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报载，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宣布将实行地名有偿命名制度。即通过协议和拍卖的方式，将新建的或者必须改名的道路、桥梁、广场等公用设施以及住宅区的命名权进行出售。所得资金，将全部用于地名管理工作。
听到这则消息，我有几个疑惑：
一是那些属于必须改掉的地名，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二是所得资金全部用于地名管理工作，那么，地名管理的资金原来来自哪里，究竟需要多少，谁来监督这笔资金的使用？
三是地名更改后的混乱造成的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会不会得不偿失？
所以，建议武汉的决策者慎待此举。
武汉在我心里，一直是个有文化的城市，地名也不例外，因为这里包含着太多的文化在里面。
就说钟家村、琴台和琴断口三个地名，就包含着一段美好的故事。
春秋时期，楚国一个叫钟子期的大音乐家，隐居汉阳古城市廛。一日，钟在龟山之麓采樵毕，背捆柴禾，在江边歇脚。忽然，一缕乐音袅袅入耳，钟子期竟听出了高山流水的韵味，不禁失声赞叹。这一叹不打紧，引出了奏琴人俞伯牙。心高气傲的伯牙人便将这这樵夫为知音。一年之后，伯牙到知音隐居地回访，哪晓得钟知音已撒手人寰。伯牙于钟子期灵前奏了一曲，洒泪而去。行至一渡口，伯牙将那须臾不离的梧桐古琴，摩挲良久，想，世无知音，要琴作甚！叹息一声，将琴摔碎在一嵯峨怪石上！
与这传说相关的三个地方，都有了相关的地名：钟子期隐居亦即俞伯牙痛失知音的村子，叫作钟家村；两位知音切磋之处，叫作琴台；俞伯牙绝望琴的渡口，叫作琴断口。
想想，如果这三个地名因为要收一点钱而改掉，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
地名不是不能改，关键是改的是不是合理，而合理的标准是民心。
因为久居北京，武汉的改地名也使我联想到北京的地名。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几千条，街巷名称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职命名的，如文丞相胡同，在东城区府学胡同内文天祥祠堂东侧，以纪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广宁伯街，在西城区辟才胡同以西，明朝功臣广宁伯刘荣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长技艺命名的，如刘兰塑胡同，在西安门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刘元得名
也有以近代英雄命名而改名的的。北京有一条张自忠路，同时命名的还有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这是纪念三位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国民党将领而命名的。这三位英雄，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身居高位，但是仍然身先士卒，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抗战胜利之后，何思源（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之父）出任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于1947年3月13日签发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沟浴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
这三条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称，在解放后继续沿用。“文革”时期，佟麟阁路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文革”过后，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决定恢复原名。
从北京的情况看，地名的改变主要考虑历史文化的因素，偶尔也会有政治因素，而不是钱的因素。如果谁有钱就能命名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北京很多大街会不会命名为和珅大街。
当然，现代的北京也有有偿命名的新建筑和道路，如北三环上的联想桥和四通桥。但是，好像还没有把原有地名改有偿改变为企业或品牌名字的。如果把景山改作微软山，把颐和园改作可乐园，那是多荒唐的事情。尽管可能收到不少的银子。
早晨起来，赶着写这篇稿子，知道没有大用，武汉的领导也不见得看到，但是还是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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