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难题。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如何才能通过优化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呢？《环球时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德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沃夫冈·弗理茨教授。
发展并不只等于经济
记者：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效率与公平是不是有着不同的次序？
弗理茨：从历史看，效率与公平的出现是有先后次序的。在德国，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时期，只强调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于不顾人民的利益，就造成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平，这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对原始资本只追求效率、不顾人民死活的趋向进行矫正。19世纪下半叶，德国宰相俾斯麦信奉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理论，力主政府干预经济，提出了《社会保障法》，由国家保障工人和贫民生活，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经历了二战的巨大创痛之后，德国建立起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
记者：德国有没有经历过以效率为主发展一段时间后，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转而更注重公平呢？
弗理茨：根据自己的国情，德国在经济的积累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为发展战略引进了“公平”这一社会因素。特别在1963年，德国建立了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发展等于经济”的经济学发展观，建立“发展等于经济＋社会”的新理念。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形成了一种综合发展观，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新主题。而到了90年代，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各国的社会紧张程度却在增加。德国这时又倾向“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将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发展等于社会＋人”。其理论观点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等。
沃夫冈·弗理茨教授
要形成自己的产业优势
记者：在德国的发展历史上，效率和公平，出现过尖锐冲突的时候吗？德国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教训？
弗理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德国作为高福利国家要继续保持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必然面临巨大挑战，要么放弃提高竞争力，要么只好对社会福利开刀。比如，一些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低收入者的收入，致使一部分失业者宁可在家闲着，也不愿从事低收入的工作。当局开始认识到，唯有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改变慷慨的福利模式，才能免于从经济停滞状态陷入更严重的困境。2003年以来，德国陆续推出了以削减福利和增加就业的多项改革措施。
记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同时兼顾或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吗？
弗理茨：效率和公平，就像时间和空间，不可分割；就像男人和女人，不可缺少。从动态的角度讲，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战略会同时影响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实际状况。任何国家和地区只有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来发展经济，也就是要形成自己的产业优势。经济体当中的企业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从而不需要政府的扶持，整个经济体系也就不会受到扭曲，社会中的低收入者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就业，公平和效率才有可能兼得。
中国应向“公平和效率并重”过渡
记者：在追求公平方面，各国都有哪些不同的侧重点？
弗理茨：英国工党强调人的平等主要应该是人的机会均等，即在可能的范围内，人们寻求财富、权利的机会平等，而不是将人的平等片面地理解为个人对财富占有结果的绝对均衡。如英国政府规定，被解雇人员和18至25岁的失业青年必须在自愿接受职业培训和继续求职的情况下，才准许领取失业救济金。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合理因素，对资本进行了某种控制，被称为罗斯福新政，为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国奠定了基础。亚洲的新加坡在李光耀的治理下，也较好地平衡了效率和公平，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发展的问题。
记者：在如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是否更难兼顾效率与公平？
弗理茨：这是一种现象，也是一个过程。巴西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虽然曾取得年平均7％—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但不同社会层次之间造成了断裂性的发展，贫富悬殊极为严重。80年代初，巴西3万多名富豪的收入几乎等于1000万最贫穷的人的收入，而没有固定收入的社会边缘人竟高达50％。而被誉为“美洲狮”的墨西哥与被列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也出现种种社会危机：黑金政治当道、贪污贿赂成风等，最终造成了经济资源严重错置，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但到了今天，人们确实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重新进行批判性的审视。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求与自身经济社会实力不相符的赶超战略。为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生存和保障赶超目标的实现，政府可能会扭曲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最终使得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水平，同时还会恶化收入分配问题。我认为，中国仍应该发挥劳动力充足和相对便宜的优势，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区段的产业的发展，因为就业岗位的创造无论是对农村还是城市都具有关键意义，而且有助于未来竞争力的提升。
记者：中国现在将社会公平提到很重要的位置。你对此怎么看？
弗理茨：现阶段，中国可以通过政府讲究公平、企业注重效率的手段进行调整，完成向“公平和效率并重”的过渡。
（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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