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明德住院、红衫军退潮、马英九声望重挫、陈水扁依然挺立，这是施明德发动“反贪腐倒扁运动”以来，最受关注的话题。
此因在“反贪腐倒扁运动”发展过程中，台湾约有百万民众参与其间，历经“九一五围城”、“双十天下围攻”两场规模盛大的抗议活动，结果居然是陈水扁稳居宝座、马英九声势重创，这是谁都料想不到的结局。
错失两次机锋
确切地说，过去施明德等人主持的群众运动参与者均以男性为主，妇女、学生、幼童都退居二线，因此冲撞性较强，运动目标容易达成。然而这次施主导的运动，妇女、学生、幼童高居60%以上，又是中产阶级出身，其走上街头的目的仅是表达对“贪腐”的“执政”当局的不满，而不希望民进党垮台。
类似这种情境是施明德等过去没有碰到的场景，所以在思考上，施在要不要采取碰撞策略，逼陈水扁下台或让民进党垮上，陷入两难困境。
具体事证如“九一五围城之夜”，马英九要求施让出凯道路权，倒扁总部一度议决将人马转入包围民进党中央党部，以群众优势逼迫民进党与陈水扁切割，结果此议遭施否决。施否决的理由是“贪腐”者是陈水扁一家两姓，而非民进党，包围民进党反而使民进党与陈水扁绑在一起，于是在施主导下，红衫军被迫撤出凯道转至台北火车站，离民进党中央党部仅有1.5公里之遥。
施明德“老革命家的温情主义”，非但民进党不领情，甚而引起内部争论。
接着“双十天下围攻”，连出身泛蓝的民意代表均力主完成包围陈水扁府邸运动后，群众应静坐不走，然而在倒扁总部出身泛绿的副总指挥简锡阶等人坚持下，为扩大战果，居然将民众引军入东，反而放弃包围府邸的动作，这一次决策失误，加上围城之夜撤军的“新仇旧恨”，令群众大量流失。
两次机锋的错失，问题均出自施明德为还台北市长马英九的“恩情”，由于马英九位居台北市长，为免群众事件扩大殃及池鱼，对施所发起群众倒扁运动自有诸多限制，孰料在群众运动情势大好之际，马出面干预碰上温情主义的施明德，“宋襄公之仁”，谁都没有料到使陈水扁强渡关山。当“机锋”不再，施明德被迫再选决战点，能否再掀高潮？令施颇有时不我予之叹！
尔后施住院期间，或出院再度进驻广场，均拒绝接听马英九电话致意，就是施已暗下决定对政治人物不宜有“宋襄公之仁”。
危机与转机
为使倒扁运动走入群众，施开始将政治运动转型为长期社会运动，以此逼迫政治人物认清人民力量。然而，施明德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知识分子的参与。
回顾在1980年代、90年代民进党发起的群众运动，于事前必然透过知识分子的论述抢得议题讨论权，待形成风潮即发动群众运动以取正当性，事后再透过知识分子的总结，去打击“执政者”的合法性，故而民进党在短短15年内“合法”夺得政权。待民进党“执政”，由于陈水扁一家两姓的贪腐，距离人民、社运界、知识界越来越远。
按理施明德倒扁总部与“在野”党派吸纳这三股力量齐力反扁，然而倒扁总部处处受制马英九，彼此合作又是貌合神离，导致知识分子参与感不足，无法形成舆论压力逼陈水扁下台。
具体事证如：胡忠信、张友骅、陈文茜等均出身绿营，长期以来批扁不遗余力，他们与施明德倒扁总部维持不错的关系，然而在关键时刻，马英九身边策士竟然认为，这些绿营出身的倒扁人士居心叵测，想用马英九的手来打倒陈水扁，国民党绝不能中计。对于国民党的论调，施明德听后为之气结。
其实施明德反贪腐倒扁运动的退潮，对台湾政治人物而言，既是危机，也是转机。
从民调数字分析，红潮退却后依然有32%民众支持施的反贪倒扁运动，这个数字远超过蓝绿政党的认同度，说明红潮退却时仅是在蓄积下一波倒扁能量。
目前泛绿学者在红潮退却发起“公民社会与台湾民主”运动，拉出本土战线与草根民众进行对话，并与倒扁总部决策人士如张富忠、简锡阶、魏千峰等人沟通，暗示这两股势力有合流趋向。
对此施明德看得非常清楚，施认为红衫军运动来自中产阶级支持，有其能量，亦有其局限。为拉出本土战线，施必须透过知识分子的论述，使陈水扁“铁杆”民众能理解反贪腐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再透过“公民教育”的模式，说明贪腐对民主政治的危害，因为执政者有权才能进行贪腐，以此打破民进党或陈水扁建构的弱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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