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犬病的中国
何必
最近北京市卫生局公布数据，仅6月一个月到狂犬病免疫门诊就诊的人数就有一万五千人，这因动物致伤的人数大有上涨之势。在第六医院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记者看到，上午仅仅两个多小时就有十多个人因物致伤前来就诊。医生说，这动物致伤可一点都怠慢不得，目前狂犬病病死率几乎达到100%，六月份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疫情报告中，狂犬病的死亡人数排在首位，而现在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接种疫苗，可这狂犬疫苗一打就是五针，国产的二百多元，进口的得三百六七十元。刚刚看到的被狗咬伤的孩子，则花了几千元的治疗费用。遇上有主的狗还好，治疗费能协商解决，可要是被流浪猫狗攻击，这治疗的钱还得自己掏，就有点冤枉了。被流浪猫狗咬伤这费用应该由谁出呢？记者为此咨询了相关部门，公安部门说他们管上户口，但这狗张口咬人之后的费用可就不归他们管了，卫生部门表示他们管的是咬人之后的治疗，费用谁出他们也管不了。有资料统计，目前仅北京上了户口的狗就有５３.４万只，而没上户口的也有几十万只，此外还有猫和猴子等其他宠物。北京市卫生局最新的数据表明，仅六月份接种狂犬病疫苗人数就猛增到一万五千人，上半年的总数已将近7万人。（2006年8月16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
1，这养宠物上户口的时候有人管，可张口咬人之后就只能自认倒霉。
2，至于没户口的狗，有人提议，流浪猫狗攻击人之后的费用应该由政府程度，否则，就应该承担管理流浪狗猫狗的费用。
可以看出来，这个报道是个调查性质的路数，并不是缘起于什么新闻事件，而是针对普遍现象的解析。
现在，北京市的居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养上了宠物猫狗。我不知道这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中所描述的人要通过动物来发泄支配欲，还是国富民强之后中国特色生活情趣的展现，反正结果是街头巷尾色彩斑斓大大小小的猫狗们层出不穷。
当然，这种宠物热也带来了很多麻烦。比如大街小巷遍布的狗屎，就成为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一道非常靓丽的景色，臭气熏天地懒洋洋躺在与时俱进的阳关里，注释着负责任大国的内涵与气味。
养就养吧。现在咱也没法说，养一个宠物的开销到底提升了多少的GDP增长而为各地官员乐不可支，或者一个宠物的花费对于城市贫民以及农村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法律没有禁止豢养宠物，当然也就不能阻拦人家成天到晚猫啊狗啊的获得情调品质操守方面的涅槃升华。
可是，如果好好养也就罢了。人家不想养了，没有任何规则和禁忌可以阻止把猫狗往门外一扔就再也不管了。反正遗弃婴儿是犯法，但遗弃宠物不算违法，法不禁止即可行，扔了能怎么着？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名言“人在盗走母牛的尊严时，也损害了人的尊严”，那不过是洋鬼子衣食无忧之后的矫情蛊惑，碍中国人什么事？当下，各式各样的违法乱纪比比皆是，扔个畜生算什么？
可问题是，如果这流浪猫狗咬了人，为了预防而必须到医疗机构注射狂犬病疫苗，这费用该谁来出呢？
我们大概不会说，这被流浪动物弄出来的狂犬病也属于法律上所谓合同执行过程中的不可抗力吧！
遗弃宠物者无法追究而免责，被遗弃宠物咬伤者活该倒霉，必须自己掏腰包来治疗，这是什么世道？
既便是那些有主任的宠物，如果咬了人，而且主任还能够认帐，那么按照现行法律也只能赔付狂犬病疫苗以及误工的费用，其他的比如形成对动物的恐惧、痛苦等精神方面的损失还是得由被害人自己承担。
问题在于，管理当局允许居民豢养宠物，并且还为狗建立档案，收取费用，可出现了狂犬病这种灾难时却不见了政府的踪影。
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还是后来的禽流感，以及最近发生在山西郓城的乙脑，卫生部都假模假式地进行了疫情通报。但是，上面那几种疫情，不管从发病人数占比方面看，还是从病死率上说，都比不了狂犬病。
按照卫生部最新公告，中国的狂犬病死亡人数，已经位居所有传染病之首，超过了艾滋病。也就是说，中国的狂犬病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成为最严重的传染性疾病的最高比例，狂犬病成为中国传染病之最。
对于其他传染病，卫生部和各地卫生检疫部门都有着装腔作势的报告制度，可到了狂犬病这个遍布全中国而且愈演愈烈的急性传染病上，却没有了疫情报告制度。而北京的公安和卫生部门，在面对狂犬病疫情时，竟然都采取了推卸责任的方式，使得狂犬病这个时时刻刻在吞噬着同胞健康和生命的洪水猛兽，在城市生活当中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旁。
非典时期，全民皆兵四面楚歌，各地动用了诸多社会资源，甚至部队专门在北京的小汤山建立了临时性的传染病防治医院，但整个非但才死了多少人？
艾滋病成为令人谈之色变的瘟疫，可艾滋病的预防与治疗甚至包括美砂酮之类的替代品都成为众所周知的手段。
而现在狂犬病正在以其疯狗般的态势威胁着全国人民，可面对狂犬病，全中国却陷入了一个城门洞开阵线失守的状况。
我们现在从各种媒体上耳熟能详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所谓预案。可在狂犬病肆虐泛滥之际，却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设计并采取任何预案。我们的政府部门都干什么去了？
《城市》节目的主编给我发来了网上流传的人民“公仆”八荣八耻：以每月吃请过百次为荣，以个人掏腰包吃喝为耻；以贪污受贿从未受到处理为荣（例如：郑培民是全党学习的“揩”模），以贪污受贿被双规检举为耻；以拥有豪华宽敞的大办公室为荣，以单位用车比同级单位档次低为耻；以自己的孩子出国定居为荣，以子女不在要害部门任职为耻；以退休之年还主持工作为荣，以未到年龄退居二线为耻；以兄弟城市有上访游行为荣，以本市居民上告焦点访谈为耻；以玩遍辖区内最美的靓妹为荣，以嫖娼时被扫黄队抓获为耻；以不花钱拥有多套豪华别墅为荣，以担心房价上涨过猛为耻。
从中可以看到什么？当狂犬病袭击中国时，官僚体系的无所作为，并选择把自己择得一干二净。可是，他们在强制性收取宠物管理费时，却是毫不含糊。至于这些钱都干了什么，也许还真八荣八耻去了。
这也真让人怀疑，是狂犬病对我们的威胁大，还是狂犬病防治体系的威胁大。换言之，我们可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当狂犬病成为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际，我们的确就是在一个狂犬病的时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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