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围绕电力企业职工薪水过高引发的热议还没有降温，针对金融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议论又起。日前，著名金融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邱兆祥提出，我国目前的银行、证券、基金和保险公司等垄断色彩浓厚的金融企业高管人员薪酬过高，增加过快，特别是银行业高管人员的年薪待遇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应当适度调减(8月14日《经济参考报》)。
在回答金融高管薪酬应不应该调减前，我们必须弄清楚目前我国金融高管薪酬到底高不高，有多高的问题。建行在今年4月颁布的2005年年报显示，该行在2005年支付给行长的薪酬为110.5万元，支付给董事长的薪酬为85.4万元。交行披露的年报显示，行长2005年的薪酬为106.031万元，董事长的薪酬为96.031万元。据报载，招行行长2005年税后薪酬267.83万元，为境内上市银行中薪酬最高的行长，其他两位副行长年薪近140万元。中国民生银行行长2005年税后年薪高达191.61万元，其他几家境内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的年薪也都同样很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高管年薪都在五六十万甚至上百万。就目前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来说，就目前金融业基层职工的收入情况来看，金融高管们拿这么高的薪水，应该说确实偏高了。
但是，有一点必须提出来，金融业高管薪酬与电力行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电力行业是完全的垄断行业，而金融业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高管们来自同业包括国外金融业竞争、经营和管理的压力要远远大于电力行业。
关键的问题是，由于我国工农中建交几家大型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庞大、组织机构战线长、人员多等原因，对其业绩和经营成效考核是一个难题。高管无论拿多少薪酬，都与经营成效联系不紧密，没有一个严密的考核体系和监督机制，没有一个统一、公平的标准。出现了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的情况；出现了盲目拉开高管和基层员工收入差距的情况；出现了只与国外比高管和员工的收入差距，而不与国外比高管贡献度的畸形国际惯例和国际接轨的情况；出现了争相进行股份制改制进而上市，这样高管就可以堂堂正正拿高薪的情况，不是实实在在的夯实经营管理基础，而是热衷于所谓的包装、整合，今天一旦上市，高管薪酬就比昨天高几倍，甚至一边大案正在发生、凶手正在逃往国外，另一边高薪照样拿，上市仍然紧锣密鼓。像一些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在前段时间，亏得一塌糊涂，而高管高薪照拿。因经营状况出现问题而减少高管薪酬的案例极为鲜见，甚至出现股东收益下降而高管报酬大幅度提高的怪事。高薪本无罪，关键在不公，在大多数人不服气。
事实已经证明，全社会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已经引起许多社会问题，诱发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金融系统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不仅会严重影响效率，还会诱发金融腐败，加大金融风险。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队伍的稳定和人心的安定异常重要。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拉大，导致基层员工心理严重失衡，小者消极怠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大者铤而走险，利用工作之便挪用、盗窃银行资金。近年来，银行系统大案要案不断，就说明了这点。凡是关乎中小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利益的金融企业，绝不能允许少数人将公众利益个人化，不能乱搞激励，否则难免会出现问题。
因此，国家应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之机，下大力气理顺金融系统的收入分配关系。高薪必须要有高责任、高业绩，必须与经营业绩挂钩，必须与不良资产状况、案件发生情况、利润回报如何等切实挂起钩来。坚决克服高管薪酬能上不能下的问题。金融企业员工的收入拉开差距、档次要合情合理，对高管薪酬要限高，对基层员工工资要限低。笔者完全同意邱兆祥教授的意见，金融等垄断行业高管人员年薪过高的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任其扩大，针对金融等行业高管人员收入过高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这些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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