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除了呱呱坠地的婴儿，就再也找不到没撒过谎的人了。然而若找个把拿撒谎当饭吃或用撒谎换饭吃的人，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一个人若能把撒谎修炼到昧着心舔着脸，把谎话当真话讲的程度，撒谎对他来说，就又像排气儿一样成了件轻松愉悦的事儿。不过气儿一旦排出去，想回收再重新加工就难如登天了。一个人说句谎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断撒谎不断圆谎。撒谎是为了骗人，圆谎是为了在撒谎未达到效果时，避免谎言被戳穿。
撒谎之后的效果很难预计，只能骗到哪算哪。但是至少要做到有广度，让尽可能多的人相信。最好还能持久，尽可能让信谎的人，吃过顿饭、拉完泡屎，睡上一觉后都不察觉。能做到这种程度才算得上真高手。当然，很多情况下谎话就像是使用一次性卫生用品，达成预定目的后就可丢弃。正常情况都不会回收换装再次使用。因此，谎话能不能揭穿都没关系，只要达到目的，人格和信用这点儿损失，是取得利益所必付的成本。若有人将丢弃的一次性卫生用品捡回，稍做处理便重复使用，这就不正常。自用的话是招人恶心，为牟新利益复用，就不只是付出点儿人格和信用成本那么简单了，付出的大概就该是他做人的老本儿了。
羊屎七频道有个《致富经》的专题。前段时间，整了个配合林权改革的系列节目。九月十二日播出的是“唤醒沉睡的财富”“二十九个红手印”的故事。这个故事简直就是二十八年前那故事的重排复演。重复过去故事的企图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都可以不管。然而，既是编故事，就该让故事情节合乎逻辑，内容前后呼应。既是讲故事，就会世人皆知，就更该把故事编圆，起码也要达到能自圆其说的程度。若想通过编故事追求一个不能明言的利益，故事的编创就更要考虑故事情节是否合逻辑，内容前后是否能呼应。否则很难有好效果。谁都知道，有些时候外人很难分辨哪个是故事，哪个是谎言。一般来看，故事多半是娱乐别人，而撒谎绝对是为自己取得利益。如果把撒谎当故事讲来骗取利益，用不光彩的手段，怎么也不会是为一个高尚的目的。
二十八年前，中国发生过一个按手印的故事。这个故事曾被说成是伟大的思想解放成果。按下十八个手印和三个名章，却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按手印虽说是个故事，但手印肯定确有其实，按着十八户的手印和名章的那张纸，已成了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故事有这样一个开头：“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穷极了、饿极了的凤阳县小岗人终于忍无可忍。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和副队长的严宏昌、会计严立学召集全队在家的18户户主聚集在严立华家的破草屋内，秘密商讨分田单干的事(农民首创了“大包干” )。这在当时可是要冒杀头的危险。”看到这样的描述，人们的脑海里最先涌现的应该是新中国建立前，那些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形象。然而，这个故事却发生在一九七八年的年底。反到象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内地，那些坚持地下斗争的国民党特务故事的开场。真要了解按手印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就不能不回顾那个年代，究竟当时的政治生态和环境究竟是个什么状态，会不会出现故事开场讲述的那种神秘兮兮、恐怖兮兮的情况。
毛主席生前把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工作交给了华国老来打点。华国老空前绝后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一个月后，十月六日，“四人帮”经他手全部被抓。这么做若不是早有打算，便是这一个月里，在两种力量间，他感到“四人帮”成了最大威胁。这么个大事儿发生后，他应忙着考虑今后该怎么办“四人帮”。最大的威胁力量被彻底铲除，又得到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拥护，照说该轻松驶入快行路一展宏图。可不知何故，刚过四个月，一九七七年二月，他似乎又感到出现了问题。迫使他发出事后被证明是加速他失败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的高论。面对现实的危机，华国老大概是试图再借毛主席余威，救他出危局、脱困境。谁知适得其反，“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人的发言公开与华国锋唱反调，并得到与会代表的支持和拥护”（《共鸣》杂志“邓小平复出内幕”）。可见“两个凡是”是毫无作用，并没有什么人因此而胆怯。此时的华国老相当孤立了。到了四月份，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继一九七七年十月“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之后，又再次给华国老写了封明看奉迎认错，实则毫不退缩犀利进攻的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批了华国老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还要求连同前信一并印发全党。对华国老来说，对此若察觉不出，那他的政治智慧和能力真就完全不及格，根本就算不上是个真正对手。他的领导，对党和国家来说，早晚都将是灾难。若他虽心知肚明，但并无良策，倒台也是必然，仅剩下选个时间等待发生了。至此，尽管华国老为首的保守势力和支持力量还在，但大势已去，再无力决定形势发展和控制局面。等待的只能是四处挨打、疲于应付，全面被围剿而无力招架。
一九七八年五月，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胡耀邦的指挥下，改革势力发起了对华国老为首的保守势力和支持力量的全面进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公开发表，就是冲锋号令，之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全面清剿。到十二月，第一阶段目标已经完全达成。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标志，宣告了此次改革势力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当年十一月，在胡耀邦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则是取得阶段性胜利局面下的乘胜追击，是成功突破后的展开和深入。农业是公有制下的薄弱点，改革从农民身上入手比从工人开始更易取得成效。至此全国人民旁观着，在农村上演的这场改革大戏。虽然这时华国老的职务没变力量尚存，但已到了无力自保的程度。
为什么按手印的故事会发生在安徽凤阳？主要是由于万里当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权力绝不输当今省长），而他才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真正先锋。当时凤阳县的县委书记陈庭元（理所当然也应该是县革委会的主任）紧跟省委书记改革步伐，全面落实省委书记改革主张，全力支持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的改革做法。万里，安徽省最大的官儿。如何知道自己辖区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说法不一。有种说法是万里亲自到基层视察，大概是没留神碰上了。按此一说，小岗生产队的秘密被泄露，不是生产队有叛徒出卖，就是上面打进间谍刺探，再不就是省里最大的官儿一到，因害怕而自己秃撸出来的。还有种说法是当时梨园公社的干部对县委书记支持小岗生产队搞“包产到户”不满，告到省里而惊动了省委书记。当然还有第三种说法，最先是让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发现的，咋发现地没有说，只说是随后他给小岗生产队想了个“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包产到户”干起来，把事儿瞒过去。无论那种说法，都说明小岗生产队就没把蹲大狱掉脑袋当回事儿，这种打死都不会说的事儿，无论是公社的干部，还是县里、省里的官儿，下面没人举报告密，公安机关也没立案侦察，咋就能了解到小岗生产队社员在夜黑人静秘密会议上“赌咒发誓”定了个决不反悔的协议。
这里最值得一说的是县里最大的官儿。知道了该蹲大狱掉脑袋地事儿，不处理不上报，居然还出了个“瞒上不瞒下”的主意。县里最大地官可不是普通种地的农民，能出这种主意，一定有把握天大的事儿和P大的事儿都一样能瞒住。真要如此，这种能一手遮天地官儿，能玩“瞒上不瞒下”就也做得到“欺下瞒上、一掌遮天”。党和政府各级官员若都这样独控一方，中央可真就被困中央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万里到凤阳视察发现了被蒙瞒下来的秘密。询问县委书记时，听到的是语焉不详的回答，可万里大度，不仅没有追究欺瞒上级的罪过，甚至还欣然允许了小岗生产队的做法。小岗生产队的社员一九七八年底才在被称作“生死契约”的文书上按了手印，哪想到半年之后竟然是这样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早已预见到根本就没“生死”啥事儿，养孩子这样的话只是需要才那样说。否则，谁会拿蹲大狱砍脑壳不当回事儿呢？分了田种下的粮食还没收，凤阳县最大的官儿知道了，安徽省最大的官儿也知道了。当然太讲究细节很多故事就很难被创作出来，急切需要赶工出来的作品难免有纰漏存硬伤。
随手摘段马立诚新作《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第四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春潮初起”“农村突破”这一节的一段“其实，万里已经在安徽采取了一些支持包产到户的措施。早在1977年11月15日，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就通过了一个被称为‘安徽六条’的文件。文件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可以责任到个人。这就为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开了路。”安徽省通过的这个“六条”规定是经过万里、顾卓新、赵守一等省委主要领导充分酝酿讨论的。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参加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万里在会上做了著名的讲话《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万里的讲话让干部们吃了定心丸，统一了思想，一致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六条规定》）”“六条”出来之后，安徽省积极落实，省里派出工作组深入到社队，直接指导生产队落实。“在一九七八年许多生产队在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由此看来，至少在安徽省实行“包产到户”不存在任何风险。小岗生产队一九七八年年底才秘密协议进行“包产到户”从时间上看，和省里其他社队相比是落后的，不过他们的创新是整了个秘密的“生死契约”，再一听是冒着杀头风险签下了“生死契”，这故事确实够震撼人心的。
但是，震撼人心的故事未必真实，至少小岗生产队的干部一九七八年底签协议时没丝毫危险。甚至他们都未必真的打算去为“包产到户”蹲大狱砍脑壳，按马立诚书中的说法儿“包产到户”的结果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实际上“剩下都是自己的”还应该有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剩下才是自己的”，即便是中国进步到了今天这种程度，农业照样还是靠天吃饭的产业，像遇到今年重庆这样的大旱、福建的台风暴雨洪水，哪怕是把土地全部私有化，也照样P用不管。
农民未必就算不过这个帐，大头都交上去了，为自己留下的那么点儿，却是用玩儿命冒险才能得到。真这么做，就真有了点儿“公而忘私”的味道。中国曾经的那个共产党，为了理想无私地贡献自己的一切，也不过如此。小岗的社员当初真打算这么做，这件事儿可就成了马立诚所尊崇亚当·斯密“大多数人的‘私人打算’”是“包产到户的生命力所在”的反证。按亚当·斯密的理论，自私的人都是最会算计的人，冒了这么大的险，却得那么丁点儿的利，大概连雷锋这样的“傻子”都能算的明白---不值，难道那些为“私人打算”的小岗人算不出来？就算社员算不明白，难道队干部也算不明白？真是让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搞不明白。以前，就算打不下粮食不仅不欠国家的，国家还要救济。这下可好，国家的救济不要了，收上收不上的不管，还得先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冒着坐牢砍头的风险换来的竟然是这么个损害自己有利国家和集体的结果。除了马立诚们，天底下有谁能编出这么个，为“私人打算”的人们干这种傻叉事儿的故事？亚当·斯密若知道马立诚这么糟蹋自己的理论非大嘴巴扇他不可，这简直就是骂人嘛。
但是，马立诚到是也用另外的语言揭露了小岗生产队的队干部一九七八年年底干的那些事儿，根本就没什么风险。他在书中这样讲：“这毕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了，大气候不一样。各地干部对此少不得睁一眼闭一眼。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文革’中，‘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大帽子早就扣上去了。”看见啦？小岗生产队干部社员按手印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发生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那个年代各地干部都只用一只眼儿看东西，哪怕就是“文革”，也不过是扣过去个大帽子，哪里到的了蹲进大狱砍掉脑壳的程度。讲得为了P大个事儿却要冒生命危险那么恐怖，这不是说万里管辖的安徽很黑暗嘛。有这么夸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功臣的嘛？
在马立诚的书中还介绍到，由于包产到户的全面实行，确实也引起了点儿风波“1979年3月14日，在报社编前会上，一位副总编辑告诉李克林，中央农口的领导同志给报社负责人写来一封信，并附一封河南读者来信，说当前农村出现了抢牲口、抢农具的混乱现象，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分队现象，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要报社赶快发表这封读者来信，并把他的指示改成评论一起发表。”《人民日报》并没改写成什么评论，仅仅就是发了一篇加了编者按的读者来信，居然说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应，有谁信？尽管那个年代人们确实会关心两报一刊的社论，但对《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的读者来信决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当然，若是抱着投机心理干事儿的人，见风使舵没立场的人，当然对此会敏感。如果不通过从党报上揣摩中央意图，而决定自己该站在哪一边儿，等见到中央文件时岂不就来不及了。坚持改革和投机改革的人，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绝对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这篇读者来信刊登后凤阳县发生了什么呢？马立诚在书中这样说：“凤阳县更是人声鼎沸。县委书记陈庭元顶住了，仍然坚持大包干。万里叫秘书打电话给凤阳，对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说：“《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可见有省和县的官儿，才是“包产到户”真正的主心骨儿。万里才是真正地坚持改革不动摇。通过秘书让凤阳县明白，安徽省不归《人民日报》管。
小岗生产队的队干部有没有蹲大狱掉脑壳的思想准备呢？再摘马立诚的书中的一段
“1980年1月的一天早晨，瑞雪初霁。
刚刚开完省人代会的万里来到小岗。他踏着泥泞，来到人口多、劳力差的关友江家，竟然见到储存着数千斤粮食，不由赞道：‘这回讨饭庄不再饿肚子了！’他又走进严宏昌家，严宏昌向万里诉苦说：‘有人说我们小岗包产到户是拉历史车轮倒转，挖社会主义墙脚。’万里被激怒了，回答说：‘谁这样说，我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能使农民富裕，就照他的干。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谁要说你们开倒车、挖墙脚，这个官司交给我替你们打好了！’”事情刚过了一年多，省委书记就进了家门儿，为了“包产到户”曾打算蹲大狱掉脑壳英雄，居然因为被人认为“我们小岗包产到户是拉历史车轮倒转，挖社会主义墙脚”而向省委书记诉苦。可见当时，他们准备蹲大牢掉脑壳而签“生死契约”时，一定认为“包产到户”不是在拉历史车轮倒转，更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如果是在做一件为社会主义增砖添瓦的事，却被送进了大牢砍掉了脑壳，小岗生产队一定是在资本主义的旧中国。他们签“生死契约”时一定认为是在做一件会受到法律惩罚的事儿，人都大无畏到这种程度了，即便事情败露，后事儿可都安排好了，定会坦然面对，怎么会向安徽省最大的官抱屈？怎么也该表示宁蹲大狱掉脑壳，“包产到户”绝不回头的决心。如果，今天那些失地农民遇到省里最大的官进家门儿，诉诉苦告告状还能够理解，毕竟他们自己的后事儿没安排，眼前的事儿自己又解决不了。小人之见，当初“发誓赌咒”签下“生死契约”时，就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所作所为完全有可能是未计后果的一时冲动。如果真是编故事编出来的，真难为他们能想出这么个“蹲大狱掉脑壳”的情节来。
真说到风险，当时最危险的并不是小岗生产队的社员干部，而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马立诚《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中有这样一段介绍。“1978年秋，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向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痛陈农民的贫困绝望，提出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否则无法扭转危局。华国锋不同意，他说只有把人民公社精神更深地灌入农民心中，抓紧阶级斗争，才能振兴农村。”一九七八年时的华国老，虽已势衰但毕竟头衔还在。还好万里和华国老发生争执时他并不势孤力单。马立诚在书中这样说“华国锋、万里两人争论时，叶剑英、邓小平在场。万里得到邓小平支持，邓小平插话时重申了他的“猫论”，叶剑英也站在邓小平一边。”话虽这么说，别管有没有人在敲边鼓，毕竟是万里直面中共中央主席，谁敢说这不是一次空前绝后为农村改革的力搏。看了这段，若把主角儿换成自己，告我谁不出冷汗？万里不出？那他就是吃了豹子胆的英雄。
当然，万里也并不是孤军作战。尽管很多书籍和文章现在都会忽略这一重要情节。对于开创中国农村改革先河的四川省是不能不说的。更不能忘记，因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去世的赵紫阳同志。他和万里并肩改革，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功臣。当年吃米去找万里，吃粮就得找紫阳同志了。然而九十年代以后，这个为中国改革和中国农村改革出了那么大力的人，居然常常被言必称改革的人给遗忘了，这可是实在不应该。甚至就连马立诚这种一脑子新思维的人，新作中关于农村改革那么大事儿，赵紫阳这仨字儿居然也只字儿没提，改革的各个大小功臣都在却独独少他，实在让人费解。
当时，四川省也在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领导下，开始了相同的农村改革。做的并不比安徽省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逊色。有本书《万里在安徽》讲了这样一件事儿“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安徽省委的《六条》，拍案叫绝，当即给予热情的肯定。他出访巴基斯坦途径四川时，曾推荐给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插嘴：呵呵，也回避赵紫阳仨字儿。时任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的就是赵紫阳，省委主要负责当然就是他），四川省委不久就颁布了《农村十二条》。于是安徽、四川两省先于全国开始农村改革的拓荒。”现在农村改革已经胜利了，地分完了，粮也足了，种粮的地一部分要退耕去长草，哪里还有荒可拓。农村改革出了个“三农问题”副产品，这种问题靠拓荒肯定也解决不了。然而，这种时候遗忘或遗漏农村改革先锋和先烈，抹煞或剥夺他们的功劳，应是市场经济条件一种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歌颂改革成果和评价改革英雄，大概不能采取这样的手段。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小岗生产队秘密签定了“生死契约”而一九七九年“包产到户”就已遍布全国。马立诚在书中介绍了当时的情况“1979年春天，各地农民纷纷行动起来，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划分，三家五户结为小组，共同拥有这一份土地。到春耕时，全国已有200万个村的3亿社员采取了这种行动，这在当时叫包产到组。”这么伟大的行动，如果和几个月前小岗生产队神秘兮兮的做法相比，小岗生产队的表演痕迹显然是太明显了。
还有一件被大多数著作和文章忽略的事情。但在田纪云前副委员长的文章中却提了一句“‘包产到户’也叫‘家庭承包经营’，现在说起来很轻松了，一则因为大家都享受到了这一改革的实惠，二则它载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但这一改革，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它违背“两个凡是”，违背当时党中央的《决定》，也不符合当时的宪法（1978年宪法肯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按照传统观念，就是搞资本主义。”事实确实如此，一直到了一九八二年宪法“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才消失，一九九三年宪法修正案中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才被家庭联产承包所代替。可见中国农村改革是先“不合法”的干，然后再通过法律追认，最后再强调“依法治国”来维护。创新嘛，自然就不能受旧制度旧法规的约束和阻碍，否则，制度创新从哪里来，创新国家怎么建。改革嘛，怎么能够让旧的法律和制度，阻碍和约束改革的开展和深入。法制嘛，如果不把新的法律体系建起来，又依据什么来保卫改革的胜利果实和维持国家长长地治久久的安。
二十八年前，小岗生产队按手印搞“包产到户”看来根本就没风险。虽然“包产到户”的改革看起来违反《宪法》。改革嘛，哪能四平八稳循规蹈矩。但二十八年后，羊屎又讲了个为“林权改革”而冒生命危险按手印的故事。故事的地点、人物有点儿变，但基本情节都很相似。有坚持改革的村民，有带领村民的党员，还有支持改革的县委书记，同样是“违法”，同样是要冒生命危险。前面已经讲过了，故事情节最好还是不要回收复用，免得招人恶心或赔了做人老本儿。羊屎怎么就没点儿创新精神，真编不出个与时俱进的故事吗？让村民们要求人大废止过时的旧法规，新法规制定后，在主流经济学家和坚持改革不动摇的大小官员领导下，民主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和一些已经致富了的能人带头下，完成了“林权改革”，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林子和满林子的鸟。现在，主流们不是都四处找合法性依据嘛，明摆着合法的事儿不干，非干这种违法的事儿。非要干成后再费劲八啦的去找合法性依据，就不嫌累？莫非这也是中国农村改革先锋开创的一个副产品？现在改革主流们要求的“程序合法，主体公正”确实要强调，也必须要坚持。否则，冒杀头风险改革的人越来越多社会还咋和谐。因此，羊屎在都建立了和谐社会的二十一世纪，讲二零零三年还有村民冒生命危险按个手印的故事，法律不追究也就算了，咋能还讲故事到处宣扬。当然，谁的明白二十九手印肯定有，但这个故事的情节肯定是瞎编，是撒谎。我们现在可是一个法制和民主的社会，任何人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可以收监枪毙的罪过，只要没有经过法律的审判，法律不会制裁你，你就是把脚印都一块儿按上去，最多也就是协议不受法律保护，告到法庭最多也就是落个协议无效的判决。哪有什么冒生命危险的事儿。自己编了故事，撒个小谎都没啥，可不能给国家添乱，让国际社会有错觉，现代中国哪是这样没人权不民主。羊屎你以编故事为职业，真就不会把故事也编的职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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