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闻动摇中国科学，清理门户不能拖延
6月10日的一大早，当记者打开自己邮箱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来自郝柏林院士的一封信。信里没有内容，只有附件。这是一篇文章，来自美国《科学》杂志2006年6月9日一期中的新闻聚焦，题目是《学术腐败丑闻动摇中国科学》，文章的压题照片上，是炫目的上海外滩夜景，图片说明上说，“黄金般的，上海的地平线反映了鼓舞中国在科技领域增加投资的日益增长的雄心。”但是文章的副标题上写着，学术腐败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中国的科技界领袖或者选择清理门户，或者眼看他们这样混乱下去。
时光倒流到十年前，该杂志的评论可能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然而今日，这样的评论已不会引起中国人太过激动的反应了。
2006年5月24日，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中国科协“七大”作工作报告时透露，为了在我国科技工群体中形成良好学风和职业道德，中国科协通过调研起草了《科学家行为准则》草案。他在报告中还呼吁制订有关科学道德公约和规范，推动建立和完善科技人员诚信档案。
可能是一种默契，教育部于5月25日宣布，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拟订高等学校加强学风建设、惩处学术不端行为的基本准则与实施细则，并针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失范、学术不端行为，提出研究咨询意见和建议，供有关单位参考。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研工作中出现了一种浮躁风气：一些人把科研活动当作工具，追名逐利；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弄虚作假；少数人抄袭别人通过辛勤劳动取得的成果和论文，被揭发后态度非常嚣张，而揭发者、被抄袭者还会受到攻击。”参与《科学家行为准则》草案起草工作的中科院金属所李依依院士说。
■学术腐败的社会土壤
近十几年来，当国人进一步看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差距和巨大价值后，科技和学术领域堆积了前所未有的金钱和优惠政策；但《科学》杂志在其文章中说，在这场科学跃进的风潮中，前所未有地大量出现科研人员被指责造假。出于换取名声或职位的目的，他们造假的方式从伪造简历直到伪造数据，“太多的诱惑让某些科研人员模糊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说。
神圣的殿堂里出现的阴影，在许多学者看来只是背后更大问题的一个投影，如果没有体制上的改革，这样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教授汪品先院士对记者说，最近暴露出来的几件学术腐败大案，只是冰山的一角，实际上问题远不止这些，而且科技界暴露的问题也不是孤立的，它和整个社会的浮躁风气有关，商业上假货横行，运动员有打假球、吃兴奋剂，文艺界有假唱，学术界有造假有欺诈就不足为怪了。
■造假大案骇人听闻
2006年5月12日，没有抄袭，干脆以一块磨光的别人研造的芯片骗取国家上亿元经费的“汉芯造假案”告破，上海交大在这一天向公众通报调查结论与处理意见，决定撤销陈进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也都相继决定终止陈进所负责的科研项目和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并追缴相关经费。
2006年3月10日，清华大学宣布，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在个人网页中所提供的个人履历、学术成果材料存在严重不实，把同姓、名字拼音缩写相同的人的论文作为自己的成绩，涉嫌学术造假，被撤销教授职务。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举报人长期坚持不懈的上访举报，没有新闻媒体的长期关注，陈进现在还会享受着国家的特殊津贴，拿着国家的大把经费，并撰写更多的课题报告，骗取更多的经费。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向政协委员们公布了他们的一个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60%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他表示，若学术腐败弥漫，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会损害人们对学术界的信任。
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些专家说，在论文、著作中抄袭别人的成果是很不明智的，也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的；但在论文中夹杂假数据，假结果是非常容易的。“对一个问题有思路但是做不出来是常有的事，为了出论文，编一个假结果出来，不需要什么仪器和经费，而且很难被人发现。”
北大前副校长王义遒说，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拿出成果，经费要被取消。这促使一些科学家在没有成果的时候编造成果，凑论文数量。不少粗制滥造、拼凑甚至编造的论文因此得以发表，让来自中国的论文只见数量不见质量。根据中科院的统计，2004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九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第124位。
2006年5月4日，120名在美国和中国工作的生命科学教授和其他科技工，联名致信科技部、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会和中科院等机构，表达他们对中国科学研究诚信问题的关切，并呼吁有关部门能采取行动妥善处理。这封信的联系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傅新元说：“中国现在缺乏对学术不端指控的适当处理机制。这会导致造假者未能得到适情处罚，或无辜的被指控者得不到合法保护，正常的研究招致困扰。这种情形不仅毁坏有关被指控的科技工的声誉，也会影响正常的科学研究和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科技工的信任。”
■力避“劣币驱逐良币”
真正的研究，需要艰辛的努力。但是造假的研究，只需要一小步，就可能得到荣誉的光环，这个无本的暴利让一些人和陈进、黄禹锡一样铤而走险。学术造假，可以让造假者获得不应属于自己的学位、职位、项目，让正直的科学家没有用武之地，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中山医科大学实验动物研究所主任陈系古对记者说，学术欺诈的问题，现在在国际上有普遍性，在中国更不会例外。他说，有的人直接拿他学生的毕业论文写文章去发表，有的人在别人的文章里加上自己的名字或课题，有的人直接拿他的课题本改了名字用。这不是骗，而是抢！
陈教授说，论文造假在国外被称为一种学术不端行为，在中国也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术腐败。他认为，学术腐败更表现在权力被滥用在学术领域，诸如买卖文凭、买卖版面、强占别人的研究成果和经费、利用学术和行政地位垄断科研资源、帮助掩盖学术不端行为，在项目、成果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这些才是更大的腐败。对权力缺乏监督机制，评价机制依赖片面的标准，是学术腐败产生的土壤。
中山大学生态与进化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特聘教授彭少麟认为，缺失一个很好的评价体系是导致学术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举例说，前一阶段，强调发SCI论文(美国科学信息研究生1964年创刊的引文索引类刊物)，所以大家都拼命去发SCI论文。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比如说搞原子弹，人家早已经搞出来了，就是对你封锁，你搞原子弹肯定没法发论文，但是贡献是不能用论文来衡量的。再比如说在生态种群学的研究上，英国已经做得很好，在中国就算有什么发现也没法发表SCI论文，但是这对中国来说，又是很重要的成果。
他透露说，袁隆平在评国家科技最高奖的时候，就曾受到争议，因为他没发什么SCI论文。“当时我觉得很可笑，袁隆平利用海南的野生稻和湖南的杂交稻培育出的杂交水稻，解决了多少人的吃饭问题，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还要靠论文来衡量。”
■高校需要反省
彭少麟教授介绍，和国际上一般大学对教授的考评不同，中国的教授是要签合同、考核的，比如每年至少要有多少个课题，发多少SCI论文，然而，对于那些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教授一级级升上来的教授来说，对那些专心研究基础问题的人来说，催其马上拿课题、出成果是不现实的。显然，三五年出一篇货真价实的文章，要比一年出好几篇抄抄写写的文章的人要强多了。
“很多学校在学术上相互攀比，比谁SCI论文的数量多，很多学校博士毕业一定要发表一篇SCI论文，而且影响因子要1.0以上，但是一个博士只学3年时间，他虽然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不一定能有什么成果。如果不发论文就不能毕业，只能想方设法发一篇论文。以前造假的论文在国内发还没关系，家丑没有外扬。现在要比SCI，所以把造假的论文也拿到国外发，发多了肯定被人家抓住，时间长了，国外就不相信我们了。”陈系古教授说。
陈教授说，中国要在世界上立足，一定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给世界看，如果不遵循科学规律，即使一时看到一些“成果”，也是迟早要暴露的。他认为，更大的不遵循学术规律的现象，是高校盲目扩大、在硬性指标上争夺国际与国内排名、垄断更多的资源为己所用，是出于政绩的考虑对学术领域提供的诱惑和施加的压力，给学术腐败推波助澜。 (记者于达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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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腐败六大症候 （图）
■七拼八凑编教材
许多文科教材和理科基础教材，普遍都存在着“严重老化”的问题，目前使用的教材不仅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写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编写的。一项对上海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将近63%的大学生对现有文科教材的陈旧和老化表示抱怨和不满。据目前在校的新闻系学生反映，他们使用的《新闻采访学》是1983年兰鸿文教授编写的，《文学理论》的蓝本还是上世纪60年代以群等编写的修订本，至于中国文学史的蓝本还是60年代游国恩等教授编写的。
不仅基础课教材如此，专业课也几乎大同小异。南方某著名大学一位学经济的学生告诉记者，有一天他们上一门专业选修课，一位70多岁的老师走上讲台，摊开一本发黄的讲义，对同学们诚恳地说，这是我1985年写的讲义，这个学科发展很快，我们大家一起边学习边探讨吧。这位学生说第一次听课大概有30多人，第二次也就来了10个人，第三次上课5个人都不到了。
近年来各种版本的教材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教授们还在使用旧教材呢？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新教材大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抄袭旧教材的，有些教材虽然有了一层“学术前沿”和“最新学术动态”的包装，但实质内容上却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有的老师宁可使用旧教材，即使使用新教材也是当作“靶子”批判的。
问题是，新教材雷同，旧教材又跟不上时代学术发展的步伐，最终受损害的是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受贻害的是大学生们。
■洋虎皮做大旗
现今高校学界十分流行扯洋虎皮做大旗，其目的无非是想唬一唬中国人抬高自己的身价。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学人，此公是典型的“学术二道贩子”，但英文不错，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做过几个月的访问学者，回到国内便四处宣扬他在国外与某某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甚密，该学术大师曾经把自己英文版的全部著作都赠与此公，此公回国后又做报告又写介绍文章，俨然一副世界著名学术大师的中国学术代言人的模样，然而据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某先生说，该著名学术大师的学术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根本就没有出过英文著作。
更有一位曾经在英国某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国内某高校学人，自称是某世界级著名文艺理论家的国内惟一弟子，回来为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被国内同行贻笑大方。
■泡沫与浮夸
近几年中国高校学术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荣”，有人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特别是享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名学者以及拥有各种奖项获得各种称号的“专家”级学者教授越来越多。二是高校论文、学术专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大学教授，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不多，这从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水准中有“注水”现象。
从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学者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一辈子只出那么两三本专著。现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学者，在学界混了几年就敢称“著作等身”，有专著三四十本，论文好几百篇。
更有甚者，有些人连百万字都羞于出口，因为现今学术界有种说法：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字水平才算数。
申小龙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他曾经著有在语言学界颇具盛名的《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等十余种著作，但据某些专家披露，申小龙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40%以上是抄袭近40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铁平在一篇题为《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披露该书有350页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内容占该书642页的56%左右。像申小龙这样把好几百页的内容从一本书或者几本书中，搬到另外一本书的做法在学界不乏其人。
■奖项之乱
学术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也为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有种说法在人们口中流传：“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
去年，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1994-1998)优秀成果评奖中的腐败现象，在那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从评审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哲学一等奖正如湖北省哲学评奖组长一职一样，历来都是×××的专利。在上一届的评选中，他的一篇辅导报告获得哲学一等奖，当时他是哲学评奖组的组长。在本届评奖中，他获得一等奖的是一篇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词”。
与评奖腐败类似的是申报课题，争立项目。陕西师大教授一丁说：就像一个女人还没生小孩就申请营养费一样，说我生的小孩将来智力可赛过杨振宁，然后叫评委打分，根据吹牛程度，发放不同数额的营养费，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而我们每年申报选题和经费确实是有这种荒唐可笑的事。
■职称乱象
职称评价制度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专利。在中国大学里，职称的高低更标志着一个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准，同时也与该教师的住房、待遇等密切相关。
为了评上职称，一些大学教师不择手段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北方某著名大学社科系有一位想评博导的教师，竟然拿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复印多份，差一点弄假成真；更有的教师评职称时竟把弟子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有一个教师把自己的一本专著中的所有章节都拿出来砍成若干篇当做论文一一发表，于是在他的成果表中除了这本书又多出了若干篇的论文。
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收集高校学者在评职称过程中的典型案例，编一本《评职称之百战奇谋》或《评职称之成功宝典》，其在士林中的地位绝不下于《葵花宝典》在武林中的地位。
各种职称中，最高的是教授，评上教授也就到头了。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职称一般都实行终身制，能上不能下，对一些学者来讲当上教授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于是中国高校学术界就出现了“讲师辛辛苦苦，副教授不敢马虎，正教授舒舒服服”的局面。
■剽窃与抄袭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袭和剽窃近年来成为中国高校学术界最大的公害，有人戏称为“学术蝗祸”，其泛滥之广，已近法不责众的地步。有学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小组会上指出：抄袭剽窃不治，学术将完。
有人根据媒体披露的高校抄袭和剽窃事件，总结了高校学术抄袭的几种方法，即“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等。
在学界以打假著称的学者杨玉圣告诉记者，以前人们大都认为抄袭剽窃等问题在那些学术水平低的学校或年轻的学人身上才会发生，但从业已曝光的问题来看，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的许多名牌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
杨玉圣还说，剽窃抄袭的风气已经严重腐蚀学术界，不仅是学术文化公害，更成了社会公害。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败坏了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人才培养，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学术界整体的学术声誉，十分不利于建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学术形象。 (特约撰稿 张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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