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招商引资'成为外商侵吞中国劳动者血汗的代名词
东方明亮(首发旗帜网)
版主及广大网友明鉴
在下于2005年10月16日在做了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爆发55周年的沙龙讲座。
在那次讲座中,我提到了战斗英雄王合良同志的感人事迹。
最近,我收到了英雄后代的来信,心中的悲愤无法名状!
抗美援朝特等功臣王合良同志生前从来不向组织提要求,他要求自己的子女自食其力。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一家集体企业工作超过20年,但是随着公有制企业一步步走向困境,如今,英雄后代象无数普通劳动者一样,连自食起力也不可得了。
详见附录1-4,周化平等同志的情况介绍。
我对经济法律和政策外行,实在出不了什么力,也不认识什么大权威。在此向广大网友求助,请大家看看这件具体的外商并购案,探讨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如何维护集体企业和集体企业劳动者股东的合法权益,以及如何防范外商恶意侵吞集体和国有资产?
附录1是王仁富同志给我的信,附录2是四川三泰车轮有限责任公司主要领导之一周化平同志的情况介绍,附录3也是情况介绍,附录4是仲裁申请书,附录5-8是王合良同志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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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东方老师,您好!
通过《开国第一战》周军老师自费来绵阳三台十余次寻找,终于找到了我母亲及全家。经介绍近期才在网上看到您发布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活动”的文章。文章中提到了抗美援朝“瞎子背瘸子”战斗组合的故事。作为“抗美援朝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王合良的儿女,感到父亲在那个年代为国家、为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虽然父亲1991年去世,但他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迹时隔半个多世纪还有人记得他,母亲听说后仍然热泪盈眶,作为英雄的儿女也感动不已。
我父亲作为一个佃农的儿子,新中国成立后怀着感激之情,报效国家从军入朝参战,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个“最可爱的人”是历史造就了英雄,也是我们后代的光荣,我们也将在本职工作中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现在我母亲已年满70岁,但每次回忆起父亲的光荣历史和她年青时期投入到生产中的劳动场面仍记忆犹新。
父亲退伍后要求回家种田,由于身体多病(去世时仍有弹片在脑内)被安排到三台县医院后勤工作,其后调至民政局优抚股。母亲进城后在县医院洗衣房打零工多年后转正。我们子女四人,大、二姐就业顶班安排到了县医院当工人;三哥与我在1986年底借款集资进入了县二轻系统管辖的集体企业三台车圈厂。由于家庭子女多,但在我们子女都参加工作后生活虽仍然清贫但也确温饱;三哥之妻由于家庭清贫子小离异,虽可怜母亲年迈养孙子,全家齐心协力也平安。
父亲在世时常常教导我们要实实在在工作,老老实实当个工人,实实在在用自己双手挣钱吃饭。只是我兄弟二人同时进厂,1987年当时工厂产值2—300万,94年企业改制我们兄弟俩又按政府要求各筹资5000元购买股权,成为企业股东。1994年产值达1.2亿元,员工多年血汗作积累,1995年企业说引进外资求发展,但到了2004年兄弟两分别18年工龄被强迫8000余元就被买断;企业成了美方独资,(中方45%股权(仅合资公司银行存款额达4922万元)只卖了人民币1450万,)兄弟俩有了更深的危机感;虽然说市场经济没本事的人就应该吃不上饭,但我们多年血汗铸成的饭碗确不让我们端。更荒唐的是把别人的饭碗送人了还说是为地方经济作贡献。
父亲的历史记录了他光荣的一生,我想他为国为民的英勇战斗是为了我们后人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作为英雄的最小的儿子也近40岁了,我想我们最终也会成为历史,我们的合法权益由谁来主张?我们以后又靠什么来生存?真是感到前途茫然。
感谢还能记住那段历史的人们。
我的名字叫王仁富,希望能得到主张正义的支持和您的帮助;
邮编621100 联系地址:绵阳市潼川镇解放下街三台县医院
电话0816-6554284
此致
王仁富
200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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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尊敬的先生:你好!
我们是四川三泰车轮有限责任公司,是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的一个股份制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和美国亚洲战略投资公司CACG第三有限公司合资,建立了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在中外双方管理下运行了9年。2004年3~9月,外商和地方政府联合起来,为了各自的目的,运用政治、行政、组织、经济的手段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中方的股权,还将合资企业的退休人员安置、工伤人员赔偿、员工工龄补偿等等负担全部转嫁给了中方企业,此举给中方股东、员工带来了一场灾难,中方股东、员工群情激奋,上访请愿不断,我作为四川三泰车轮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主要领导,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尊,为我们民族资产的流失,感到痛心,为此,我将整个事件陈述给你,希望得到你的理解、支持。
一、四川三泰车轮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前的情况:
四川三泰车轮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前属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公司在运营管理上有完全的自主权,效益很好,年年盈利,合资前9年,从1987年到1995年,累计盈利约3000万元,仅95年就实现销售10860.44万元,利税1354.77万元,二十多年来,由年销售几百万逐步发展到年销售九千多万,企业资产由几百万积累到七千多万,这些资产的积累形成,国家没投一分钱,全是几百名股东、职工几十年流血流汗剩余价值的积累,是几百名股东职工奋斗一生的心血结晶。
94年公司转制成立股份责任制公司,转制时,公司将40%的资产按员工个人认购出资额和员工的工龄、贡献,量化给了员工,公司约430名员工成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40%的股权,其余60%股权由公司持有。
二、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合资双方基本情况:中方:四川三泰车轮有限责任公司,一家在四川省三台县工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外方:亚洲战略投资公司CACG第三有限公司,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美国公司,中外双方在1995年10月签订合资合同和章程,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成立合资企业“四川双泰车轮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亚新科双泰(四川)零部件有限公司,中方以厂房、土地、设备、产品、市场、技术和现金折合人民币,投入合资公司3240万元注册资金, 以此拥有合资公司45%的股权,中方股东向合资企业贷款2896.3636万元,两项合计投入6136.3636万元。外方以现金7500万元投入合资公司,拥有合资公司55%的股权,合资公司成立时,由外方指定的香港普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双方投入合资公司的资产进行了验资审计,合资前,双方经过了11个月的相互调查,经过了10轮谈判,签订了详细的合资合同和合资章程,章程规定,公司董事长由双方轮流担任,公司总经理由中方委派,外方委派财务代表监管合资公司财务,合资公司在双方管理下运营。
2、合资公司资产状况:
合资公司运行9年,从1995到2004年,每年都经外方指定的香港普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严格的审计,以反映合资公司资产的真实状态,2004年4月资产负债表表明,净资产为11560万元,债务为948万元,资产负债率仅为7.58%,而且,仅银行存款就有4128万元、应收票据(银行承兑汇票)452万元、预付帐款342万元,此三项合计实存现金为4922万元,现金就占净资产的42.6%,所以说,合资公司资产状态是真实优良的。
三、外方利用地方政府,低价收购中方股权的过程:
第一步: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强行取得合资公司全部控制权:
2003年3月,外方以合资公司管理不善,效益不好为由,提出要由外方委派总经理,中方不同意,双方为此产生分歧,外方亦向三台县政府提出,如不行就要解散合资公司,为此,三台县政府为维护所谓招商引资的成果,派县经贸局长、县委组织部领导多次背靠背单独找中方董事谈话,要求中方同意外方的意见,在县委、县府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中方被迫同意外方意见,由外方委派总经理,于是,外方在2003年10月取得了合资公司人、财、物的全部控制权。
第二步:外方通过偿还股东贷款决议,以撤资向中方施加压力:
2003年9月29日,在外方的要求下,合资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决议,由合资公司拿出300万美金按中外双方45:55的比例偿还中外双方的股东贷款,偿还中方135万美元的股东贷款,偿还外方165万美元的股东贷款,以此,向中方和三台县政府施加压力。
第三步:外方和政府联合,强行低价收购中方股权:
外方于2003年9月~11月向三台县委、县政府致函,以中外双方有分歧为由,提出要解散合资企业,或撤回对合资公司的投资,为此,县委、县府主要领导、县二轻局、县经贸局领导多次找四川三泰公司董事单独谈话“为了维护招商引资的成果,要求三泰公司将中方股权转让给外方”,为顺利达到此目的,2004年3月县委、县政府明确要三泰公司改选董事会,并指定要选外方授意的刘新民为董事长,并由经贸局印好选票,县委组织部领导、县经贸局正副局长、县二轻局正副局长参加董事会,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选出了刘新民为董事长,此后,县经贸局领导、二轻局领导多次召集三泰公司董事会,给三泰公司董事个别谈话,要求董事会服从县委、县府决定,支持招商引资,转让股权,在三台县委、县政府政治的、行政的强大压力下,和在外方委派的合资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利用在双泰公司的控制权,通过多次党员会议、车间主任、班组长会议、技术骨干会议威胁董事、股东代表,尽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支持外方独资后,独资公司将是一个完全的美资公司,将会大发展,大家都会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等,同时说,如不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外方将撤资,几百名职工将会面临下岗的命运等等,以政治、行政、经济的手段欺诈、胁迫股东、职工代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当时,中方共有8名董事,其中有5名董事在合资公司工作,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代表在合资公司打工,在那种情况下,人人都害怕自己的饭碗被打翻,人人都知道,谁出面反对,谁就将被下岗,每一个个人,面对政府和由外方控制的合资公司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在此优势、弱势反差巨大的形势下,大多数股东代表、董事签了字。事实也如此,凡是在会议上提出疑问或反对意见的人,都遭到了下岗的命运。
2004年9月14日,在三台县委书记主持下,中方和外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中方以1450万元出让中方在合资公司的3240万元的股权和2896万元中方股东的贷款债权(合计6136万元),同时,还要负担合资公司员工的工龄和身份转换补偿,人员安置,退休、内退供养人员、工伤人员移交社保和补偿等问题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后果。
四、中方出让股权,不仅没有收益,还要倒贴,不合常理:
2003年9月29日合资公司董事会决议偿还双方股东贷款共计300万美元,第一批还款,中方可得到135万美元的现金,折合人民币约1116万元,而且,中方还将继续持有合资公司45%的股权,也不用承担合资公司人员安置、工龄转换、工伤赔偿的巨大负担,在这种条件下,中方怎么会再同意以1450万元(实际等于1450-1116=334万元)出让中方在合资公司的全部权益,并承担合资公司人员安置、工龄转换、工伤赔偿的巨大负担?
按合资双方的合资合同和章程,合资双方对合资公司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合资公司的收益由合资双方按股权比例分配,权利、义务、债权、债务由合资双方按股权比例承担,但是,当合资公司解散转为独资公司时,外方和政府利用政治、经济、行政的手法,欺诈、胁迫股东、职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银行存款、厂房、土地、设备等资产,产品、市场、技术全部收归独资公司,将员工的工龄和身份转换补偿,人员安置,退休、内退供养人员、工伤人员移交社保和补偿等理应由合资公司负担的问题全部转嫁给三泰公司,经测算,要完成以上安置所须资金就要约2600万元,其中,仅给三台县社保中心就要上交社保剥离费750余万元。
这就是说,中方如按此协议,不仅中方在合资公司的股权、债权6136万元一分拿不到,还要倒贴1115万元来解决合资公司员工的安置问题,这的确是非常不合常理的,简单的计算一下:中方在合资公司的股权、债权6136万元,按2004年4月公司净资产11560万元的45%应为5202万元,加上倒贴1115万元,等于6317万元,减去中方应承担安置费2600万元的45%约1170万元,中方实际的经济损失为4967万元,如此数额巨大的资产损失,说得好听是外方联合政府做成了一笔对外方极为有利的生意,说得不好听是外方利用政府中一些人的特点,坑害了中方股东,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官员是清正廉明的,不会从中渔利,但是,如此不合常理的交易,我们也不清楚内幕。
五、《股权转让协议》执行中,股东、职工发现受到外方和政府的欺骗,《股权转让协议》执行给三泰公司的股东、职工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和遗留问题,无法继续执行:
三泰公司的前身是一个集体企业,二十多年来,由年销售几百万逐步发展到年销售九千多万,企业资产由几百万积累到七千多万,这些资产的积累形成,国家没投一分钱,全是几百名股东、职工几十年流血流汗剩余价值的积累,是几百名股东职工奋斗一生的心血结晶,一纸股权转让协议,不仅将股东、职工几十年积累的、赖以生存、养家糊口的 厂房、土地、设备等资产,产品、市场、技术全部拱手送给了外方,还要承担合资公司员工的工龄补偿,人员安置,退休、供养人员移交社保费用、工伤人员补偿费、下岗工人生活费等全部负担,所以,当2005年3月,股权转让协议开始执行后,给三泰公司带来的是一场灾难;男50岁以上、女40岁以上的150多名职工全部下岗,由中方支付每月人均约190元的生活费,(最低132元)这150多名股东,职工都是为公司 流血流汗干了20多年的职工,为公司的发展、积累付出了出了一生的心血,现在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仅靠每月190元的生活费怎么生存?约80名工伤职工只赔偿了十几名就无钱再继续执行,约660名合资公司员工9年工龄补偿无钱执行,下岗土地工的土地赔偿金无钱赔偿,还有退休职工遗留问题等等,到2005年6月,大多数股东、职工终于看清楚了外方和政府联合搞的股权转让骗局,为此,职工、股东群情激奋,几百名职工数十次群体到绵阳市政府、三台县政府、县工会、信访局上访请愿,合资公司门口、三泰公司门口,群体请愿、上访不断,纠纷四起,三泰公司领导被股东、职工群体围困,正常生活、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董事长刘新民被迫辞职,转让协议和职工安置无法继续进行,同时,200多名股东联名提出要求申请维权并签署了《维权倡议书》向报纸、电台、电视台投诉,寻求新闻媒体的支持,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2005年8月27日,三泰公司召开了全体股东、职工大会,大会公布了股权转让协议,股东、职工立即提出申请复议和仲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股东、职工强烈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偿还中方借给合资公司的股东贷款,由合资公司妥善安置职工,追查责任人的渎职行为。所以说,股权转让协议执行所引发的这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是和党的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宗旨相违背的,是给三泰公司的股东职工带来了一场灾难。
以上是我们公司的基本历史情况和2003年3月~2005年8月间股权转让公开的部分事实,这些事实,都是有确凿证据的,也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幕,仅就我们知道的事实,我们很多股东明知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但投诉无效,我们在事情发展的初期就预感到后果的严重,也想制止低价贱卖企业,四川省社科院的覃天云教授也曾经帮助过我们,但都由于政府的压力而停止,如此,眼睁睁的看着让不幸成为事实,2005年9月,四川三泰车轮有限公司正式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提出申请仲裁,“申请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由合资公司偿还中方借给合资公司的股东贷款,由合资公司妥善安置职工”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已正式受理,案件号为ST2005-67,现该案正在审理中。
四川三泰车轮有限责任公司
副董事长 周化平 联系电话0511-2219621
200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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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这样的招商真少见,土地、厂房、机器不要钱。
该收的1000万不要了,另送礼金450万。
2004年9月,地处四川省三台县的三泰车轮有限公司以其价值6200万元人民币,年产销约8000万的两座工厂中的资产而依法占有的45%合资公司股份(其中包括45%的股权应分的1860万银行存款),以1450万的超低价格成功招商签约,转让了全部的中方股权。
该公司原是城镇集体企业改制而成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由95年个人依照公司章程自愿出资,参与经政府批准的改制共有489名股东共同持有其股权,公司的资产负债为“0”,既不欠银行,也不欠社保,也没有拖欠职工的工资。
这笔买卖只要稍有经济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明白,这是土地、厂房、设备没算钱,还另外送上了银行存款的的现金410万(1860万-1450万),这样的买卖哪里去找,这样的买卖真划算!可人们就是不知道自称代表股东卖公司的人或批准的人们为什么不怕违反《公司法》、《企业法》和《合同法》,也不顾违反本公司的《公司章程》,严重伤害股东职工群众利益的感受,甚至不经过全体股东大会讨论,仅由圈定的少数不到20%的股权人商议,擅自越权的把它卖了呢?
虽然,只准卖1450万,可这里面还要先交社保750万,剩下的才是股东的钱,据说已经交了500万,真不知这个帐该怎么去算?
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2003年9月29日合资公司的董事会在绵阳召开,会上,中外双方的董事都一致同意,并形成决议,偿还给中方的股东借款1116万人民币(135万美元),竟有人表态说是为了吸引外商,让投资者满意,我们就把它(还款协议)作废算了。
时至今日,虽然其股权已被大幅缩水,但无论是从股权上看算,还是从人数算,至少还有80%以上的股东,都还没有见过出让了他们全部股权的文本和条款,而当前原企业的职工,股东队伍里面,伤残职工没领到伤残补助金,退养职工基本生活无法保证,买断工龄的又有10年(1995年~2004年)无人负责,下岗的更是无从谋生,就这样,矛盾一大堆,只好天天拖,企业终于搞到了没钱,谁也不说该怎么办的地步!
人们议论说,“这才真正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做倒行逆施”!
公司职工、股东强烈要求,社会各界给予呼吁和支持。希望你台对该事件调查报导。
如需祥细相关资料请与江登举联系。
联系人:江登举 电话:0816-653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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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仲裁申请书
申请人名称:四川三泰车轮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潼川镇环城路12号
邮政编码:621100 电话:0816—8285378 传真:0816—5332788
被申请人名称:CACG第三有限公司
住所:开曼群岛乔治镇1043信箱
中国办事处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2号南侧丽园中心4层
被申请人中国办事处邮政编码:100016
被申请人中国办事处电话:010—64382750
被申请人中国办事处传真:010—64382735
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一、请求撤销2004年9月14日与被申请人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二、请求裁定由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用。
申请仲裁所依据的仲裁协议:
依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04年9月14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第7条:“本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解释。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实施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案情和争议要点:
一、案情概述: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1995年10月8日签订中外合资经营合同,由申请人出资32,400,000元人民币,被申请人出资39,600,000元人民币,申请人拥有合资公司45%股权,被申请人拥有55%股权。在四川三台县潼川镇设立中美合资企业—四川双泰车轮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亚新科双泰(四川)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双方均出资到位股本金。在合资经营9年过程中,因双方在利益、经营管理、高层人事安排等诸多方面存在分歧,而出现纷争,特别是在合资经营9年过程中,被申请人单方收取无法律依据的管理费、海外市场佣金等,使合资公司出现亏损。自2003年开始,被申请人意图将合资公司独资经营,在2004年9月14日,未经法定程序对合资公司资产做任何评估的前提下,利用申请人当时的董事长刘新民的双重身份[刘新民在2004年9月14日前后为合资公司外方(被申请人)聘请的高级管理人员,至今仍是在合资公司领取报酬],在申请人绝大多数股东不知道协议内容的情况下,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签订之后直至2005年8月,申请人绝大多数股东在原董事长刘新民公开协议内容后方才知晓,申请人股权以违反常理的贱价转让,并严重侵犯了申请人其它合法权益,使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仲裁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引发本案。
二、争议要点:
申请人认为本案争议要点为,是否显失公平。
在合资公司银行存款4000余万元、无对外借款、无任何担保抵押的前提下,被申请人以145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申请人3240万元股权,并在不支付任何对价的前提下获得了28,963,636元的债权。还让申请人承担合资公司328人的安置费用,导致申请人仅社保就支付750万元人民币,还无法全部安置合资公司人员。以致出现被申请人最终支付700万元(合资公司的义务由申请人承担)而获得了6100余万元的权利。申请人认为这是明显违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
仲裁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依据常理,股权转让是在等价有偿、公平的原则下进行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1条、第2条、第4条等明显存在显失公平。其主要表现在:
1、股权转让,当事人协商的应是股权,协议仅仅只能针对申请人3240万元股权的转让问题。在双方未经过评估的前提下,申请人依据合资公司2004年4月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得出结论,申请人所持有的3240万元股权所体现的股票价值应远远大于1450万元;
2、本案是股权转让而非债权转让,申请人的非注册资金28,963,636元人民币是申请人对合资公司享有的债权,被申请人对债权的获得未支付任何对价;
3、合资公司的人员安置条款既违反法律又明显不公平。股权转让之后,合资企业仍然存在,为中国法人企业,合资公司的人员安置与申请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合资公司应该履行的义务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变为了申请人的义务,导致申请人为合资企业支付750万元以上的安置费;
4、合资企业的环境保护是否达标,是否应受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以及由谁承担法律后果,界限是明确的。该份《股权转让协议》违法增加申请人义务,并荒唐的约定由申请人代行中国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责任,即申请人承诺环保符合中国法律要求;
5、协议约定,在股权转让后,申请人需要退出与合资公司相同经营业务的市场,这是明显的不正当竞争。
综上所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所签订的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在未经评估的前提下,被申请人利用申请人原董事长的双重身份,签订了违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转让协议,依法应予撤销。申请人依照双方的仲裁协议和中国法律,申请贵会仲裁裁决,仲裁请求如前所述。请予受理。
此 致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
申请人:四川三泰车轮有限责任公司
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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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王合良的事迹
“互补组合”的故事及其缺憾
——写在《开国第一战》付梓之时
周军
一位从事文学创作的朋友言:每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都是一个有缺憾的故事——正因为有缺憾才动人心魄。我不是搞文学创作的,不敢对朋友的话妄加置议,但这番话本身却让我的心魄为之一动。
我这里就有一个留下了缺憾的故事,或因缺憾产生的故事,但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动人心魄。
在酝酿和写作《开国第一战》过程中,有两位普通士兵的故事总是在我脑海中翻腾。
这是在上甘岭战役一场战斗中的两位士兵,他们一位臂折腿断,一位双目失明——这是因这场战斗产生的肢体缺憾,于是失明者背负起断腿者,断腿者给失明者指路,继续向前冲击并打击反扑之敌,直到其中一位士兵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两位士兵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骄人战绩,比如毙俘了多少敌人,缴获了多少枪炮,击毁了多少坦克等等,在上甘岭上众多的英雄人物中,他们的名字似乎也并不是特别的惹眼。虽然他们也是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在上甘岭,这个档次的英雄人物名单很长。
两位士兵是我的四川大同乡,当年也就是二十岁左右,我对他们的全部了解,其实仅限于相关战史资料中查到的两段简短扼要的文字:
薛志高 四川省简阳县人,一九三○年出生,一九五一年参加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志愿军第十五军第二十九师第八十七团第五连副班长。上甘岭战役中,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晚,他们连参加反击537.7高地北山的战斗,他所在班参加了突击排。在攻击中,班长牺牲了,他指挥全班继续冲击,他左臂负伤,仍坚持战斗,并夺回了一个阵地,歼敌28名。在向另一阵地运动时,他的左腿被炮弹炸断,不能行动,看见了双眼被打瞎的本班战士王合良,立即与王商量,叫王背着他,他给王指路,继续向前冲击。敌人反扑过来,被他们击退。当他只剩1个手榴弹时,敌向他扑来,他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立特等功,获二级英雄称号。
王合良 四川省三台县人,一九二九年出生,一九五一年参加革命,志愿军第十五军第二十九师第八十七团第五连战士。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上甘岭战役中,他所在班反击537. 7高地北山一个阵地。战斗中,他因负重伤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他一面呼叫着联络,一面往前爬,忽听到副班长薛志高叫他,原来薛的右腿被打断无法行动,经两人商量,他就背起薛志高,薛给他指路继续前进,坚持战斗。立特等功,获二级英雄称号。
1952年11月4日发生在上甘岭战区537.7高地北山的这场战斗名不见经传——它被上甘岭战役双方上千次排以上规模的攻防战斗淹没了。据参战双方的战史记载,11月4日这天,“联合国军”和志愿军方面都没有什么大的作战行动,此前及之后的几天里,双方争夺的焦点仍集中在597.9高地上,在537.7高地北山方向主要还是小分队袭扰争夺性质的战斗。而这个高地的归属,也是此后经过了1个多月的反复争夺,才最后得以确立的。可以肯定,11月4日发生在537.7高地北山的这场战斗,不是什么够资格列入经传的关键性战斗。薜志高和王合良所在的第八十七团第五连这一天战斗的具体细节,能够留下来的记载恐怕也不会比上面两段文字多出多少内容,大概也难以进行详考了——在上甘岭战役堪称浩瀚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中,他们和他们的故事也仅仅是滚滚波涛中的一朵浪花。
然而在我的眼中,这朵浪花却是那样的耀眼那样的夺目——其实无须详考,透过上面两段刻板文字我们都能看到血泊之中合二为一又站立起来的身躯,以及他们以残缺演绎力量和完美的场景。
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小的、也是最为惊心动魄的基本战斗单元的“互补组合”。不知道按现如今时兴的价值观,我们该如何去诠释这两位普通士兵的“互补组合”?按普遍认同的军事常识,这两位伤残士兵毫无疑问应属 “失去战斗力”,理当“退出战斗序列”。而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改写这个“常识”去完成这个组合,使战斗力重新合成得已再生的呢?他们在结成这种大概是举世无双的“互补组合”前,是否有过犹豫踌躇?是否有过徬徨回顾?哪怕是片刻?两人在“商量”结成“互补组合”时,是否还产生过关于生与死的短暂对话?他们是否……
现如今的人们,可能还会因价值观的不同派生出更多“是否”的疑问来。
而且这些疑问完全可能让诸多军事学家或别的什么学问家瞠目结舌。
然而对当年在上甘岭的这两位士兵来说,这迟到了数十年的“是否”毫无意义,地狱之火就在前面熊熊燃烧,两位士兵却以大致可以判定是本能的反应结成了“互补组合”,于是两具缺损的躯体合成了一个完整的战斗单元,而且迸发出世人难以想象的能量,他们迈着肯定是踉踉跄跄但也肯定是坚定不移地步伐冲向了那片敞开着血盆大口的炼狱,在血与火中去实现一个普通士兵的辉煌!——两位伤残士兵以本能反应结成这个“互补组合”,不是为求生,而是去赴死!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合成战斗单元来得匆匆去也渺渺,辐射出的能量却又如此强烈如此守恒,以致于穿过了数十年的时空遂道还依然发出阵阵铿锵之声,让我这颗在横流物欲中熏染已久的心灵仍时时能感到重重的叩击。
两位伤残士兵“互补组合”的生存时间非常短暂,度量其生成到解体的时间单位大概只能是分秒。如上面两段文字介绍,就在这场战斗中,断腿的薜志高拉响仅存的一枚手榴弹与反扑的敌人同归于尽,“互补组合”也就此解体。失明的王合良最后能安全地转运下来成为幸存者,在当年的上甘岭大概也算得上是一种奇迹——据第十五军《阵中日志》和战报载,在敌人炮火猛烈覆盖的阵地上,伤员再伤率很高,重伤员很难后送,幸存者微乎其微。许多连队,死者占伤亡人数的三分之二。
这个“互补组合”的故事感染和激励了上甘岭上诸多志愿军官兵。在这个故事诞生一个星期后,第十二军第九十二团第六连在同一个高地继续与“联合国军”争夺。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一位叫程荣庆的重伤员向战友们讲起了兄弟部队这个“互补组合”,于是众多的伤员从血泊中撑起伤残的肢体,同样踉踉跄跄却又同样坚定不移地继续投入战斗。而程荣庆自已再次负伤双目失明后,也与他人结成“互补组合”,在战友的指示下继续向进攻的敌人猛掷手榴弹,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互补组合”凝聚和辐射的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作用力,这是军队战斗力的传递器放大器,却难以用任何数学公式来计量它在战斗力构成中所占有的比例。在这场战事乃至这场战争中,受过良好数理逻辑训练的对手就始终没把这笔账计算清楚明白:一群又一群中国士兵以“难以置信的勇气”穿过“联合国军”炽热的炮火甚至自己一方掩护炮火发起难以抵挡的凶猛冲击,这是来自于哪一种能源的驱动?数理逻辑无法完成这个推理他们只好乞助于神经外科——中国士兵的勇敢无畏是“服用药物的结果”。而当我把《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里言之凿凿的这番话转述给经历过那场战事的志愿军老兵们时,引来的却是一片哄然大笑。
王合良幸存后却不知所终,他是进荣军院了?还是回家乡安置了?他后来的生活状况如何?现在是否还健在?都无从查考。他悄然无声地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数十年来渺无音讯,很少被人提及。我曾向所有我所认识的第十五军的老人们打听过王合良的下落,却每每都是失望——上甘岭的英烈太多了。我也曾向他的家乡四川省三台县民政部门去函打听过,不知信没寄到还是别的原因,也没有回音。三台县虽然离我居住的城市并不算太远,但那么大个三台县上百万人口,王合良是何乡何村人氏我一无所知,又从哪里去寻找他或他的家人呢?
问过一些三台人,多是大大小小的干部。
没人知道这个名字。
而“王合良”这个名字,本应是养育了他的一方山水一方土地的骄傲——其实不只是他,在那场伟大的战争中,三台人民奉献了众多的英雄儿女,且不说成千上万名入朝参战的三台籍志愿军官兵,光是在抗美援朝英模榜(特等功臣或二级以上英模)上留下了姓名的,就有在上甘岭战役中毙伤了150名敌人的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王安全、在歼灭英国皇家重坦克营的战斗中一人用爆破筒击毁了三辆坦克的特等功臣、“反坦克英雄”李光禄(后定居甘肃陇西)和在巩固阵地作战中表现突出的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杨太忠。
入朝参战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时,许多老英雄都露了面或被媒体报道,却从没见过王合良或听到有谁再提起过他。停战协议签订五十周年时,干脆连纪念活动都见不到了——这让我非常难以理解,难道他们真的这么容易就被人遗忘了?他们的故事真的就永远只能如上面那两段文字那般简明扼要了?
这就是这个故事留下的缺憾——不知会不会是永远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没有理清楚想明白:这是因两位士兵生命或肢体缺憾产生的缺憾,还是“互补组合”故事本身留下的缺憾,抑或是当今社会时兴的价值观的视野障碍造成的缺憾?
薜志高王合良所在部队第二十九师入朝前隶属第十军建制,入朝时划归第十五军,停战归国后不久,又脱离第十五军建制。在尔后数十年里中,又经过多次整编,最后的番号是第五十六师,隶属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我不知道这支部队在军史教育中是不是还提到过这两位士兵,他们所在连队里出出进进的官兵们,又是不是还知道自己的连队曾经有过两位士兵理应在军中流芳百世的“互补组合”。
我还存有一丝奢望:这支老部队,或许会有王合良老人的线索。
还有薜志高,他牺牲在异国他乡,他在家乡的家人现如今生活得怎么样呢?
《开国第一战》是为王合良和他的战友们而写的,那些牺牲了的和活着的,甚至这些人的真实姓名都不再重要,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找到王合良,也许他双目失明,风烛残年,永远不会看到这本书,但是我想告诉他,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孔,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
记得去年在一批海外学子办的《华岳论坛》上有人曾提到过这两位普通士兵的故事,许多网友激动不已,纷纷表示愿意解囊捐款,为这两位士兵塑像刊碑,题名就叫做“军魂”——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两位普通士兵在上甘岭上的“互补组合”,是中华儿女和中国军人意志品质的最高体现。
我本人当然也属积极附议者之列。
然而,这座塑象,这座丰碑,究竟该建在哪里呢?
后记:写作完本文时,我意外地得到了王合良一家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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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瞭望》记者熊蕾同志介绍双石访问英雄家庭的情况
战史资料中对这两位英雄只有474字的记载,却使双石感动不已。薛志高牺牲了,王合良呢?双石只知道他们都是四川人,王的家在三台县。他是进荣军院了?还是回家乡安置了?他后来的生活状况如何?是否还健在?双石惦记着这个悄然无声地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数十年来默默无闻的英雄。他向所有他认识的第十五军的老人们打听王合良的下落,却每每都是失望。
他抱着一线希望,给王合良的家乡四川省三台县民政部门去函,几次碰壁后,终于找到了英雄的下落:他就在三台县民政局工作,1991年去世了,但是他的家人都健在。心情激荡的双石利用双休日,驱车百里,从成都专程到三台去看望这位特等功臣的遗属。
他发现,他们的家境只可以用贫寒二字来形容,屋里除了一台电视机外,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门上悬着一块1954年当地政府送的“特等功臣”匾算是通家之宝。王合良的女儿说,王合良生前从不让家人去找政府,他说穷日子有穷日子过法,比起牺牲的同志,自己算是幸运者。能吃饱饭就该知足。
双石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拿到了王合良生前在笔记本上写的一篇自述,叙述了他参加志愿军的经过,和当时战斗的情景。其中,这位老战士以非常朴实的语言,写出了他为什么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还要坚持战斗:“我想来想去,可能有几种原因鼓励着我,一是到了东北知道了祖国之大,看见了无数烟囱在冒烟,数不清的工人同志们在生产劳动,这是在建设新中国呀!任何一个年轻人,看见这个,都不会不为之动容。我到朝鲜后一个月之内,收到祖国各城市学校和机关的慰问信有20多封,还有很多慰问品——祖国这个力量就是这样传递给我们的!二是到了朝鲜,走了一晚上,没有看见过一所房子,就是看到一座城市,也是光秃秃的。上平康前线时,过了一个火车站,我数了一下,有80多个火车头被炸烂了扔那儿,也是光秃秃的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几十岁的老奶奶没房子住,连吃的都没有,都是部队从那儿过的时候接济一点。……那时我就想,这个战争要是摆在我们祖国,我们祖国不也得跟朝鲜一样?要是摆在我们西南,那么西南人民不也同样是牛马不如?我们的母亲也同样没有房子住,儿童不也一样被炸得尸骨无存?……”
双石说,“《开国第一战》是为王合良和他的战友们而写的,那些牺牲了的和活着的,甚至这些人的真实姓名都不再重要,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永垂不朽。”虽然王合良们永远看不到这本书了,但是双石还是想告诉人们,“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孔,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曾经屈辱的历史。”
虽然王合良们永远看不到这本书了,但是双石还是想告诉人们,“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孔,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曾经屈辱的历史。”(据《瞭望》,记者:熊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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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
王合良遗作《别人是志愿军,我也是!》
整理者(周军)按:王合良生前的笔记本上有一段自述,因其文化程度的局限,表述比较零乱,有些文字也很难辩认,也有辞不达意之处,需要费力揣摸,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校正了一些自述者因当地地位局限未能准确表述的地点和战斗态势,因王合良老人已去世,无法与他讨论商榷,只能尽可能地保留他留下文字的原样和表述顺序。特此说明。
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别人写(租)地主的土地有钱交租子,可是我们家里不但没钱交租子,而且连锄头都没有一把,农具更不用说了。我父亲用五十个活路(工)与地主换了三块破烂草房子和两亩多点地。虽然是五十个活路(工),天晴都在他家地里做,下雨才能在自已地里做。我年纪小,就用织布去换工。
我八岁时母亲就死了,我父亲一个人拉扯着我和我的兄弟。解放后我们家分得了田地,我父亲很高兴,再不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了。可是不 久听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我心里很气愤很难过。那时我在民兵队里当小队长,回到家里就对我父亲说:是不是可以让我去参军?我父亲很同意。但当时当兵要满18岁,我才17岁,于是就多报了一岁,18岁。
部队领导看我个子不高,就叫我当通讯员。我不愿意。领导说服不了我,最后还是把我放到了班里。过了不久,部队就出发了。到了陕西宝鸡,我们四川人吃不惯面条和馒头,还不会做,都是请老乡帮忙。后来到了东北安东,就更不习惯了,整天都是小米和高粱米,好在大家要抗美援朝心劲很足,慢慢也就习惯了。
到了东北才知道我们祖国有这么大,有那么多的矿山和工厂,工人们劳动热情都很高,数不清的烟囱都在冒烟,我心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愉快。
到了安东一个月,记得大概是1951年7月18日,开始换领武器,我那时决心虽大,但个子小身体弱,把武器装备一背到背上,早晨出操时还能跟着跑,一到下午脚就软得撑不起身子。满身东西都咣当乱响,勉强才能跟上跑,根本不能去作什么动作。除了武器外,还有许多给养要随身携带——那时志愿军后勤跟不上,每个战士都要随身携带给养。记得当时每人要带半斤盐、4斤半炒米和5斤炒面,还有15斤高梁米和小米。
两天后,部队就跨过鸭绿江桥,向朝鲜境内开进。到了朝鲜,走了一晚上,就没有看一座完整的房子,也没见着一个人。房子都被美国飞机炸了,人都住都了洞里去了。我们部队只能晚上行军,白天就钻防空洞,脚走肿了,还得四处去挖野菜,然后加上盐把野菜煮熟了就着炒面或高梁米下饭。当时我们带的盐都是山东和江苏的海盐,很涩很苦,这样弄出来的野菜很难下咽,但还不得不下咽。
到了驻地,老同志们都出来欢迎我们,什么都给我们安排好,不要我们站岗,要我们好好休息。但几天后美国飞机把桥炸断了,朝鲜北部洪水泛滥把路也冲垮了不少,部队闹起了粮荒,半个月的粮要对付着吃一个月,我那时在机枪连,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
我们去找老乡商量给牲口找些草,好把牲口吃的高梁米调出来紧着人吃——这“人”不仅是我们当兵的,还包括朝鲜的老百姓。为了给老百姓省出口粮,我们当时每天只开两顿饭,一顿干一顿稀,省出一顿粮给朝鲜老百姓。就这样,我们还天天要搞训练。我所在的重机枪班有一挺重机枪,我身体廋小,班长为照顾我,只让我背一块浮板,就这样我还是扛不动。后来又有人分到我们班,就让我背一根预备枪管,这才勉强能背着跑。
当时我们的训练预计是3个月,可能是前线战事紧张,刚训练了一个半月就叫我们去打靶,给我5发子弹,打了不记成绩,算是一种体验。我们当时学习的机枪是两种,一种是苏联的郭留诺夫重机枪,一种是马克辛重机枪。训练的一项内容就把两种机枪放在一起,把两种枪都给拆了,然后让你蒙上眼把它各自合成归位。我把五发子弹打了,首长说还可以,可以当射手。
射手当上了,可我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机枪射手很辛苦,要扛的东西很多。又听一些老同志讲:当兵还是当步兵好,抓住几个敌人就是死了也划得来,还可以立功。重机枪这玩艺儿又笨又重,不但抓不了俘虏,经常连敌人都看不到。于是我又跑去找连长,要求调到步兵班,连长不答应,我又去找指导员。指导员打马虎眼想哄我,说过几天再说吧!我一生气就躺倒不干了,本来就扛不起那重机枪嘛。连首长看看没办法,就答复我说那你就到五连当步兵吧。
然而到了五连,人家也不让我当步兵,让我到炮排去摆弄迫击炮。我更不干了,要摆弄迫击炮,我还不如就在重机枪连耍重机枪。我跟连长死缠烂打,连长还是不答应,说你就当是在炮排学习嘛,你年轻轻的,多学一点东西不好么?我一想这话说得也对,也就同意暂时在炮排“学习”,我私下里订的计划是学4个月,结果刚学满两个月就让我去打几炮。第一发打偏了几米,第二发还偏1米。教导员说再给这个小鬼一发。这一发我很用心,仔细瞄了又瞄,一炮就把靶标给炸飞了。教导员笑着用四川话说了句:马马虎虎将就要得。
那时候常听老同志们讲,三年熬一个迫击炮手,两年熬一个重机枪射手。关键是打炮要用数学,要会计算,要根据距离和方位计算加什么药包,还要测量密位,读过书的人要容易一些,而我这样的文盲,就很困难了。能得到教导员这个夸奖,我也很有几分得意。既然教导员都说“将就要得”,我又找连长要求下步兵班。连长这道理那道理跟我说了半天,我只回他一句:你不是说让我多学习么?难道你还怕我多学一些武器?连长经不住我死缠,只好答应让我下步兵班。我当然很高兴,到了班里很用心地学习了多种武器的使用,不光是自己的武器,还包括几种敌人的武器,很快就掌握了许多武器的使用。
52年3月份,我们军接受上级命令,到平康前线去执行防御作战任务。平康那一带是平原,极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行动。因为我们部队的首长都是出了名的战将,所以才把我们放到那里去。我们当时发的鞋是胶球鞋,后来敌人都知道这支穿胶球鞋的部队很能打,害怕得很。
我们工作的重点是修工事挖坑道,晚上就出去捡敌人的便宜,经常一出去不是带几个俘虏回来,就是弄几样武器回来。有时一去就是几天,衣服被雨水露水打湿,就没有干过。吃的真就是雪水绊炒面,整夜整夜在雪地里潜伏,还不能睡着,因为睡着了打呼噜会惊动敌人。就这样回来了还得挖坑道修堑壕,累得不行,常常站着就可以睡觉——我们四川人骂人的话就有“你霉得走路都在拽瞌睡嗦!”而我们那时硬是就是“走路都在拽瞌睡”。
10月中旬,上甘岭打响了,我们第八十七团调到上甘岭方向支援第四十五师部队,到了那里先是准备,领导动员说:我们这次一定要打好,打不好,就是影响整个朝鲜战争的停战问题。打好了就可以很快停战,打不好停战就要延期,我们只能打好,不能打不好!我们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陪美国佬打到底!秦军长说啦,要婆娘娃娃一起上,连队打光了,机关也要上。哪个连队把山头打下来又能坚守24小时的,全连集体记功。回来讨论时,每个人都订了计划,我当然也订了。内容不外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叫。打断一只手一只脚不下来,打断双脚双腿不哭不叫。
当时我们团配署第四十五师的第一三三团,参加争夺537.7高地北山阵地。有一天正副班排长都在连部开会,叫我带了十多个同志到营部仓库去领手雷,仓库管理员是我老乡,他把我叫住:王小鬼,这次每个人要带20枚手榴弹,400发子弹,两根爆破筒或两枚反坦克手雷,还有枪和粮食,加起来有百把斤,还要跑,你楞格丁丁儿大,啷个扛得起哟,就留在我们这里看仓库算毬罗。
我听了很生气,又不想跟他罗嗦,就简单回答了他一句:别个(人)是志愿军,我也是。他们背得动,我也同样背得动。谁知回到连队,我们连长也是这种口气:你扛不扛得起哟,就是不让你打仗,只让你背东西,你恐怕都背不起来哟。我也同样简单地回答他:别个(人)是志愿军,我也是!连长说光说不行喽,你还是背起来我检查一下看要得要不得。
我硬着一口气,当着他的面就把一百多斤东西背在身上。背起来还是不算,连长还叫我走给他看,我走是走了,但脚底上是软的。连长摇头,说这样子不行,打仗不光是走路,还要跑哟……
我赌上了这口气,每天煅练,慢慢要好一些了。那时候,祖国慰问团就在五圣山前线,我和大家一样,都揣着一口气,要让祖国亲人看我们打仗,打胜仗,不能在祖国亲人面前丢人现眼。
10月26日,我们开始到前沿熟悉地形,后来就逐渐参加一些班排规模的出击行动。有一次,朝鲜人民慰问我们的苹果送了三个到我们排,我看到排长副排长每天都要带部队去出击,就建议把苹果给了正副排长,两个小的给排长,一个大的给副排长。那天晚上副排长出去后就再没回来,他们就吃了一个苹果。排长的苹果留下一个没吃,装在了饭包里。第二天排长让我跟他出击,说你个子 小不容易暴露。那天晚上出去只走了一会儿,天就要亮了,看到有一伙“李承晚 ”窝在一个小坑道里,我们就把他们全打死里面了。
敌人发现了,就封锁我们的坑道,他们不敢进坑道,我们也不轻易出去,僵持。但里面的人两天两夜没水喝,只好喝尿。我们坑道里每个人都喝过尿,很臭,只能憋住气喝。敌人怕我们从坑道出击,就派人天天守着我们的坑道口,有天晚上,我看见一个敌人坐在我们坑道口一动不动,象是在“拽瞌睡”,我报告排长,排长说那你就去吧,我掩护你。我慢慢爬到坑道口,看看那家伙还是一动不动,我一扑上去就把他的脑壳拧了一转,把他干掉了。
几天没水喝,后来就连尿都没有了。排长为了给大家鼓劲,神密兮兮正儿八经对大家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精神一振:是不是外面送水来了?还有人问是不是外面下雪了?有雪就有水嘛!排长笑笑,从饭包里拿出一个苹果:大家都吃一点才好打仗。结果这个苹果给这个也不吃,给那个也不吃。排长很生气:你们不是都喊渴么?大家七嘴八舌都说不渴了不渴了。排长把这个苹果拿到鼻子前闻了半天,才小小咬了一口,又传过来让大家都吃,不吃不行。我们一个排38个人,一个苹果转了好几圈才吃完。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和平环境里讲团结,困难环境里团结得更紧。
11月4日号那场战斗我终生难忘。
那天我们排是突击排,分成三路向537.7高地北山冲击,敌人拼命地往下扔手榴弹,又密又急,我也用手榴弹往上扔,敌人的手榴弹大约有十来颗在我前后左右爆炸。我是战斗小组长,我的组员一个牺牲一个负伤,我的左眼也被炸伤,眼球都吊在了眼框外边,用手一扯吧痛得钻心,不扯吧又晃来晃去碍事。我的双眼被血糊住,只能模糊看点东西,我呼叫我的组员也没有回应。倒是听见有人在叫我,听口音是我们副班长薜志高。我爬过去问他怎么样,他说我的腿打断了不能走,我一摸他的腿是软的,只剩下一点皮还连着,还听见血在汩汩地流。我赶紧用我身上的急救包帮他包扎了,血才止住了。薜志高说王合良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我说我背你下去我再上去给你报仇,薜志高说那不行,我就是剩下一口气也要上去跟狗日的拼到底!我说你先别急我得把我的眼睛先处理一下。
我从一个牺牲的同志身上摸到一个急救包把我的眼睛包扎了起来,眼球这才不晃荡了。然后我对薜志高说:班副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眼睛看不清,我来背你,你眼睛好使唤,碰上敌人就打他狗日的,没有我们就往山上冲,死也要死在上边。 薜志高很激动,说王合良好同志好兄弟我谢谢你,我们就这样干。
我把他背到了山头上,一路上没有敌人也没有自己人,山上的草木早就被炸了个精光,连块石头都没有,从前挖的交通沟也被炸平了,土就象深耕了几十遍一样,全是虚土。我看没有地方掩护班副,只好把他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在周围拉过来一些“李承晚”的尸体垒了个半人高的“围墙”把他围起来,也算是个遮蔽吧。薜志高的子弹早就打完了,他只有两根爆破筒和两个手雷。我又到处爬着从牺牲同志身上摸来一些子弹和手榴弹给他,让他别动,平时你指挥我现在我指挥你,我再往前去看看还有没有我们的同志。
我一边爬一边喊,这才知道,我们的同志还有6个人,连长和一个步谈机员还守在前边一个阵地上。我又爬回来告诉薜志高,他还在那里坐着,我摸着他的武器,他把所有的手榴弹盖都拧开了,我问他话,他半天才回一句,看来耳朵也被震聋了。我让他别动,我又往前边爬。
刚爬出几步,就听见有人在讲话,外国话,听不懂,我的眼睛模模糊糊还能看点近处的东西,眼前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人在动,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根爆破筒就丢过去。这时听见薜志高那边的转盘枪也响了起来,看样子敌人不止一路。我手里的东西丢光了,就满地乱摸,摸着一个能炸的东西就扔,摸着一个转盘枪的弹盘卡上就打,……
这时我比薜志高情况比起来反而好些,他只能坐在那里不能动,打光了弹药没法去找,我还能爬来爬去到处摸。我影影悼悼看见敌人在动,也只能辩别个大概方向就乱打一气。开始和薜志高还能配合,可打到后来到处都听见敌人的枪声就互相顾不上了,只能各打各的,打到后来我听见他那边响起了一声爆炸,我爬过去就摸,喊他没人答应,我给他垒的那些“李承晚”围墙也倒了,我一下就猜到:他肯定是和敌人拼了。他要是在,敌人也不会从后边上来……
这时我也没有力气了,根本站不起来,只好斜靠在一面坡上。弹药也只剩下摸到的两个弹盘,我卡上了一个,压在腿上下,心想敌人要上来了,我拼了便是。后来听到我周围的脚步声越来越杂,外国话吵吵嚷嚷的声音越来越大,接着就有人把我的手拉了一下,大概是看戴没戴表,我没理他,我的枪压在大腿下边,心想你们挤成堆了最好,我一次就能赚不少。我影影悼悼看见敌人坐在了一起,大概是在吸烟吧。我从大腿下把枪一抽就开了火,就听得敌人乱嚷,一会儿平静下来了,但我也睡过去了……
过了不知多久,就听我们连长喊:王小鬼,王小鬼,你还在么?我说还在哩,连长你怎么样?连长说我没什么关系,就是一只手只剩一点皮连着了。又听到连长喊了一声:赶紧把王小鬼送走……
我醒来是一个星期后了,听人说往下送我的时候我还又踢又咬,人家大声喊自己人自己人我还不住手。大概那时候已经打懵了,脑袋里只有一根打的弦了。
后来有人问我,你眼睛都瞎了难道不痛,为什么还要打。
这不太好回答,我想来想去,可能有几种原因鼓励着我,一是到了东北知道了祖国之大,看见了无数烟囱在冒烟,数不清的工人同志们在生产劳动,这是在建设新中国呀!任何一个年青人,看见这个,都不会不为之动容。我到朝鲜后一个月之内,收到祖国各城市学校和机关的慰问信有二十多封,还有很多慰问品——祖国这个力量就是这样传递给我们的!二是到了朝鲜,走了一晚上,没有看见过一所房子,就是看到一座城市,也是光秃秃的。上平康前线时,过了一个火车站,我数了一下,有80多个火车头被炸烂了扔那儿,也是光秃秃的没有一间完整的房
子。几十岁的老奶奶没房子住,连吃的都没有,都是部队从那儿过的时候接济一点。
我们在平康前线的时候,当地朝鲜政府组织少先队员课余给志愿军挖野菜,一个少先队员揹了一大背野菜给我们送来,走到半路就让美国飞机给炸得尸骨无存,美国鬼子真是造孽呀!
那时我就想,这个战争要是摆在我们祖国,我们祖国不也得跟朝鲜一样?要是摆在我们西南,那么西南人民不也同样是牛马不如?我们的母亲也同样没有房子住,儿童不也一样被炸得尸骨无存?哪里还会有“无数个烟囱在冒烟”?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战斗小组全部牺牲了,还有不少同志也牺牲了。每当我一回
忆起来,他们就象站在我面前,我就觉得我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
住医院的时候,遇到了我们连一个副排长,我们上前线之前把他调到后勤工作站,现在大概是连里干部伤亡太大,他又回连队了。他听说我负伤了就来看我,他说你不要难过,好好休养,连里给你报功了,听说给你评的“二级战斗英雄”,我祝贺你立功。
我那时很土,不知道这“二级”是个什么功劳,当时只是伤心,我才不满二十就瞎了眼,还什么都没做哩!他说“二级”不“二级”的,还祝贺,我一听就来气。他看我情绪不好,跑到老乡那里去买了几包烟和两斤苹果,送到我床头让我摸着吃,安慰我想开些,组织上会想尽办法为我把眼睛治好的…… .'
我的眼睛经过治疗,右眼恢复了一点视力(眼窝附近还有个弹片没取出来),左眼装了个假眼球。53年3月间回到四川,一年后部队把我立功证书寄到了省里,又专程送达到我的家乡,那时我仍然不知道我立了功。真正知道这件事,是朝鲜代表团到四川访问,省里来人接我到成都去迎接朝鲜代表团,还把我选成了省人大代表,我才知道立功的详情。我想,我得到这一系列的荣誉,应该都是党和人民教育的,还有部队首长和同志们,我做了一点事情,可给我的荣誉又这么多,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党交给我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负了伤就回到了祖国,还专门给我们开办了荣军学校,让我这个文盲变成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有了一些文化,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是幸存者,也是幸运者……
(在这篇自述后面,王合良摘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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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8
王合良负伤后的大致情况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王合良后送回国治疗,53年底回到四川老家,住荣军学校学习文化,工农速成中学毕业。54年,与同乡姑娘曾永华结婚,曾永华至今都是个不识字的文盲。王合良称,我有自知之明,我就是要找个文盲。王合良曾是四川省一届人大代表,本来有在成都安置的机会,但他在成都过不惯,不喜欢到处都有人跟着的生活,自己偷偷跑回了三台。住了几年荣校后,被安置在青海省某劳改农场任管教干部,因不适应高原生活,昏倒过几次,后来又回到三台,在三台县民政局优抚股工作,直至80年代退休。
王合良与曾永华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已退休,小女儿仍在三台县人民医院工作,两个儿子都是当地车圈厂的工人。
曾永华原是县医院的浆洗工,退休后住在两间加起来不足30平米的旧楼房里,每月大约有600元的退休金。她还替离婚的儿子供养一个孙子。家境可以用贫寒二字来形容,屋里除了一台电视机外,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门上悬着一块1954年当地政府送的“特等功臣”匾算是通家之宝。
王合良生前从不让家人去找组织,他说穷日子有穷日子过法,比起牺牲的同志,自已算是幸运者。能饱饭就该知足。
王合良1991年3月因患多种疾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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