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右派
毛/泽/东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满可以再加一个横批：历来如此。再过一千年，也还是有左中右。
今时今日，在中国进一步向资本主义演化的现实进程中，不同社会集团及其代表各自表述，在朝野中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派别。
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其结构既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也不是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而是金字塔型。在金字塔顶端的是党内从资本主义化进程中受益的官僚集团和买办势力，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依附官僚、内外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右翼，他们是社会的主流，新自由主义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意识形态。近年又从中分化出新国家主义思潮。在金字塔底端的是工农和无业者，他们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官僚和资本家肥硕的臀部，偶尔通过网络唱唱反调。
知识分子右翼操纵舆论导向，表面上不可一世，实则不堪一击。他们忘了自己只是皮上的毛，忘了自己是老几，把尾巴翘得高高。朱学勤曾经问：我们要是掌权，你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如果有这一天，左派将热烈欢迎。皆因改良派毕竟还有欺骗性，要打倒不容易，打倒他们可就简单多了。一次朗顾之争，他们已经是在民众中间臭不可闻了。连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待见他们，官僚集团也正在拿他们当替罪羊，正如1957年和1965年所做的那样。知识分子右翼脱离实际，清谈误国，最终也误了自己。
官僚集团虽然掌握大部分政治、经济和组织资源，但他们腐败无能，倒行逆施，已经完全耗尽了统治的合法性，而且内部分化亦极其严重。
官僚买办集团是最反动和最腐杇的，实行的是一条对外妥协、对内恢复精英统治的传统主义之路。
买办集团祸国殃民最甚，同时又最孤立。一个“宁赠友邦，莫予家奴”的政权，一个剥夺人民衣食，无视人民尊严的政权，人民是不会为之牺牲的！他们手握兵权，自以为得势，但时候一到，他们赖以存在的军队会掉转枪口对准他们。
部分官僚买办分子其实知道他们脚下是火山，但早已准备好护照，且将资产及儿女转到发达国家了。所以他们不怕中国乱，不怕中国这艘船沉，他们要把中国偷光抢光，毁尸灭迹，再到外国享受文明生活。
在官僚集团中，也有一部分人试图以三个代表否定革命，肯定剥削，借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党本来就是靠革命起家，否定了革命，统治的合法性何在？如果新资产者上台，会将他们一脚踢开，甚至地主、资本家的后代也会算起五十多年前的旧帐来。
另外一部分人试图实行改良，甚至有向左转的倾向。而左派亦寄希望于左转。这是革命低潮时期革命力量处于劣势时的客观表现。另一方面，一些激进派不愿意看到改良派执政，害怕改良主义会将革命推迟数十年。
我支持改良派，假如他们能够有效缓和社会矛盾，求得数十年的安定，我自然拍手称快。因为革命只是手段，其目的也不过是追求国强民富而已。
可惜，中国这辆列车已经被引入资本主义的坌道，已不是任何个人力量所能阻挡的。改良派因其局限性，不可能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又怎能赤手空拳阻挡历史的火车头呢？事实上，江李也曾左转，但九二年的春风一吹，只好见风转舵了。新领导人也不会例外。能不能向左转，不是取决于他个人，而是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
我看，改良派所能起到的历史作用，只怕与他们的初衷相反。他们的改良将为左派提供更大的空间，使阶级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民众的方向转变。他们还将使整个统治集团产生裂痕，最终激化矛盾。他们往火山泼水，却不知火山不但不会熄灭，还将会喷发。在历史上，革命往往是在统治集团实行改良的时候发生的。
二、批判左派
左派原本以党内的老派马克思主义者为阶级基础，“左王”邓力群是其代表，他们人数较少，政治势力已很小，政治基础日渐薄弱。后来又加入喝了不少洋墨水的新左派。
左派原本具有深厚的理论资源，但在实践斗争中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其病在于，一，门户太严。左派中的毛派、托派、斯大林派以及新左派，往往各执一辞，门户之见甚深。二，根基太浅。对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的经典，左派中别说读通，读过的人亦不多。这是造成理论素养薄弱的原因。三，实践太少，以致被称为“书斋里的革命派”。革命的力量越是弱小，理论上的无谓的内斗越是凶，机会主义越是盛行。当前的左转论即是一例。
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化进程中，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中下层受到严重损害，甚至于大部分中产阶级也因为极其短视的住房产业化政策而沦为“房奴”，思想急剧激进化。而工农则日益绝望，据公安部报05年全国群体性事件达7万余起。
目前左派力量远远未有效整合。假若这几股势力合流，中国大地将天翻地覆。这是统治集团十多年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后果。
三、批判新国家主义
新国家主义由何新揭搘旗帜，杨帆等张大其势。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权，确为现阶段的中国所必需。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新国家的力量从何而来？没有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就没有新国家。难道我们能指望专横的官僚买办行行好，施舍一点权力不成？难道我们能指望骄纵的新资产者会出钱给我们成立工会不成？
官僚集团绝不会放弃权力的。因此，新国家主义只能是以部分改良派的民族资产阶级为统治基础，对内发展经济，实行专制。镇压左派，瓦解右派，分化整合官僚买办集团，以统一的国家力量，对外抗击新帝国主义。
新国家主义的前景可能性最大，也最危险。新国家主义掌握的各种资源较左派多得多，欺骗性又较右派大得多。民众很容易受民族主义所鼓动，新资产者是乐于托庇在国家强大的羽翼下。反对派或被镇压瓦解，或受其民族主义目标吸引。左派、右派、党内官僚买办集团和党内改良派搏奕的结果，很可能会没有一派取得彻底的胜利，最终是产生一个新权威政权。
新国家主义假如成为现实，将使中国人民数十年内不得翻身。当然，它最后的结果，也是走向自我否定。因为新国家主义是力量平衡的结果，而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不论新国家主义者的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面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绝不是改良派和民族资产阶级能够解决得了的。
四、只要有人民就行
只有建立以工农联盟为根本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才能最大程度上整合民族的意志。也就是说，以工农联盟为根本基础，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地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抑制买办及外国资本对中国国有和民族产业的破坏性竞争，保护国家和民族产业、保护中国的市场和文化，使国家成为联合协调各阶级利益的“人民民主”政权。
而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
1968年7月28日毛召见韩爱晶等造反派领袖时，韩爱晶问了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毛回答说：“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当年苏联工人农民眼看着苏联红旗落地，没有谁说一句话。我们现在也很悲观，因为民众的冷漠和无知。但是工人农民不会永远那么轻信，上街头看看就知道了。而造成民众左转的，不是别人，正是统治集团。
现在主流自以为得势，事实上确实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唯一能将其打倒的力量，就是他们自己。
所以，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情势，令主流忘乎所以，蛮干胡来，硬走极端；如果能够诱使、逼迫其在条件尚未成熟之际进攻，那么，他们将不断制造对立面。而民众的愤怒不断积累，组织能力越来越强。如果是这样，那么主流越是强大，自己打倒自己的日子越是来得快。
这就如唐太宗打仗的办法，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现在，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制造出对立面，站到了民众的反面。他们已经给自己挖好了坟墓。他们越是疯狂，越是容易走向灭亡。
他们一定会走向灭亡。因为中国不比苏联，中国人口多，资源少，经济水平落后。越是落后的国家越容易革命。他们这样搞是行不通的。
主流往往是最好的教员，他们能起到左派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多次说过，要感谢日本，感谢蒋介石。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今天我们也要感谢朱某人，感谢顾雏军，感谢张维迎的“吐痰论“，感谢焦/国/标说要一元钱卖掉中国政府，感谢美国人往中国使馆扔炸弹。他们的所作所为教育了我们。没有他们，我们还在做着盛世的美梦。如果中华民族得以复兴，至少有一半的功劳是属于他们的！
五、投入战斗，然后才见分晓
目前左派内部派系林立，暂时还没有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核心(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都没有)。目前左派目前也尚未提出一个既能全面总结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经验教训，又能较好把握时代变化特点，能有效整合反映现实各阶级阶层力量愿望的纲领方针。
左派要作好准备。留给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别看他们现在不可一世，然而在历史上，暴风雨转瞬即至，统治者土崩瓦解，这样的事情还少吗？投入战斗，然后才见分晓。
没有理论不要紧，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许多事情觉得无法可想，但是来到群众中，要一百个一千个好的想法都有。现在左派人士与工农的直接联系是基本疏离的，以至于众多民间维权活动的背后支持主要为右翼所占据。这才是致命的。脱离了群众，也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论。左派被人称为书斋里的革命派，甚至说成老人俱乐部，这样下去才是没有前途的。
在我看来，左派应以建立工农联盟为根本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为目标，致力于整合左派力量，团结工农、民族资产者和党内改良派，分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集中力量反对最腐朽无能、最反动的官僚买办集团和知识分子右翼，从而有效打击官僚买办集团和右派，造成有利于左派的力量对比，促进新的阶级结构的形成，促进阶级意识的觉醒，最终在最大程度上整合民族的意志。
如果我们不促进新的阶级结构的形成，不促进阶级意识的觉醒，那么我们民族的前途确实是令人悲观的。
政治斗争的真谛就是团结自己，孤立敌人。左派不应动不动就大喊革命，结果自己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在民族利益下，可以与其它集团合作，但不能对官僚集团的自我改革，包括HW新政抱有幻想。历史一次次地证明，官僚集团是不会自动放弃权力的。
对于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准备，对于牺牲要有准备。在历史上，往往是革命者苦口婆心说了许多年，而群众只是站得远远的。“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这是许多革命者的下场。当年鲁迅时代是这样，现在也不会例外。前面说到韩爱晶见了毛/主/席，正准备走的时候，毛又回来了，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虽然如此，造反派小将还是被整得七零八落，甚至永不录用。这有什么法子呢？历史就如煤的形成，耗了许多材料，结果只有一小块。
六、尾声：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有个老农说：解放前，俺村里就有一个地主，俩富农，那时候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专家们当然比老农高明多了，他们温情脉脉地告诉大家：少数先富者会大发慈悲，帮助千千万万的穷人达到共同富裕。
我不知道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不敢这么乐观。因为现实是那么赤裸裸的摆在眼前。但我也没有那么悲观，没有悲观到认同“剥削越多越好”或者“搞一段资本主义”的名言。
在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革命都会出现倒退，革命的上升阶段如同烟花晚会一般缤纷灿烂，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接连发生。但是到了革命的低潮期，人民的情绪很快变得失望。因为人民对革命的期望值，总是大于革命成果的。而革命的得利者这时候也渴望稳定。在革命的低潮期，尽管革命的政治成果很快发生变化，但是，相对而言，革命的经济成果却能够得到较长久的保存。
总的来说，革命会有倒退，但不会退回原来的起点上。进两步，再退一步，历史往往是这样前进的。
1966年，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就看到，自己死后历史会倒退，右派会上台，会把他打得粉碎。但他同样也预言右派在台上不会太久：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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