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国专利一半以上申请量的民间专利发明人中的大多数，却身陷不可思议的困境之中
“手机防盗第一人”的困惑
1999年初，白手起家从事通讯器材经营的解文武店铺三次遭到洗劫，这让解文武从“手机销售专业户”变成“手机被盗专业户”，解文武苦恼不已，立志要寻找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次被盗之后，解文武就开始思索如果手机被盗该如何找到线索追回手机，他开始浏览大量与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相关的书籍；第二次被盗后，解文武又花了1万多元钱，买了六七个品种的防盗器材；面对窃贼的第三次光顾，这些防盗器材并没派上用场，倒是被解文武拆了个遍。
“每个手机都有一个电子串号，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惟一的。”解文武发现，防盗器可识别陌生人，然后通过设定的电话通知主人，家里可能来了窃贼，那么丢失的手机也可通过类似方式识别“陌生人”。
于是，解文武边翻看技术书籍、边研究，2000年12月，他提出了“手机自动报失的智能防盗方案”：通过在手机主板上编写软件程序，并设置相应密码，买回手机的机主在使用时，输入自己或亲人好友的手机号码或具有来电显示的电话号码，在不知道密码情况下，这种手机在换卡使用时，会自动间隔拨打机主先前输入的亲朋好友的手机或电话，非法使用者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暴露其现在使用的手机号码，从而很容易追回被盗手机。
这个发明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也因此被誉为“手机防盗第一人”。随后他成功申请了专利。2001年9月，知名手机厂商夏新以10万元的价格与他签订了专利申请技术普通实施许可协议，这让解文武着实欣喜了一段时间。
然而，成为发明人的成就感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尝
，解文武就陷入了新的困惑：在进一步推广专利过程中，他几乎访遍了国内每一个国产手机生产厂家，并先后多次参加了科技博览会、高交会、专交会和通信展，还通过各种媒介载体向手机厂家介绍推广他的发明?可最终没有一个厂家和解文武达成合作意向。
在艰涩的专利推广的过程中，解文武意外发现，他的防止手机被盗的专利竟然被“偷”了。痛恨窃贼的解文武，被迫走上了撇家舍业的维权之路，这条路远比他想像的更艰辛。
解文武维权的被告的第一家厂商竟是他第一个客户——夏新。
2002年3月，夏新在网站及宣传广告中，赫然写着“手机防盗技术是独有专利技术”。这样的宣传让解文武的技术推广活动遭到重创。“因为很多手机厂家会误认为我的专利技术是该手机厂家的。”解文武和夏新为此进行了多次接触、谈判，最终得不到解决，解文武只得将夏新推上了被告席。
经过庭审，双方达成和解，夏新向解文武赔偿了8万元。但是双方的合作也划上句号。
而随后纷至沓来的侵权纠纷，让解文武更加感到力不从心。
从2004年起，青岛海尔等手机厂商先后“借用”了他的技术。经过一场又一场的起诉、协商，除海尔以外的企业或多或少都向解文武支付了一定的专利使用许可费。“我先后和5个厂家签订了专利许可合同，总共也得到了大约30万的转让费用，但是这些钱除了用来申请专利和技术推广，大部分都用来打官司了！”
为了打官司，他关闭了拥有30多名员工、曾占了宿州五分之一市场销售份额的手机店。与海尔纠缠一年多后，2005年7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解文武败诉，解文武不服继续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原本有几家正在谈合作、甚至已经谈好合作条件的厂商，一直在观望我和海尔的官司的进展。官司败诉后，有的厂商不再与我联络，有的厂商则压低了合作的费用。”
2005年，解文武同北京一家手机厂商谈了大半年的技术合作，双方签订了普通使用许可协议，约定春节前支付15万专利许可使用费。但是直到官司败诉后的前不久，才付了3万元。气愤的解文武把辛苦“讨来”的3万元钱全部捐赠给了北京“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尽管他自己已经十分贫困了！
解文武说，之所以这样做，除了为实现他埋藏已久的心愿，还希望以此来证明：他的专利是有价值的，他的维权行为并不只是为了钱，他对于个人专利权有着更深的体验和想法。
在北京北三环附近，解文武现在与妻女挤在与他人合租的一套两居室中的一间十几平米卧室里，孩子在北京的小学借读，妻子正在找工作。解文武已经决定不打官司了，由于维权他已经失去太多了。
最近，解文武与北京艺海拍卖有限公司达成了意向，准备无底价拍卖掉他的手机防盗专利，他希望可以借此为民间专利发明人找到一个新出路。就在他满怀希望的时候，一个消息给了解文武迎头一击。
2004年，解文武告海尔侵权的同时，海尔也向国家专利局复审委员会提交了解文武专利无效的请求。2006年7月17日，解文武得到通知，国家专利局以“该专利是相关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够联想得到的技术，是不需要创造性劳动的技术”为由，认定该专利无效。
“从事实角度讲，有5家企业同我签订过专利实施许可协议，最近有一家国内企业还在与我沟通购买我的专利，就说明我的专利还是有价值的，也不是谁都可以想到做到的。”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解文武很难接受，但也是意料之中，“这就是与这些大企业打官司的‘下场’吧。”
“虽然这个结果现在还不具有法律效力，我还有机会告国家专利局复审委员会，请求他们撤销这个决定。但是，从以往打官司的经验来看，赢的希望很渺茫。不打官司，三个月之后决定就会正式生效，这个技术就与我再没有半点关系了。”拍卖自然不能再继续了，“如果之前购买专利的企业现在向我要钱，我也没话可说了。”由于决定来的太突然，解文武还没想好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徐宝安：上了“贼船”
约好采访任文林，没想到却遇到了来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节目录制的徐宝安。这位壮实、声音洪亮的山东汉子，看起来与传说中发明人的神经质形像有很大区别。他给记者的一份《徐宝安申报、公开和授权的发明专利目录》里，清清楚楚写着他的106项发明名称和申请号。
1983年，徐宝安被分配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热电厂做技术工作，从事过电气、热工、化学水处理、化学仪表等多个专业。
徐宝安从1991年开始研究一项电厂节能、节水的环保技术。1995年4月，他拿出了技术上已经成熟的详尽的技改方案及预算：《一种节能、节水、废酸碱除垢阻垢、加装阴极保护、防磨损利于环保的电厂水灰处理系统》。经过专家及权威人士的论证，保守计算此系统一年可为电厂节约资金500多万元。
徐宝安说：“电厂决定全套采用此技改方案。但是一位厂领导却要求在科研成果方案上署名第一位，我没有同意。随后，技改方案被弃用。”
之后出现的“状况”让徐宝安至今忿忿不平。张店热电厂有个规定，“一年有三次被列为‘不文明职工’就要解除劳动合同”，所谓“不文明”的范围很广，迟到早退、践踏草坪、同事纠纷等都在此之列，这位1
989年入党的党员、工程师、提出合理化建议占全厂的1/10的徐宝安，在与厂长发生矛盾的1995年11月，成为该厂第一个因为“不文明”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徐宝安后来开始了他的半职业化的发明人生涯。
为了推广电厂的相关专利技术，徐宝安奔走在齐鲁石化自备电厂、周村热电厂、南定热电厂等众多热电企业之间，“各电厂都认为技术很好”，但是，张店热电厂以党、政、工的名义散发《关于澄清徐宝安反映问题的情况汇报》(热电党发[96]3号文件)，文件中对徐宝安及其技术的定性让各热电企业不敢贸然尝试。在电厂相关专利推广受阻后，徐宝安只好从其他领域寻求突破。
徐宝安以自己在空调方面的专利——“空调过滤蒸发器”与海尔、海信合作。“与海信、海尔的合作非常好，对方也很认可我的发明，随时可以建立合作关系，向他们供货。”
但是，一个“钱”字难倒了这位山东汉子。
徐宝安找到工厂生产相关的产品，必须预付定金，OEM厂商才会开工；买家要见到产品，才会支付货款。一来一往之间出现一个数目不小的流动资金缺口，而资金正是徐宝安的“软肋”。于是，徐宝安与空调厂商的合作也陷入僵局。
在推广专利的过程中，在与其他厂商、知识产权代理中介打交道的过程中，急于将专利市场化的徐宝安吃足了苦头。一次次的被骗，让他没少交学费，最后连他赖以维持发明研究的公司也不得不“关门大吉”了。
时至今日，除了被侵权的专利外，从事发明10年的徐宝安拥有的100多项专利技术通过正式渠道的转化率竟然为零！徐宝安拥有的这100多项专利，让他每年要背负十几万专利维护费用。“今年，我有包括海水淡化、电厂水库处理系统等在内的三项重大发明专利因为交不出年费马上就被要终止了，所有心血都白费了。”
“以前发明人是很受尊重的，但是，现在我都不敢对外宣传自己是发明人了。为什么？丢人啊！发明人是‘穷光蛋’、还有人说我们神经不正常。”
屡次受挫虽然使徐宝安在经济上、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已经上了“贼船”的他却仍在“挣扎”着。
这次来到北京，徐宝安是为了参加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节目的现场录制。据本刊记者了解，《赢在中国》的胜出者将获得由今日资本、软银赛富和IDG三家国际著名投资机构提供的3200万元创业资金。徐宝安带着他的可以提高太阳能效率的太阳能专利技术，从最初报名的12万人中脱颖而出，顺利进入前3000名。徐宝安自己认为：“进入前108名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面试官是利诺瑞特集团和皇明太阳能的高管。同行是冤家，他们很清楚，一旦我得到资金进入太阳能行业，对整个行业的影响肯定是颠覆性的。于是出局了。”
接受完记者采访，徐宝安连午饭也来不及吃，就匆匆忙忙地赶往国贸，见一位投资人去了。
手握121项专利的“穷光蛋”
与“发明大王”任文林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身朴素、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任文林始终面带微笑，就连在法庭上与被告上海大众汽车唇枪舌剑、被审判长数次打断申诉时，他也没有过分激动的表现。
当记者与任文林面对面时，他手里还抱着厚厚一叠文件。有专利发明证书，还有一大叠近年来媒体对他报道的剪报，他小心翼翼地一张一张给记者翻看，然后仔细地收装。他坦陈，“除了我发明的专利这些无形资产之外，我身无分文。”
任文林的窘迫与清贫，来自于对发明的痴迷。在当今中国，任文林们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从1985年4月到2006年3月，中国共受理专利申请287.6679万件，非职务发明为150.297万件，占52.2%；但这些占到中国专利一半以上申请量的民间专利发明人中的大多数，却身陷不可思议的困境之中。2004年7月，吉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供了一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在吉林省780名专利发明人中，竟有700余名没有从专利中获得过经济利益；5000位发明人中，有近3500人债台高筑。
任文林：发明就像“黑洞”
从1992年起，被称为“发明大王”的任文林共申请了1
21项专利，获得国家授权的有40余项，在40项授权专利中，有3项是发明专利，这是国家授权专利中的最高级别。他是湖北省申请专利和拥有专利最多的人。他的专利以锁见长，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单位曾经发起的数次“锁王挑战赛”中，至今没有人能打开任文林的锁，他由是被尊称为“锁王”。
《中国发明与专利》2004年第10期上，刊登了“1999年至2004年8月专利累计量排名前20名的国内申请人”，在国际知识产权分类B60中，任文林排名第13位，上海交通大学排名第18位。
与这一常人无法触及的“光环”恰成鲜明对比的是任文林不能被常人理解的生活状态。
从1992年正式全职做发明人至今，任文林已经在发明上投入了一两百万元。2000年，由于实在难以忍受这种漂泊不定、入不敷出的生活，妻子离开了他，孩子的抚养权也判给了母亲。由于任文林只埋头搞发明，早已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又加上时常在全国到处跑，不但孩子每月200元的抚养费难以为继，连自己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证。万般无奈之下，2001年9月，他向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申请了“失业救济金”，过起了靠吃失业救济搞发明的生活。
他扯着身上那件略显宽大的白色短袖衫笑说，“这是别人送给我的，没什么不好，不花钱还能穿名牌。”又扯了一下淡青色的裤子，那是10年前流行的混纺布料，现在街上已经很难见到了，“这裤子是我自己的。”
说到吃饭这个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任文林颇有“心得”。“夏天做米饭容易坏掉，我有个好办法：把米在锅里炒到快焦了的时候，加上水煮，这样煮好的饭几天都不会坏掉；把青菜在锅里翻炒，然后加上面粉，炒成‘面疙瘩’，这是我们农村的吃法，这样炒出来的菜也可以吃好多天。”
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现在很贫困，欠外债三四十万元。5月30日，我刚刚从一个老乡那里又借了一万元。”即使负债累累，他还是很乐观，“欠的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个大数目也是小数目，如果我的发明可以转化成商品，还钱就很容易了；如果一直是现在的状态，那这笔钱就是天文数字了。”
任文林的父亲是位木匠，十几岁的任文林因为一天就能做出一张八仙桌而被乡邻赞为“神童”；1978年高考的时候，初中没有毕业的他考了全县第一名；时至1990年，靠做外贸生意他已经成为了令人艳羡的“万元户”。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任文林走上了发明之路。
“‘发明’就像一个‘黑洞’，一进去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任文林的神情显得很痴迷，“发明有无穷的容量，任何行业都有顶峰、有尽头，但是做发明不同，无论你有多大的潜力都可以尽情的发挥出来，根本没有做到头的时候。”
1996年，任文林申请了《高保险叶片门锁及其制造方法与应用》和《防盗门锁》等几项发明专利，现已在市场上广泛应用。“那时候我就说过，10年后在任何一个省会级城市内，走到任何一点、以一公里为半径的区域内肯定可以找到我的发明。现在我做到了！”他语气中不无骄傲，“我发明的自动门锁就是我的名片！”据专家粗略估计，仅任文林发明防盗门锁系列就在全国产生近100个亿的产值，年利润近几个亿。然而，任文林却未从中得到任何实质好处。在别人赚得盆满钵溢的时候，他却走向了无止境、充满艰辛的维权之路。
“从1992年我专职做发明人到现在，为了维权打了至少40多起官司，几乎没有赢过，即使官司打赢了也拿不到钱。”
在任文林告上海大众汽车专利侵权案的一审判决书中，本刊记者看到：由于败诉。任文林被判定支付案件受理费和鉴定费共64035元，这对每个月只有1
00多元“救济金”的任文林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可是任文林很“得意”地说，因为有失业证明，他可以申请不负担这个费用。“如果不是这样，我哪里敢打官司，输都输不起！”
“侵权的厂家太多了，我没有时间也不想去打官司，但是发明需要资金，也需要社会支持，打官司是迫不得已。我只是想回到实验室，回去做发明。”任文林语气无奈。
虽然发明之路如此坎坷，但是，任文林还是无法放弃。“我的一位朋友经常劝我去他的公司，一个月给我几千块钱，几年后我就可以自己出去自立门户了。武汉市知识产权局曾将一个美国人介绍给我，他每次见我都会给我钱，最多一次给了5000美金，他曾经要带我去美国，但条件是要我放弃国内的专利。我也会经常动心，毕竟现在的条件真的很艰苦。可是，真的舍弃不了。”
14年的光阴、精力与金钱的付出，换来的只是婚姻失败、妻离子散、几十万的债务和几纸专利，付出与收获失衡的任文林靠什么支持自己的信念？
任文林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一个很大的锁厂去推销技术，不知道他是谁的该厂负责人说，“你这个技术算什么，任文林的技术才是最厉害的。”
“当别人不知道你是谁却还这样说的时候，那是什么心情，那是怎样的享受？”
笑得很大声的任文林脸上满是激动的红晕，声音也大了几倍。“吃饭、睡觉那是最平常的物质享受，而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不是人人都能体会得到的。就像是一座瑰丽、奇伟的山峰，只有我能看得到。”
一份令发明人不寒而栗的专利无效决定！
最近,在知识产权领域,出了一件令人愕然震惊的事:一项曾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参与评为“十大百姓专利”、“金点子行动十大发明”、《中国国际专利技术和产品交易会》金奖的发明专利居然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委员会做出宣告无效的决定!更让人迷茫的是,这项发明专利在此之前不仅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严格实质审查,而且通过了PCT国际检索和PCT国际初审!
先看看复审委无效这项专利的理由,复审委的马志远、翁晓君、高海燕三位合议组成员认为这项专利权利要求与现有技术之间存在区别技术特征,但这些区别技术特征属于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从常规知识角度易于想到的,且这些区别技术特征并未给权利要求所述技术方案带来优于现有技术的技术效果。所以合议组决定这项发明专利没有创造性。
然而,在事实上,这项发明早在专利优先权申请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经过发明人解文武的技术推广就普通许可厦门夏新公司实施,并生产出了世界第一款自动报失(智能防盗)手机;在专利授权后,发明人还先后同深圳天时达、杭州东信、北京ＣＥＣＴ（中电通信科技）、北京恒基伟业（商务通）4家手机厂商补签了《专利普通实施许可协议》。这样的事实至少说明同发明人签约的5个手机厂家的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从常规知识角度在专利优先权申请日前没有轻易想到这个技术方案。
同样,在事实上,无效宣告请求人海尔提交的认为和这个专利最接近的对比文件是爱立信早在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３日为优先权日的授权专利。可是这个通信网络设备和手机世界巨头之一的爱立信公司自己却没有对自己的发明完全付诸实施并产业化。这是因为该公司的发明不仅涉及到手机，而且必须涉及到通信网络，必须在现有的网络系统增加或改进一套用于存储、识别和驱动该发明所涉及数据和程序的子系统，该发明的目的和效果才能够得以实现。而解文武的专利发明的实现仅仅需要在手机上增加一项功能，根本不需要现行通信运营网络增加或改进任何设备或系统，就解决了人们长期想解决手机被盗或丢失后无有效线索可追查的技术难题。而且解文武的发明所涉及的技术方案仅仅限于在手机上增加一个功能就取得了对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预想不到的技术效果。
此外,解文武发明的创造性也是媒体和社会大众公认的事实。2002年第8期《移动信息》对解文武的专利发明做出如下评议：防盗手机是中国第一个拿得出手的手机发明，是第一个外国工程师也没有想到的杰作。网上搜索"解文武",可以看到有关这个发明的上千条消息和上百篇有关解文武如何因自己经营的手机屡次失窃被"逼"从事手机防盗发明的详细报道。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项客观事实存在的、在手机自身安全防范领域有着重要意义的发明专利,三位复审官员竟然仅凭主观认为就可以做出专利无效的行政决定!那么,在党中央和胡主席大力倡导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这个行政决定的公信力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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