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多更是一种财富
为人口多与少，几家欢乐几家忧愁
世界上，几家欢乐几家忧愁的事有很多，人口的多少就是其中之一。比如，前段时间就在美国有些人为人口突破3亿而高兴的时候，俄罗斯、日本等国却为人口出生率下降而愁眉不展。喜也好，忧也罢，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企盼着人口数量的增长，这是令中国人无比羡慕和深感妒忌的。
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看法，那就是人口多是各类事业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人口”总是与令人头疼的“问题”相连，那句“需要养活世界1/4人口”也时常出现在各类研究成果和媒体上。中国有13亿人口是事实，由人口引起的问题多也是事实。不过，看看美国人因人口多而高兴，再看看俄罗斯、日本因人口锐减而焦急，我们是否可以换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改变将人口多视为负担的看法，而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财富呢？
人口多对中国的好处
第一，人口多是中国进一步强大的坚实基础。人口是构成国家的第一要素。纵观古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特别是对于大国和强国来说，人丁兴旺既是坚实的内在基础，又是显著的外在表现，以寡民为基础的国家绝不可能是大国、强国。中国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不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数量的保持和不断增加。人口的多少总是与国势的兴衰相对应的，汉唐盛世、康乾盛世几乎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人口数量最多或较多的时候。中国广袤的国土需要保卫，需要开发，需要建设，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强大，所有这些都必须有坚实的人口基础。反观日本、俄罗斯等国，它们在人口问题上的焦虑，说到底就是担忧失去国家的人口支撑，恰如毛泽东所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
第二，人口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需要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而这一过程同样离不开众多的人口。首先，人口多创造的财富也多，13亿中国人如果每人创造1000美元的价值，那总量就是13000亿美元，这种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总量的快速增加，是与全民参与创造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人口多这个前提条件，中国的GDP总量排名也很难上升得如此之快。世界上许多小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4万美元，可其总量排名却是靠后得多，重要原因就是人少。其次，人口多形成的市场也大，仅仅围绕13亿人的衣、食、住、行形成的巨大市场，就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的。13亿中国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也是巨大的市场，而市场又恰恰是发展的机遇。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说：“创造财富的力量，永远要比财富本身重要。”13亿人口正是巨大的财富创造者，没有这个财富的创造者，就没有潜力无限的市场，中国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可持续发展。所以，不要只将13亿看成是将大数变小数的分母，更要将它视为将小数变大数的力量。
第三，人口多是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有利条件。中国发展的目的是要成为一个在和谐世界中能担负起责任的大国，但路径不能是搞霸权而只能通过和平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多的优势又显现出来了。由于人口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国展示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和传统文化的魅力。由于人口多，中国可以向外推送更多的留学人员，可以向外输出更多的劳动力，可以向国际社会的热点地区派出更多的维持和平人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在政治、经济、体育、文化等领域展示和传播中国的影响力。
因此，人口多就是中国独具的宝贵财富。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可它并没有把人口视为一种负担。新加坡、孟加拉等国的人口密度都比中国大，可它们也很少拿人口多说事，其中是否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理由呢？
人口问题症结主要不在人口多
当然，讲人口多是宝贵的财富并不否认中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人口问题带来的压力。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的人口问题归结为人口多。所谓人口问题，通常指的是人口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包括人口自身的过快增长、分布以及与社会、经济、资源、自然环境等相结合过程中产生的生存、发展等问题。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人口问题的症结主要不在数量大上面。除了要继续坚持控制人口总数过快增长之外，更为关键的是要从战略的高度考虑人口结构问题，比如，人口的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就业问题、人口的综合素质等问题。
这些问题中尤以人口的综合素质最为关键。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口的身体素质，这包括人体运动能力、发育状况、疾病状况、死亡率、呆残低能人口比例、出生预期寿命等；二是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这里的指标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文盲率、科研人员比重、社会管理水平、劳动者的创新能力；三是人口的思想素质，指人们的社会心理、民族自信心、献身精神、使命感、变革社会的欲望等。当前，人口素质带给中国的挑战远大于人口多问题的本身。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哈维·莱本斯坦在其名著《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中指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在经济开发模式的低级阶段，人口多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近30年的中国显然已经过了这个低级阶段，因此，重新思考人口多的战略意义，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环球时报》 (2006-11-08 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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