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敬仰的美国一位智慧女性

美国虽然独立了230年，但美国妇女的公民历史只有86年，因为在美国独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妇女在国家管理中没有发言权，也就是说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直到1920年8月26日，宪法第19条修正案才赋予全国妇女投票权。而我所敬仰的美国这位智慧女性，就是为争取这种权利而呕心沥血的一代世界杰出的女性。

安娜霍华德宵（Anna Howard Shaw）于1847年2月14日出生在英国诺森伯兰郡首府纽卡斯尔。1851年随父母移民到美国。她12岁时母亲患精神病，父亲抛弃了家庭，她便挑起了家庭重担。15岁她成了小学教师，1880年成为美国卫理公会教第一位女牧师，1886年在波士顿学获得博士学位。安娜于1885年参加妇女投票权运动，并于1904年至1915年任全美妇女投票权联合会主席。

美国的革命是从上至下的革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起草也是由精英起草的，没有人民的参与，因此，在这个两个立国文件中存在很多的歧视和不公正，其中一个就是对妇女的歧视。北美殖民地人民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起来，但是，并非13块殖民地上的人民都获得了自由，只有一半人男人获得了自由，女人根本没有从革命中获得任何政治权利。《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写下了对世界各国宪法制定产生深远影响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伟大词句。但是，我们把“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翻译成“人生而平等”明显含有翻译者的愿望，希望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是人就生来就是平等的。其实这句话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所有男人生而平等”。约翰亚当斯是《独立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她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发现了这句话很不满，在1776年3月写给丈夫的信中就向忽视妇女权利的“大男子主义”提出了警告：“如果不给予女性特别的关心和重视，我们就将揭竿而起，对于不给予妇女发言权和代表权的法律，我们将不会任凭摆布。” 可惜亚当斯没有“妻管严”的毛病，听不进“枕边风”，“男人”那个词就是没改。1787年举行的联邦制宪会议也决定把投票资格交由各州决定。1807年开始，美国各州通过的法律也没有规定妇女拥有投票权。

美国独立以来，美国妇女为自己争取投票权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了高潮。安娜霍华德宵就是一名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的杰出的领袖。她经常在全国演讲，以雄辩的口才有力地回击了反妇女投票权者的各种论据，为妇女在全国获得投票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安娜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虚伪性给予毫不留情地揭露。认为美国政府名义上是共和制，实际上是贵族统治。因为美国建国初期只给有财产的自由男性公民投票权。而把那些为美国独立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为了自由作出巨大牺牲的人给遗忘了。因为法律规定“所有纳税250美元的男人拥有一个投票权。”在地方，由于宗教等势力的影响，把选民条件中的“男人”这个词前加上了“教徒”和“纳税者”，然后又擦掉了“纳税人”这个词，用“白人”取而代之。后来又把“男人”前的“白人”这个词给擦掉了，一时想不出用什么恰当的词来代替，于是所有的人都包括了进去白人和黑人、富人和穷人，聪明的和愚昧的，酒鬼和未醉的。所以，共和党人在“男人”前不能写任何词，他们不得不让这“男人”这个小词孤零零地呆在那里。

安娜用犀利的话语讽刺道，美国说自己是共和制并不能使美国实现了共和，就像一个人叫他自己天使并不能让自己成为天使一样。她引经据典，驳斥男人主义者践踏共和政体。她说：“什么是共和国呢？你到字典上一查就知道了，共和国是一种政府组织形式，在这种制度下，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制定法律。……共和国的定义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让一半人民选举代表来管理所有人民。那是贵族统治，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她还引用《圣经》，让上帝的谕示回击反妇女投票权者。上帝说“男人独居不好。”这着非常厉害，因为《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是在上帝的指引下制定的，现在上帝就指引说：“男人独居不好。”那在宪法文件里用“男人”这个词显然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必须修改，应该让女人陪伴男人。

反对妇女投票权者还提出“妇女头发长，见识短”的论据，说妇女无知，没能力参政。安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自身。她说，最开始发现自己无知的是男人。美国男人开始连无记名投票都想不出来，还专门派人到澳大利亚取经。取回经来，美国男人发现自己用不了澳大利亚的无投票方式，因为有很多男子是文盲，于是在选票每栏的头上作个标记，每个标记代表一个党派，如一个公鸡、一只鹰或一只拿着锤子的手，只要选民能区分这些标记，他就知道把票投给哪个政党。这时还有的男人无知到分不清鹰和公鸡，于是，就用母鸡来代替鹰。现在白人刚学会了在选票上划标记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就大言不惭地取笑妇女无知了。

她揭露男人们一向前后矛盾，他们在7月4日（美国的独立日）不厌其烦地讲“人民以上帝的名义统治”时，他们知道那不是真的，但他们还是在欢呼中高喊这句口号，并一遍又一遍地引用《独立宣言》里的词句：“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由被治者授予的”，可他们却阻止一半人民拥有对任何事情的发言权。一些官员总在各种场合冠冕堂皇地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Vox populi, vox Dei.）”她风趣地回敬道：“可演说者忘记了，人民的声音既有男低音，也有女高音。如果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当我们满足于听男低音独唱时，我们如何知道上帝的声音是怎样的呢？如果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只有男低音和女高音的合唱才能表达出政府中上帝的声音，这才是一种神圣的和谐。”

男人不给女人投票权，实际上就是没把女人当作完全的人，她只妻子、姐妹、女儿、姑妈、表妹，她不是个完全的人，要附属于一个人，由她附属的那个人来照顾她。男人不能公平对待女人的惟一原因是，他们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地位完全不一样：女人是家庭妇女，而男人是保护者。安娜指出：“我们不需要男人来保护我们，我们能自够自己保护自己。过去，当世界需要这种保护的时候，这个古老的保护理论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的保护是来自文明内部，而不是外部。”

针对男人说争取妇女投票权者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指控，她挖苦道：“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据我所知，社会主义是专制政府，而无政府主义没有政府。我们是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摩门教徒和老处女，这就是他们给我们列出的单子。”

还有人认为：妇女一投票，家庭准乱套。这些人的论据是，妇女爱感情用事，妇女一旦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会异常兴奋，为了投票忘记了家庭，不照看孩子，不爱丈夫，除了投票之外什么也不做了，每天10个小时、每年365天总这么兴奋着。这些人还从经济上提出了反对妇女投票的论据，说什么如果允许妇女投票，那将是笔很大的开销，实在没有必要；因为妻子和丈夫通常投一样的票，即使是没有结婚的妇女投票也不会影响选举结果，因为她们的投票和假定的丈夫的投票是一样的。如果她们不和丈夫投一样的票，那么家庭就会出现不和谐，就会离婚。安娜抓住了对方的破绽，把对方驳斥得体无完肤：“他们发现在科罗拉多州的离婚案件比允许妇女投票前多了，可科罗拉多州今天的人口是允许妇女投票前的4倍！”有位先生曾对她说：在他和他妻子一起生活的20年里从来没发生过意见分歧，他担心，如果允许妇女投票，她妻子会和他投不同的票，那么，他们20年来建立起来的美好和谐就会破灭。安娜对这番言论给予无情地讽刺：我猜想他肯定是个白痴，因为聪明的人不会一起生活20年竟没有一次意见分歧。一个小女人如果20年来一直跟屁虫似地跟着一个男人，不断地说：“我同意，我同意。”那么，这个男人会是怎样的感觉呢？她说：“如果一个人赞成我说的一切，我是不会和他在同一所房子里生活20年的。”

教士艾博特博士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召开的反妇女投票权的集会上说：“如果允许妇女投票，我们的慈善工作就没人去做了。”当时贵夫人惟一的社会活动就是从事慈善工作。安娜认为，妇女投票权的目的不是为贵夫人提供展示仁慈的机会。共和国需要的不是慈善，而是机会。女权运动的目的不是向人们供给面包，而是向他们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自己赚钱买面包。一些妇女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用在愚蠢的慈善事业上，可我们制造出来的穷人比救济的还多。所以说，与其给人慈善救济，倒不如给他发展的机会，让他自己有能力赚钱买面包。任何人都没有不劳而获的权利，这个世界没有义务养活任何一个人，它对每个人所承担的义务是给每个人工作谋生的机会。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权在世界上游手好闲地生活，她必须为自己生存所占的空间对世界有所回报。
反对妇女投票的人还提出了一个理由，那就是妇女没时间。安娜答道：“如果是这样，我认为应该让女人代替男人投票，占用女人不值钱的时间比占用男人宝贵的时间要好，因为你们认为投票会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 一个来自新泽西州的年轻已婚妇女把丈夫留在家里3个月，一直跟着安娜拆她的台，并提出大量数据，论证给妇女投票权也没用，因为妇女压根就没时间出去投票。这名妇女说： “不能否认这些，因为我有数据，数据是不会撒谎的。” 安娜回敬道：“他们拿出的是撒谎者的数据。她试图向妇女们证明投票权没有用处，因为妇女果真有了投票权，她们也不会行使那种权利。即使我们不使用这个权利，我也看不出给我们这种权利会有什么害处，我们不会用这种权利伤害任何人。其实，给妇女投票权是你们男人摆脱我们纠缠的最好方法，我们得到了投票权，就不再举行争取选举权的会议了，就不再对你们唠叨了，也没人再谴责你们把城市管理得一团糟了，因为你们可以说：你们得到了权利，为什么自己不出去清扫？”

一些男人出于私心反对妇女投票，他们担心，如果妇女获得选举权，也必然拥有了被选举权，女人就要竞争公职，和男人挣饭碗。安娜坦率地表白：我就想得到公职，想得到世界上最高的职位。我一直想当一名警察，我曾申请过这个职位，他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能把一个人打倒，并把他带到监狱吗？”那就是一些人对警察管理社区的观点：打倒某人，并把他带到监狱！我认为，预防犯罪比逮捕罪犯更重要。

安娜认为，如果妇女得到投票权，让妇女参政，世界会更和平。因为男人倾向与把国家的权利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安娜则认为，世界上有许多种力量，不一定要依赖武力。安娜在一次演讲时，一个男人问她：“如果女人得到投票权，她们会到德国与德国人打仗吗？”她答道：“我们为什么要到德国去打仗？”他接着问：“如果德国人进攻了美国，你们会与他们战斗吗？” 她说：“为什么让我们女人与男人打仗？如果德国把女子军队派到美国来，我们就会做个样子给你们男人看，我们会迎上去说：‘来吧，我们去歌剧院解决问题。’”那也许不够刺激，但却避免了死亡。她强调说，女人要投票权不是为了去打仗，而是为了帮助男人远离战争。国家和家庭一样，就像家庭不能没有男人一样，国家也不能没有女人。

1920年8月26日，宪法第19条修正案生效，这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性别而被合众国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但安娜霍华德宵却未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她于1919年7月2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莫伊伦去世。相信，得知全美国妇女终于得到了投票权，她会含笑九泉的。（联系：www.aifei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