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当下中国的骤然勃兴，既填充了人们世俗欲望狂潮下，信仰崩溃的精神空间，有了最后信靠绝对的精神维度；又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有可能引领我们民族最终摆脱既妄自尊大、狭隘排它的民族/国家、地缘政治，危险负面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和意识形态，最终走向福音广被的人类普世标准、普世追求和普世选择。这当然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人学/诗意与灵恩/神学想象和远景。但是，太阳之下有阴影，上帝之下有撒旦。面对纠结交织、盘根错节、用心繁复的世态人心，理性正常的人们，既不会在太阳下眼花，也不会在圣光下发晕。感谢上帝！造物主既然给了我们一副头脑，我们就有权运用这副头脑进行审视、思考和评估，而不是继续处于昏茫蒙昧；对造物主给我们这副头脑的运用，正是对上帝的回报和感恩。
同是基督徒的余杰、王怡事件，过去四、五个月了，至今余波未平。在这四、五个月前后，余、王而人，出书的出书，再版的一本接一本地再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称被封杀的余、王二人，已经解禁了。不会无缘无故地解禁，解禁背后必有原因，这是弱智者也有的常识。什么原因？！暗箱之中无光明。善良的人们，不该，也不会无根无据地妄加猜测和论断。但是，解禁，是任何人也断难诡辩、强掩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断难规避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学法律的王先生不会不知道，依据链条互证和推理，是可以获得一些发人深思，意味深长的思考和推论的。但是，毕竟没有直接的依据，我们还是将这问题暂时存疑不断，留待尔后的事相和时间去证实吧。
作为至今还对余、王二人怀有善良愿望和期待的蠢长兄弟，感谢主！我对余、王的出书和再版，满怀由衷的喜乐和恭贺。也正因为我至今对余、王二人仍怀有善良的愿望和期待，虽然他们的事件在我这里，一开始就了然于心，后来在充分听取正、反两面交锋，以及续后余、王的表现，事件的表征和实质，已几乎清澈见底，我已几近失望和耐心崩溃之后，仍然对他们保持文字的沉默。当然，还有我那该死的内心孤傲、不屑（在此套用一些基督徒在犯规后惯用的语式或托词：主！宽恕我，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否则，没有这件衣服，我辈非
基督徒，就等着被扒皮了。）和思维注意与习惯。我习惯于个人和个案，一旦在我的思维中清晰无误之后，就不再止步、纠结于个人和个案，而尽快地将我的思维注意，转向个人和个案所表征出来的紧迫性、普遍性思考。简单朴实地说吧，我对祥林嫂似絮絮叨叨的微观诉说不感兴趣，注意力始终指向、集中在当下谁都可以无知轻狂的时髦嘲弄，声名狼藉的宏大叙事上。正因为如此，鉴于当下中国所有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问题清晰，以及理想、主义的严重缺失，我才一反胡适当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一再倡言当下少研究些问题，多谈些主义；也正因为如此和前述原因，我对再详谈、深谈余、王二人激不起兴趣。即使如此，出于良知、道义和责任感，出于对余、王二位忘年兄弟的关爱、愿望和期待，出于对众多热诚热血、关注期待我的朋友的回应，我羞于再保持沉默，我理当也必须说出：事实和论辩已经雄辩地表明——不是谁在否定余、王，而是后余、王在否定前余、王，而是余、王在自己否定自己；其中有人还在继续矛、盾自攻，失去起码的逻辑和理性，颠三倒四地否定自己。重要的不是谁说余、王背叛，而是后余、王在背叛前余、王，而是余、王在自己背叛自己。这不是《圣经》所昭示的基督徒死而复生的神性上升和圣洁，而是现实考量的死而复死的俗世下降和沉沦。这是对十字架所昭示的担当、拯救的基督神意的俗世嘲弄和亵渎。
现在转到所谓宏大叙事。
我们民族有一个古怪的、害了严重偏食症的胃，在吞食人类文化和文明成果时，它往往选取、消化腐朽而拒斥、排泄优秀，甚至将优秀也来料加工为改装变质的中国特色水货。从余、王事件和与一些中国基督团契、中国基督徒的接触中，我为那样的水货正在走向流水线和集装箱而深感忧虑。以基督的名义，实则反基督精神，宽容、平等、博爱、担当、行公义，甚至连起码的诚实、人道都在受到伤害。具体表现在以下九种极需警惕的倾向——
1、用基督教文明取代人类所有文明。
只要略有人类文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类除了基督教文明外，还有古希腊、罗马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文明。汤因比先后列出了20到23个文明，梅尔科在考察各种文献之后，列出了至少12个主要文明。用基督教文明取代人类所有文明，既不符合历史、经验事实，在实践上也极可能产生危险可怕的后果。
众所周知，在某些昏暗的历史时段，基督教是绝对的、极端排他的，如果进而无视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客观存在，势必引发基督教与其他文化和文明的紧张甚至冲突。这样的灾难和血腥，在基督教史上并不少见，塞缪尔·亨廷顿早已敲响文明冲突的警钟。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忧心如焚地指出，“瓦茨拉夫·哈韦尔注意到，‘文化的冲突正在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雅克·德洛尔也认为，‘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后来的波黑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阿拉伯世界的恐怖和血腥的根由，都不幸被亨廷顿所言中。而我们民族不幸又恰恰正处于文明的断层时代和断层线，难道不应该高度警惕，学会对其他文明的宽容和尊重，却要在刚刚触及基督精神皮毛，刚刚触碰上帝天国门环，不去学基督的平等和宽容，反去偏执地推进绝对、极端的排他吗？！即使退一步次而思之，用基督文明思维取代所有人类文明思维，势必带来思维的偏狭、偏执甚至偏狂，这难道不该令人惊心而警惕吗？！
2、用一种精神专制取代另一种精神专制，用神权专制取代俗权专制。
我们民族有过愚民、洗脑、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惊心动魄、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神专制和俗权专制。这种专制的幽灵，至今仍在我们这块老态龙钟，却龙腾虎跃的大地上游荡。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所揭示的加尔文宗专制的残暴和血腥，也在对人们揭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惨痛记忆和教训。文艺复兴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的惊世呼告，在我们这里几近沦为降半旗的哀乐。在一种专制尚未结束的生命受践、精神桎梏下，难道还要我们接受另一种生命受蔑视，精神戴枷锁的宗教专制吗？！我苦命的民族呵，你的苦难何时才有个尽头？但是“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1：26）神意无边，上帝造物的人的精神也辽阔。主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那种貌似虔诚的精神专制和神权专制，实质上是极肤浅、蒙昧、横蛮而反基督精神的。那种唯我独尊，动辄、通篇以主的名义，实则以一己之私念排斥、打击异己，甚至将此闹剧、丑剧演到白宫的某些所谓基督徒，将他们终日敬拜的主的宽容精神，弃之如敝帚。另有些基督徒，连基督教惟一经典《圣经》也未通读，明明自己在想当然地、断篇断卷地取义，却去无端指责别人断章取义。据我所知，被指责者恰恰认真通读、细读了《圣经》，将《圣经》章句置于《圣经》互文，甚至文本间性通体语境中，加以理解和阐释。言必称主的基督徒，不通读主的《圣经》，而想当然；非基督徒反而通读、细读《圣经》，而诚实潜心。这，有点滑稽反讽吧？
3、以主的名义的非人化、反人化倾向。
《圣经》清楚地表明：上帝造人，道成肉身。神人合一。更有意思的是，既然上帝万能，完全可以将圣子直接降临俗世，却偏要让一位底层女人玛利亚去生下圣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5），随后在俗世复活。所有这一切都无可争辩地确证，尊主重道的基督教，绝非对人的轻视和抛弃，恰恰是对人对肉身，满怀深意和神恩的亲临、溶入和关爱。而某些一知半解的基督徒，有意无意地偏执神、道一端，明明自己也是人，却偏要故做神态，矫揉造作地凸现对人的不屑和离弃，动辄轻言人是有限存在，人是何等卑渺等等常识性废话，实质是对基督精神的阉割和歪曲。口言人轻，骨子里对己之人身，可能比不言人轻的人更看重。
更严重的是，某些基督徒甚至抛出防暴民，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专制的弥天谎言和谬论。我们当然要问，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中国严重紧迫的问题，到底是暴民还是..？！到底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还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这不是“天才”的理论空想，而是目不识丁的小民也随时可见，随处可遇的经验事实。在某些基督徒眼中，街头政治不可取，小民拳头是暴力，维权只能靠祷告。照此逻辑，小百姓遭逢强势厄运，就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如此连生路都不给人留一条的“神思”鬼想，谈何博爱？谈何神恩？连作人最起码的人性、良知，也已荡然无存！这算哪门子基督徒？！这种完全无视历史、现实的经验事实，睁眼说瞎话的胡说八道，竟然出自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基督徒之口！如果人们认定他们神经和智力尚属正常，那么，怀疑他们是否王顾左右而言他，怀疑他们是否别有深意，就在情理之中。姑不论其居心何在，但说他们是对理应享有生命尊严的中国公民，和对在欺压中可怜抗争的弱势民众，是卑劣下作的污蔑、践踏和威胁，至少客观上是为少数人，护短张目，如此评说，并不为过吧？
防暴民，防多数，在宪政民主之下，作为社会保障和制度完善的防微杜渐，无可非议。但在宪政民主尚遥遥无期，必须更需防暴政、防少数的语境中，奢谈言不及义的什么防暴民，防多数，这也太“天方昼谈”了吧？
任何学说和思想（包括宗教和科学），起点和终端都必须指向人，都必须是对人的关怀和关爱。凡是对人的冷漠无情和抛弃的任何学说和思想（包括宗教和科学），都是伪劣甚至邪恶的，这是我们教训惨痛，不可失之须臾的伦理尺度。遗憾的是，偏偏有基督徒强词夺理说，这不过是人的思维和人的言说。这就怪了，非基督徒和基督徒都是人而不是鬼、神，是人而不是人思，难道是神思鬼想？！是人而不说人话，难道该说神话鬼话？！当鬼，人所不愿。那么，是不是某些基督徒在走火入魔，愰兮惚兮，自欺自恋的幻觉中，自以为是在代神发言，自认为是神在俗世的化身呢？
佛教来自虚无，归于虚无；基督教来自虚无，化为肉身。耶稣来到人间，是担当、赎罪和拯救，是对俗世的亲临、关爱和下降；耶稣复活而重归天国，是神恩的超拔、广被和上升。下降与上升皆未偏废。陀斯妥耶夫斯基关于“人神化”和“神人化”的透辟理解和警示，也让我们闻之惊心！“人神化”也即撒旦化；“神人化”也即灵肉化，神恩化。我们有太多“人神”的惨痛记忆和教训。让我们感恩“神人”，让那些“人神”与撒旦撒欢，见鬼去吧！
4．自我保全，犬儒主义的非公义化。
一些基督徒但求自我灵魂得救，自我完善或自我保全，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可以理解。但是，驱除撒旦，铲除邪恶，行主的公义，也是基督精神任重道远的题中之义。圣子耶稣的身体力行，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以至有些神学家将耶稣看作是革命者，并非空穴来风，捕风捉影。当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马太福音》8：20），当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并召唤门徒背着十字架，“跟从我” （《马太福音》10：34，38）时，显然不是对门徒门庭打坐，沉思默念的允诺和赞许，而是主经由圣子耶稣，为主行公义发出的悲情呼告和坚定指令。“因信称义”，我们难知其信的真伪和深浅；“因行称义”，人们方可鉴其义之厚重高洁。正因为如此，在基督教史上，才涌现出了为行主公义，前仆后继，如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等等以身殉道的悲壮圣徒。著名学者何光沪，在朋氏《作门徒的代价》中译本序中，满怀悲愤和景仰地评说，“做基督徒就是要做真正的人。反对暴政不仅是人的权利，而且是人的义务。基督徒必然卷入此世的生活，教会生活必须与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
不幸的是，当下中国的某些基督徒，竟然置团契门窗之外的悲苦于不顾，甚至对同是主的羔羊受难无动于衷。需要自欺自安时，来一句“我们祷告”；被迫强辩时，来一句“一切自有主的计划和安排”。沉重的血泪和自身的责任，就被如此廉价地化解，就被如此轻松，如此安全体面，堂而皇之地一古脑儿推给了他们敬拜的主，推给了向他们下达行公义，“因行称义”指令的上帝！主啊，博爱悲悯的主，难道你还要等着第二次上十字架吗？祷告或可灵魂自安和自救，但祷告决不可能阻止或改变社会现实。否则，这世界自基督教诞生以来，早该是邪恶无踪，福音广被了。灵魂怯懦矮化的犬儒主义，苟且偷生的鸵鸟生存哲学古典版和时装秀，对这些陈词滥调的各种小店招贴和厅堂陈列，我们早已见惯不惊。让人不解和吃惊的是，它们竟然成了理应为主行公义的某些基督徒和团契，在俗世的身份证、腰牌和防护栏。
事态远未到此为止。有的基督徒甚至声言“不怕‘政治化’又要反对‘政治化’，不能介入任何政治反抗运动”，“家庭教会的维权既有寻求政治公义的一面，也有顺服掌权者的一面”，更不忘了表白宣称，“我对政治事物不感兴趣”，而与“某种现实的民主政治的梦想”（请注意，民主政治被裁决为“梦想”！——引者注），与“那些……民主政治家”（请注意，是“那些”而不是他。乖乖！莫误伤了他。——引者注）划清界限。姑不论这些表述和表白，语无伦次，自相矛盾，绕口令式的纠结和麻烦；也不论这位高论者，是否热衷过政治，“搞”没有“搞过”政治（人所共知，恰恰是因为这位先生的政治见识和义愤，恰恰是因为他大搞特搞过政治，才有了他多次的出国漫游和白宫顶礼，才有了他的今天。），仅是据大可反思探讨的《罗马书》第13章，就轻率倡言，人们要对不加限定的任何掌权者无条件顺服一说，难道不是对上帝行公义指令的公然背叛吗？！
是不是什么掌权者都要人们顺服？这是起码的良知、道义和常识，没有什么故弄玄虚的高深理论。那位先生要么时而多年反抗，要么时而变色龙似地转瞬顺服（突然得连点过度色都没有），那是他的私家活计和自由。但是，他无权浑水摸鱼地向人们倡言不加限定的顺服；而以神的名义倡言，则是对行公义神意的肆意践踏和出卖。你要急转当奴才，悉听尊便。兜售奴才哲学，意在遍地奴才，这到底是千年不逾的悲哀，还是悲哀延续、发扬光大的当下鄙俗？！
读那位先生颠三倒四的文字，是要点视力和耐心的。言说的混乱，并不总是语言的弱智和低能，它往往更是心绪的虚慌和错乱。那么，那位先生到底因何而心慌意乱呢？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独立”让人肃然，“顺服掌权者”的“顺服”让人萎缩。一方面站起“独立”的姿态，一方面又趴下身躯作顺服。这一站一趴，不仅有些麻烦，独立与顺服这反方向两极，该如何勾兑调制，在逻辑上矛盾撕扯；在操作上，恐怕也要点手艺和思量吧？
还有更考手艺和思量的，那就是，“民主化需要的不是无原则的统一战线”。那么需要什么呢？“而是彼此客气的市场细分”。在这位先生阵阵语无伦次、破绽百出的滔滔宏论，让人们满头雾水之后，终究云开雾散，水落石出，尘埃落定。他竟然将民主化看成是市场！当然也就是各占摊位、码头和份额，大家心照不宣，客气细分的和气生财！原来如此！绕来绕去一大圈，这才是问题的玄机和要害！白纸黑字，如此赤裸露骨，竟然有人为之强辩、诡辩。这到底是字盲还是智盲？是政治市场还是人情市场？
既然是市场，当然就有商人和买家。我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底是商人还是买家；更不知道，他是错持奉献待分红，还是梦将教堂当庙堂（“庙堂”一词，借用范仲淹《登岳阳楼记》中“庙堂”语义）？同是这位先生，在他给友人的公开信末尾大名落款时，细心谨慎，没有忘了在他的大名前加上“与你持不同政见的”限定语，划线词，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据公开信一以贯之的谋虑和逻辑，与末尾落名的深意考究，人们对这位先生不能不疑虑多多。聪明呀！可惜只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因而破绽百出，处处露小（鲁迅《一件小事》中所说的“小”）露机关。我的天！对民主化的用心如此之深，不能不让人倒抽一口冷气。中国的真民主何在？中国的出路何在？我们这些芸芸小民，还敢轻易对谁再存希望和幻想？如此如彼，恐怕只有去问这位基督徒先生敬拜的主了。
5、是标签身份化，还是宗教感、灵魂化？
十字架浸透了宝血和受难，基督徒受命于奉献和牺牲。这种奉献和牺牲，因宝血深入骨髓的宗教感、灵魂化，常常是匿名甚至忍辱负重的。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耶稣还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马太福音》5：38-42；6：3-4）这对某些无视圣子宝训，只从基督精神中，按需切取过一份丰盛生活的蛋糕，周身贴满基督标签，招摇过市的基督徒，无疑是尖锐的讽刺和郑重的告戒。
那就让他们招摇过市吧！人们对这样的所谓基督徒，只会心存疑忧，嗤之以鼻，不会当真的。事情到此也就罢了。偏偏有的基督徒并不因此知足，硬要在人前摆出一副因是基督徒，而定然精神优先，道德优先，甚至话语优先的凌人架势。他们心怀外邦偏见和歧视，口斥他人无信仰（难道除了基督教信仰就没有别的信仰？或者别的信仰就不叫信仰？）一派以神的名义，实则对神浅薄错乱、任意切割，话语优先的话语颠狂。如此的颠狂，既颠簸渎神，也颠覆了基督徒自己，在宣喻和布道之处，只剩下一片混乱。如此的颠狂，颠出了听者的清醒，颠飞了言者的灵魂，颠得言者最终自己也不知所踪，自己也不知所云。主说：“我差你们去，……你们要灵巧象蛇，驯良象鸽子。”（《马太福音》10：16）是不是请主给这样的基督徒办个学前班，或者来点岗前培训呢？
标签之后看货色，言行之内见灵魂。S·薇依终生拒不入教，但她的身体力行，比好多周身贴满标签的基督徒更基督徒。神界之外的俗世商业社会正在走向成熟。如果连俗世商业的诚信和营销智能都不如，谈何更高境界的神性虔诚和布道？！神不需要标签，灵恩需要化为呼吸、体温、血流，深度的宗教感。否则，就只能是冒牌的伪基督徒。
6、以宗教感情取代冷静的观察和理性的思考。
我们理解并尊重信徒在长期宗教浸染中，形成的宗教感情。信徒也应该明白，在宗教感情之外，还有别的种种俗世感情。各种感情之间，应有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宽谅、弹性空间。也只有如此，才谈得上福音的传播，与在世的融合共生。在不同感情之间插播蔑视和拒斥，无异乎插播对抗和敌意。 经宗教烈焰锻铸的感情极端和排他，几乎就是炉膛中抽出的刀剑。在宗教史上，我们见过太多如此刀剑为不同派系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刀光剑影和尸骨血泪。等而下之，如文革那样的准宗教感情疯狂，也带来了至今让人惊心动魄，心有余悸，灵魂和生命的旷古劫难。由此我们想到了理性。我对有些朋友说过，我们的勇气是拿来爬山，而不是拿来跳崖。照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看来，未经生存追问穿透的感情，只能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萨特掂量太轻。连石头也发疯的文革情狂苦果，已经雄辩地证明，岂止无用，那“一堆无用的热情”，简直就是一场场灾难的同义语。没有感情喂养、浸润的理性，可能冰冷铁硬；没有理性照临、穿透的感情，可能盲目险峻。为紧扣我们这个小论题，我当然更乐意，也更应该突出、强调，对以宗教感情取代冷静观察，和理性思考的警惕。
面对世态人心交错复杂、剧变多变的当下中国，没有冷静的观察和理性的思考，恭候我们的，就可能是陷阱和深渊；蹲伏在那里的，就可能是墓碑和地狱。某些基督徒宗教感情，甚至是宗教包装的俗世感情、一己之私，偏执膨胀，轻视、排斥、打击异己感情；进而极力贬低人的理性和认识能力，断言人根本不可能认识神。但圣保罗确定无疑地认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罗马书》1：19）据此，多数神学家认为，人是能够认识神的。何况，如果认都不认识神，谈何信神敬神？放下摇头丸，接过醒酒汤，是明智的选择；继续暗夜灭灯，吞云吐雾，难免盲视、巫术之嫌。口中念念有词的祷告，不可能改变社会现实，不可能逢山开路；热如滚汤的宗教狂情，也不可能熔化南、北二极。地狱里抬不出花轿，魔鬼不会铺出红地毯。还是让我们听听主的忠告吧。主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马太福音》11：18·19）火眼精睛是异教，基督徒可能容不得那个孙猴子。但赞许智慧的是耶稣，而智慧是理性的结晶和光辉。某些力主感性、神思，而排斥理性、人思的基督徒，不会再剥夺我们这些俗人对理性的运用，多少向智慧借点光了吧？
7、以教派化、团伙化取代团契性和教堂性。
基督徒团契和教堂是神圣所在，是神的灵恩和公义，在俗世的彰显、救赎、拯救、担当、安慰和呼告。作为有形存在，团契和教堂，是插在俗世苍茫和严峻中的十字架；作为无形感召，团契和教堂，是圣灵在俗世尘埃和卑渺中，一道道划空而降的命令，一团团奔跃向上的圣火。圣子飞升天国，团契和教堂留在地上。圣保罗说，“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1：22·23）这就是说，教会之首，教会作万有之首的是人子，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教会就是圣子和圣灵，而不是别的什么代言人。就保罗斩钉截铁的认定而论，团契、教堂，没有、也不应有人子为首之外另有为首者。这样一来，团契、教堂的结构、定位、定性及其神能，应该说是清清楚楚，朗如日月。
神圣之所在，当行神圣之所为，否则就是对神圣的背叛和亵渎。遗憾的是，在有的团契和教堂，或者以对基督教义、精神的偏狭理解和阉割，将团契、教堂推向强词夺理、极端排他、危险的教派化倾向；或者以神的名义偷梁换柱，在其他信徒晕头转向中，将自己暗渡陈仓地掉包为神的代言人甚至道首，专制武断；或者是团契之外，一有异议，哪怕是秉承神的公义的异议，团契之内立即草木皆兵，群起而攻之。且不说公义尺度折戟沉沙，他们甚至连起码的是非都不分，将团契推向可悲的团伙。团伙，自然让人想到江湖。在此，哪里还有什么神恩和公义可言，那种心急火燎的胡说乱动，难道人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灵修所必需的真诚和静穆吗？！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将团契、教堂团伙化，也就是将神性妖性化、妖术化；将团契、教堂教派化，宗教史已经雄辩地表明，也就可能是将神恩魔鬼化、刀剑化。这绝非笔者耸人听闻，而是件件桩桩可悲、刻骨可证的经验事实。
8、不容对《圣经》有半点质疑。
一般认为，第一次犹太战争结束后的20年（即公元90年）左右，在巴勒斯坦西部雅麦尼亚举行的犹太拉比会议上，才最终确定了全部的犹太经典。而基督教《圣经》的定型过程，更复杂漫长。4世纪初，君士坦丁皇帝运用政权力量，促使教会统一。325年，他主持尼亚西宗教会议，在会上形成第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信经。330年，他又下令优西比乌主持编定统一的基督教圣经。优氏在当时的教派斗争中，采取折衷调和的编选思路。在此基础上，亚历山大主教亚大纳西于367年发布了与现传文本完全相同的新约篇目。后来直至393年的北非希波宗教会议，和397年的第三次迦太基宗教会议，再次对新约篇目加以确认。至此，统一的基督教圣经经典方告定型。由此可见，《圣经》文本在漫长复杂的口传、传抄、定本过程中，不乏质疑辨析、论辩交锋、变易坚持、调和妥协等等历史时间和人为的因素，难免留下种种困惑、疑虑等等历史时间和人为因素的刻痕。而历史时间和人，都是有缺陷的有限存在，而不可能全称判断地可靠。据此，出自历史时间和人为因素的《圣经》文本，为什么不可以深研质疑？何况，《圣经》文本上确有不少前后矛盾、互相抵触的碍难之处。因此，笼统地说《圣经》文本是神的话语，纯属视而不见，见而不思，貌似敬神，实则贬神的无稽之谈。
有案为证。比如，《马太福音》第10章，人子关于“动刀兵”的启导；《罗马书》第13章，圣保罗关于“顺服”掌权者的训戒，就历来有诸多至今尚无定论的阐释和争论。如果说这还是深不可测的神意的表达而难测其深浅，我们可以谦卑地不测也罢。那么，事实陈述总不该彼此不合，无中生有或有中生无吧？现代学者经仔细研读发现，耶稣的家谱从大卫王到约瑟之间，《马太福音》记录的是26代，《路加福音》却列出了41代，其间竟然相差15代！就算是一处有省略吧，除大卫和约瑟外，同名同姓的竟只有两人，这就太离谱了。是音译不同吗？外语专家告诉我，不同者中，并无音近而中文字译的不同。关于耶稣祖父名字的记载，就更让人惊诧不安。《马太福音》说是雅各，而《路加福音》说是希里，耶稣的祖父到底是谁？更离奇的是，《路加福音》说耶稣生于希律王时代。临产时，其父母离开拿撒勒，去故乡伯利恒办理人口普查的户口登记。但史籍明确记载，那次人口登记在希律王死后的第11年！《创世纪》说，“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创世第一天，上帝创造了昼夜，创世第四天，“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问题来了，第四天神才造出了太阳、月亮和星星，那第一天的光和昼夜，从何而来？如此等等记事的乖讹太多，恕不一一列举。神意价值观表达的前后不相融，甚至与基督精神的悖谬（比如旧约中的毁城毁族与宽容、悲悯的相背等等），更让人震惊困惑。有人说，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淫乱，性病流行，毁城毁族，一是死罪惩罚，二是阻截性病蔓延。但《圣经》明明白白地说了连处女也不放过，难道处女也有性病吗？难道以色列人人皆性病，所有后代皆被遗传了性病吗?难道性病者不应更受关爱，反而活该处极刑吗？以此先入为主，捉襟见肘的歪论，让人担心论者的理解力和盲从。未经深思熟虑、深入骨髓和灵魂的浮萍想象，也让人疑虑论者信仰的漂游和深浅。
《圣经》是基督教惟一的经典。坚定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通读、深读《圣经》，是信徒构建坚实根基的重要夯力。通常而论，没有坚实的信仰根基，也就没有坚定的信仰。某些基督徒自己不通读、深读《圣经》，反而盲目无知地指斥他人对《圣经》深研细悟的发向和质疑。以基督名义为盾，以基督身份作矛，说疑似宗教堂·吉珂德，对他们有失恭敬；说类似打醉拳，还算客气吧？摸也不能摸，动也动不得。自己不通读、深读《圣经》，仅凭信徒身份，就在那里浅薄无聊、废话连篇地指手划脚，大谈《圣经》。在神界，其信仰的真伪深浅让人不放心；在俗世，其智力、思维和走向，也让人担忧。还是让我们等而下之，卑微的俗人说俗话：读研究生不行，那就读点宗教职业学院或本科吧！
9、警惕基督教的中国特色化。
综上所论，前述用一种专制取代另一种专制，反人化、犬儒主义的非公义化，标签式身份化，团伙化等倾向，从民族集体无意识和传统文化动因的方向看，实则是此种无意识和动因的当代延伸和当代样态，也即是中国特色模具，对基督教的宗教翻砂和当代版。特色，既可能是徽章和光环，也可能是苔藓和霉斑。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人们都心知肚明，无需道破。我前面说过，我们民族在文化上有一个古怪的、严重偏食的、甚至是劣选优汰的胃。现在，基督教正在这个胃中倒腾蠕动。人们已经看见并将继续看见，这个胃在发什么样的中国特色功；是将热能传递到皮肤，还是深输进心脑？
基督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任何民族或国别的特色无关。基督教的中国特色化，无疑是对普世价值的悖离和挑衅。我们这块土地的民族、国别意识、情绪的强烈厚重，像历史的巨书和层岩，压得人几近窒息，压长了夜郎自大，压出了盲目危险的排外怒火。奇缺紧缺的恰恰是大胸襟、大气魄、大包容、大关怀的普世价值和人类感。圣洁、纯粹的基督教到中国，尚遭如此厄运，其他外来文化踏上这块土地，又会怎样，又能怎样呢？夜色厚重，特色刺目。让我们这些俗人羔羊，也在主的宝座下问点什么，想点什么吧！阿门。
我们深知基督信仰是心灵归属，而不是文化事件，更不是宗教舞台。我们感动并尊重那些真正虔诚、有博爱、救赎、拯救和公义担当的基督徒，也寄望于他们对福音的传播，对普世价值的推进和广被。我们批评的起线和基点，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善愿和期待上，是为了捍卫基督教义、精神，在当下中国的完整和神圣。行文至此，我应当坦诚挑明，我大多批评的对象是王怡先生。坦率说，出于对前王怡的忘年友情、关爱和尊重，我一直心存二难地保持沉默。最终，良知、道义、责任心、使命感，令我将个人恩怨放在一边，打破沉默。即使如此，由于对王怡继续爱护、期待，和我可悲的心软软肋，也因为王怡夫人蒋蓉，有口皆碑的善良和纯洁，一直让我心存感动和尊敬。因此，我的批评仍是不彻底地网开一面，重量和材料使用都有所保留。对此，我想王怡恐怕应该是心照不宣，明白个中的。我深知，这世界，有的人在离开你时，正在走向你；有的人在走向你时，正在离开你。苏格拉底说，分手的时候到了，让我们各走各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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