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钟南山院士在广州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恢复已被取缔的收容遣送制度。此言一出，和者盖寡，而反对的意见则不绝于耳。
钟南山院士的建议把恢复收容遣送制度和预防犯罪联系起来，确实有失偏颇，因为收容遣送制度的本意并不是预防犯罪——这个制度的本来的适用对象，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这个制度的本来性质，是一个救济性的、福利性的制度。不过，反对钟南山建议的意见，归结起来，同样是把收容遣送制度与防止犯罪联系起来，认为它不足以预防犯罪，并且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最典型的当然就是指孙志刚事件，正是孙志刚事件导致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口诛笔伐，并最终导致人大决定废止收容遣送制度。
人们有意无意地把执行收容遣送制度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概看作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我甚至怀疑，有些对收容遣送制度口诛笔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们，是否读过这个制度：《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这时，缺乏的是对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的探讨和思考，更多的是不分青红皂白把怒火洒在制度本身上。
法学家们说：收容遣送制度限制人身自由，悖逆宪法和法律，侵犯人权。的确，“收容”，就意味着限制人身自由。但是，被“收容”的是什么人呢？是脱离了社会管束的人——因为脱离了社会管束，所以才需要收容。强调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任何人都必须生活在社会管束当中，人无论作为家庭成员、学生、员工、农民、干部，都必须接受成文的或不成文的道德、纪律、规章制度、法律的管束，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纪律、规章看起来甚至是苛刻的、不近人情的。在这个前提下才享有自由，并承担起责任。能不能说，这些道德、纪律、规章制度、法律等等是限制人身自由，是侵犯人权呢？当然不能，那为什么一定要把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说成限制人身自由、侵犯人权了呢？脱离或者拒绝社会管束，就必定要成为不安定的因素，危害自己，也影响他人，影响社会，在这时，社会就理由、有权力使之回复到社会的管束之中——具体说来，就是先收容之，然后遣送之，使能者发挥其能，无能者亦有所养。如果说收容遣送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的话，那么这是相当于纪律对人的限制，而不是相当于刑罚对人的限制；纪律不是对人的处罚，收容遣送也不是对人的处罚。当然，收容的强制性也许会大于纪律的强制性，这是因为收容遣送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并不因此而使收容制度具有刑罚的性质。
退一步说，即使收容遣送制度本身果真有问题，那也是个修改完善的问题，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问题。
很显然，问题并不出在制度本身，而出在对制度的执行上。执行制度出了问题，却去废止了制度，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事实上，执行收容遣送制度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大多在收容遣送制度中是被明文禁止的。
从孙志刚案暴露出来的问题看，直接根源在于一个“钱”字。收容站本来是福利性的事业单位，但是收容站的工作人员（也许还包括其上级主管部门），却把收容遣送工作当作了捞钱的手段。被收容人员或其家属必须交纳相当数量的钱，才能放出；收容的人员越多，捞钱就越多，于是随意上街“收容”就发生了。被收容人员非但得不到救助，反而要交纳许多钱。这就使收容遣送工作彻底变了味，既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收容”，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处罚，而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侵犯人权的活动，与绑架无异。孙志刚案绝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有其必然性的极端事件。
并不只是收容遣送部门不择手段地追求部门利益。所谓市场经济的体制使得所有的人、家庭、单位、部门、地区等等都成为了利益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成了单纯的利益关系。在这样的体制中，追求自身利益成为了所有活动的惟一目的，就连教育、卫生这样纯粹的公共事业部门也难以逃脱追求自身利益的怪圈。这是导致社会矛盾丛生、诸种不和谐现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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