同志特别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论断。他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3]（P297）
令人费解，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根据什么说邓小平同志不主张区分社资，不允许人们问姓资姓社，不让人们在这个大方向问题上进行争论？如果这不是心术不正或对邓论无知，又能说明什么呢？
笔者这样讲，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可能一定不服。他们会说，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不争论”。
不可否认，邓小平同志的确曾经讲过，“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3]（P374）但是，邓小平同志这里讲的“不争论”，绝非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不争论”，邓小平同志的话绝对帮不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忙。
因为，第一，邓小平同志这里讲的“不争论”，是指为了争取时间，在经过一定讨论（含争论）后应早作决断，不搞耽误过多时间、错失良机的无休止争论，而绝不是不许争论，更不是不许提问。因为如果真的如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所理解的那样：不许提问，不许争论，那么这就同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所一贯主张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精神很难统一起来，也很难理解邓小平同志的如下论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3]（P177）“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关键是两条。第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第二条就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3]（P268）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打出邓小平的招牌不允许人们问姓资姓社，这不仅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曲解，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背离。
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国家真的如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所说，不许人民群众对我国改革开放中的问题进行议论和提问，那如何能同人民群众一起商量着办事，如何能及时总结改革的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错发展成为大错，从而减少改革风险，保证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胜利。
实践已经证明，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要取得成功，既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议论和争论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让议论和争论是不现实的。邓小平同志绝不会不允许人们提问和争论，他只是提请我们注意要避免错失良机的无休止的争论。
请大家再想一想，如果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众连改革的姓名都不许提问、不许争论，人民大众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那我们的国家还能叫社会主义国家、叫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吗？不可理解，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经常把民主自由挂在嘴边，甚至在今年三月四日的“西山会议”上公然提出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发达国家和台湾式的民主自由，但在推行自己的路线时却又竟然祭起法西斯主义，连区分社资、问一问姓资姓社的权利都不想给中国大众！
第二，邓小平这里讲的“不争论”是指工作部署问题，包括改革工作的部署问题（比如在农村要不要废除公社制度、要不要实行联产承包制，在沿海要不要建立特区等），他主张不搞无休止的争论，而绝不是不许人们在涉及到改革的方向问题、即两条道路的大方向问题上进行争论，不容许人们问姓资姓社。恰恰相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比如改革的性质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反而是主张进行争论的。否则，人们就无法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4页上讲的“不争论”同297页上讲的“要继续争论”相统一起来，也无法将邓选三卷374页上讲的“不争论”同邓小平同志对中国自由化分子坚持资本主义化改革路线的尖锐批判相统一起来，同邓小平同志主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全盘西化的改革方向相统一起来。
说到这里，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可能又不服了。他们可能会举出邓小平同志的“猫论”作为例证，说邓小平同志就是不让人们问姓资姓社，因为邓小平同志讲过：不管黑猫、黄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不可否认，邓小平同志的确曾经重申过刘伯承同志的话：不管黄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但邓小平同志讲此话时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当时，我国正处在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困难，迅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在我国一些农村，群众自发地创造了“包产到户”这种经营形式。这种经营形式是我国农民群众在坚持公有制（而不是否定公有制）前提条件下，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和经营形式的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邓小平同志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了这个创新。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提。”“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当然，也要解决工作中领导中的具体问题。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4]（P323，324）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没有这个主体，就没有按劳分配，就没有共同富裕，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经营形式，则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在所有制层次上可以实行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国家和集体共有、国家控股和私人参股的混合所有等；在经营层次上则可以实行集体承包、个人承包、股份经营、合作经营、租赁经营、国家直接经营等。究竟采用哪种形式，则必须根据生产力的状况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还要考虑其他条件（诸如干部因素、群众觉悟、行业特点等）。究竟采用何种形式，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为原则。邓小平同志的猫论正是在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经营形式这一层次上、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的，是完全正确的。它绝不是某些人所曲解的那样：只要能发展生产，可以不分社资，不管方向。
顺便说说，正因为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害怕和反对人们区分社资，所以，他们也害怕和反对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关于两种改革观的论断。例如，张显扬就曾说：“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提法不仅破坏了‘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平衡，削弱了改革开放的地位，而且败坏了改革开放的名声。”“‘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提法，在理论上是不严肃的，在政治实践上是为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思潮的鼓吹者张目的。”[5]（P185，187）凌志军也说：“现在，既然改革有了方向问题，也就包括着一个新的意味：说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你尽可以去坚持，决不会有错误发生。说到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改革开放，要分清楚。”“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便彻底地分裂为两种：一姓‘社’，一姓‘资’。”[6]（P50，56，271）
必须指出，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虽然极力反对别人区分社资、过问社资，但他们自己在内心世界里却对区分社资热衷得很，爱憎分明得很。无数事实已经说明，在中国，他们在经济上所极力推行的正是只要私有制、不要公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所极力推行的正是只要西方的多党制度和宪政制度、不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多党协商制度和宪政制度，总之一句话，只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
二、新自由主义学者为什么要歪曲邓小平理论
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之所以这样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支解分割、歪曲践踏邓小平理论，无非是要取得如下的效果：
第一，美化自己，掩盖本质。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为了达到自己在公开场合不便说透的目的，他们常常总要把被他们歪曲了的邓小平理论挂在嘴边、写在纸上，把自己装扮成邓小平理论的忠实信徒，以欺骗群众，美化自己。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打左灯向右转”。其实，在他们的骨子里则完全是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从而是反邓小平理论的。这一点不仅为他们过去的行动所证明，而且尤其为他们在今年三月四日由会长高尚全主持的“西山会议”上的表演所证明。
正如上述，邓小平同志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坚持主张，中国必须搞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但是，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经济上极力鼓吹私有化，主张通过改革改掉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建立在私有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他们则主张通过改革改掉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改掉人民政权，冲破四项原则的“乌笼”，从共产党手中夺权，实行西方的宪政制度，实现“颜色革命”（他们叫“宪政转轨”）。用他们自己在“西山会议”上的话讲就是：“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希望实行西方的“宪政”和“多党制度”，希望走“台湾现在的模式”。
第二，丑化论敌，使出狠招。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在将自己美化伪装为邓小平理论的忠实信徒和改革功臣的同时，还经常利用被他们歪曲了的邓小平理论，使出狠招，攻击自己的论敌。他们动不动就给反思改革某些举措、总结改革教训的人（即他们的论敌）扣上“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市场经济”和“反对邓小平理论”的政治大帽。这方面的例证甚多，简直是枚不胜举。如果读者感兴趣的话，不妨读一读马立诚、凌志军写的《交锋》，凌志军写的《沉浮》，看一看皇甫平发表在《财经》2006年第2期的论文，看一看2006年3月16日的《南方周末》第1版至第3版，等等。他们这样使出狠招的目的无非是要堵住论敌的嘴巴，垄断对改革的话语霸权，巩固已被他们篡夺到手的领导权，以便顺利推行他们的名为改革、实为“颜色革命”的全盘西化路线。
第三，利用曲解，贩卖私货。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把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歪曲为不问社资的改革理论，把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歪曲为不讲社资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他们在这样对邓小平理论进行曲解性修理之后，常常又利用这种经过他们已经歪曲了的邓小平理论积极贩卖自己的私货。例如，在市场经济概念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既在机制、手段、方法这一层面上使用过这个概念，又在把手段与制度相联系起来这一层面上使用过这个概念。如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3]（P367）“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P373）这些话都是从机制、手段、方法这个层面使用市场经济这一概念的。邓小平同志还从手段与制度相联系这一层面使用过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如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1]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2]（P236）人们在学习和把握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时，必须把这两个层面联系起来，如此才能全面把握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才能掌握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的精髓和真谛。
但是，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则往往把这两个层面的界限模糊甚至掩盖起来，只讲手段论，不讲制度论，只要市场经济，不要社会主义。这样，他们就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曲解为中性的市场经济理论，甚至曲解为不要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例如，于光远就说过：“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7]（P352）董辅礽认为把市场经济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拐弯抹角”“把问题扯到姓社姓资上来”。[8]（P407—408）任仲夷也说：“在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中，已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没有姓资姓社之分’[2]之后，怎么现在还有人一提‘市场经济’，却又要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9]
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这样将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支解、歪曲之后，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就一退变成为正合他们心意的不要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他们正是利用这种不要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大肆贩卖建立在私有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并以此来对抗党中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关于他们如何贩卖建立在私有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并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政策，请参看笔者与其他同志合写的论文：《论两种市场观的分歧和对立》，[3]这里就不赘述了。
第四，保护自己，以利再干。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还把被他们已歪曲了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挡箭牌和保护伞。一旦遇到左派的批判，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往往就会抬出这种挡箭牌和保护伞来保护他们自己。以便堵人嘴巴，逃避批判，稳定队伍，以利再干。他们常常抬出“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等就是如此。他们过去如此，在今年三月四日“西山会议”上决定的对策仍然如此。比如，在这个会议上，高尚全就说什么他要建议中央领导出面讲话，“不要争论，不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
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之所以这样重视伪装自己和保护自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需要包装美化，以便欺骗人民群众和党政领导，更好地推行他们的只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最终在中国彻底实现“颜色革命”。请看他们自己是如何讲的吧：
“许多事情（现在）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4]（张维迎）
“我们（现在）没有力量”，“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不敢说”，只好“把匕首包起来”，“天机不可泄漏”，实际上“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会）走这个道路，比如说（西方的）多党制度……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5]（贺卫方）
三、全面理解邓论，彻底批判对邓论的歪曲和践踏
邓小平同志曾经号召全党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2]（P42—43）
邓小平同志这里所倡导的学风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今天，我们对邓小平理论无疑也必须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全面地科学地理解和宣传邓小平理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的工作，用邓小平理论体系去理解邓小平的每一个具体论断。我们要把邓小平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条件下讲的话联系起来，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把邓小平的每个具体论断都放在这个体系之中来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只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更不至于割裂、歪曲邓小平理论。对邓小平在不同条件下讲的侧重点不同的话，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在互联互补中去理解；对他在不同场合讲的话，不能不看条件乱搬乱用；在较低层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所下的论断，不能不加升华（即科学抽象）而简单地直接套用到较高层面的问题上（如猫论是针对农村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和经营形式所下的论断，就不能简单地直接套用到社会根本制度这一较高层面上，更不能把邓小平同志的猫论解释为不管方向、不问社资）；对邓小平同志在特定前提条件下讲的、有特定内涵的论断，不能不顾条件随意解释和套用，更不能随意把它作为普遍原理（如“不争论”）。否则，就必然会支解割裂、甚至歪曲损害邓小平理论，引起思想混乱，带来严重的后果。
让我们把左派力量组织起来，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批判新自由主义，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彻底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的阴谋。（2006年5月20日）
参考文献：
[1]马立诚、凌志军：《交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凌志军：《沉浮》，东方出版中心，1998；皇甫平：《改革不可动摇》，《财经》2006年第2期；何伟：《科学的批判与批判的科学》，《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5月20日；高尚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南方周末》2006年3月16日。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
[5]《历史的潮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6]凌志军：《沉浮》，东方出版社中心，1998。
[7]刘贻清、张勤德：《郎旋风实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8]马立诚、凌志军：《交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9]Pluto：《从四次“修宪”看姓“资”姓“社”之争》，《人民网》“强国论坛·深入讨论”，2006.4.26。
[1] 邓小平这里讲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区别，即产权基础有所不同，反映的生产关系有所不同。
[2] 翻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笔者根本未看到任仲夷在这里引的邓语。这里的引语可能是任仲夷自己的理解吧。
[3] 见《海派经济学》第6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4] 括号内的字是笔者加的。
[5] 括号内的字是笔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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