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过度扩招的十大弊端

高校过度扩招的十大弊端（旧文）　　

李济广　　

内容提要：大学教育的发展超过一定的限度，即在一定时期规模过大，发展速度过快，其负效果可能比正效果更多，会给社会、学校和群众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从经济角度分析，其弊端主要有十个方面。　　

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14万，而2006年全国高校招生总人数达到530万。这种跃进式的发展速度古今中外世所罕见。大学教育的发展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度，超过一定的度就将带来严重的负作用。从经济角度分析，大学过度扩招，其弊端主要有十。　　

其一，大学过度扩招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大学生增加，不仅居民要增加投入，政府也要增加一些教育经费，而过量扩招导致的教育投入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体表现就是毕业生难以充分有效利用。从2001年到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只有70%左右（很多学校还虚报就业率）,2006届本科生5月底包括只有意向但没签约的，就业率也不到50%，一些专业只有30%多。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加：2001年是34万人，2003年是52万人，2005年达到了79万。2004年南京就有145个硕士登记失业。更重要的是，既使毕业生能够就业，也往往是高学历低岗位，大专生干的工作职高生就能胜任，本科生做的工作中专生干起来绰绰有余。有调查表明，近7成企业存在学历虚高现象；《中国人才发展报告》中的数据说，仅2005年我国就有2500万人因没能“尽其才”而被无端消耗，造成的损失仅经济指标一项已超过9000亿元。而这不过是扩招毕业生走出校门开始一两年的情况。这种现象被称为“功能性失业”。一些学者经常引证某些其他国家较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但外国的做法不一定就是合理有效的。印度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比较高，但大学毕业生有效利用率并不高,例如招聘一个捕鼠员的岗位有十几个大学毕业生去竞争。发达国家高资质低就业的情况也很突出。中国与外国相比，城市化率比较低，而大学生的主要吸收地是城市，城市比重较小的国家吸纳大学生的能力自然比较小。因此，大学超前扩招的直接结果就是大学教育供给量脱离了经济发展对大学教育的需求量，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结构失衡，多余的部分耗费了宝贵的教师资源、财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产出则是缺乏需求的无效产品和低效产品。　　

其二，大学过度扩招导致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影响了非大学教育的发展。我国本来不多的教育经费其配置很不合理。在高等教育存在许多无效投入的情况下，其他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按2004年全国统计数字，估计全国小学和初中辍学的学生在230万人左右（实际数字可能和统计数字很不一样）。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分析称，辍学原因主要是经济落后、财政助学经费不足，孩子因家庭贫困辍学可能是比较大的原因。据国家教育督导团发布的《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5》的数据，全国尚有113个县（区）的小学、142个县（区）的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零，维持学校的运转，仅靠向学生收的很少的一点杂费去维持。可以推测，许多公用经费不为零的义务教育学校，拨款也不会充足，假设以后取消杂费，财政补一点，也不会很多。此外，农民培训、农民工培训、技术工人培训、中等职业教育，都需要大力增加财政投资，我国非常需要“村来村去”的农民高、中等职业教育，但都是非常不足。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帕累托最优要求生产要素在不同产品部门的投入达到最优；资源有效配置的状态是无论如何改变资源配置都不可能提高一种产品的产量而不减少另一种产品的产量。信奉西方经济学而又极力鼓吹大学扩招的经济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却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最基本道理；显然，我国减少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增加其他教育经费投入，同样的教育经费投入，会带来更多的教育效益。　　

其三，大大降低了普通高等教育产品的质量。教育的经济效益不但要表现在教育所培养的各种劳动者能够就业、参加生产工作，表现在毕业生能够人尽其才、学有专用，还必须表现在能够保证教育质量、培养的人才合格。但“跳跃式”扩招使高校生产了大量的半成品和次品,减少了成品和精品。随着大学招生数量的急剧增加，生源的素质急剧下降，加上就业层次下降，学生感到所学大学教科书内容毕业后无用武之地，没有学习动力和学习兴趣，从而学习质量明显下滑。教师只好想尽办法，让学生考试能够及格,极端的事例就是，难度比较大的学科，考试考多少题，就复习多少题。在学校方面，师资不足，设备不足，图书不足。由于合理的师生比将使学校付出较多的工资成本，运转更加困难，因此学校只能把教师编制定得尽可能的低。现在一个教师的年均每周授课量是过去教师年均每周授课量的5、6倍以上，科研工作量的要求也比过去大得多，教师无暇学习进修提高。学生过多，连研究生都大班授课，对本专科学生因材施教更没有可能。实验条件不足，学生技能的提高大受影响。扩招后,职业技术教育绝大部分由原来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承担，但普通高校没有“职业技术型”教师，职业技术培训所需要的校内实习场所和校外实习基地也往往不足。同时，教本科课程的研究生导师招生数超过过去本科生师生比。在这样的情况下，毕业生的质量可想而知，企业对毕业生的质量常常很不满意。正像有评论所指出的，耽误了一大批人才，培养了一大批庸才。　　

大学的大量增加和规模扩大使大学的教育经费同样严重不足。生均财政拨款与规定的占培养成本四分之三这一目标相距甚远，财政拨款与学费之和远远低于培养成本。学校维持运转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举债支出。前几年的不完全统计，高校扩招所带来的银行债务达2500亿元—3000亿元，单是每年的利息就达15—20亿元。举债数亿的高校比比皆是，许多非重点高校学校每年应偿还的利息比财政经费拨款相差不多。经费短缺只能带来大学的粗放式经营。学校为了增加收入缓解经费短缺，便在既定教育资源条件下，努力扩招，通过拼教师、拼设备、拼房舍以增加学费收入；一旦师资设备房舍有所缓解时，扩招的余地又会增加，加上政府“发展教育”的政绩追求，大学扩招的怪圈便陷入循环。　　

其四，将造成社会人力资源结构严重不合理。片面发展高等教育会造成人才结构的畸形。一个社会的人才结构应当是高、中、低层次的人才结构呈金字塔形。但过量扩招将形成人才结构呈现圆柱形,中等和中等偏高的人才过剩。独立后的印度,以超常规扩张的方法迅速达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然而扩张导致的后果之一是，中等人才过剩，造成大量学生失业。[1]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150万大学毕业生失业。“过度教育”不仅造成人才浪费，还使劳动者的教育水平超过工作对技能的要求,因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无法实现职业愿望，这将使之感觉怀才不遇，从而消极怠工，工作还比不上称职的较低学历者；许多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毕业即失业，无所事事，甚至成为高智商的犯罪者。　　

造成对我国人才结构需要错误判断的重要原因，是对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做了错误的比较。我国高等教育实际入学率远较统计上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高。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算方法是：(某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某学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某年全国(18-22)岁人口数]×100％。其中分母18—22岁人口数是指18—22岁五个年龄人口数的总和。[2]而分子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他们的学制只有2—4年，在学年限平均不会超过3.5年。若按3.5年计算，5年中有在学人数1.43倍的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去掉考研和专升本的重复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比实际情况低估了很多。相反的情形是，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毕业率远较统计上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低。不少欧美国家采取的是“宽进严出”制度。注册在校生规模虽大，但学生按期毕业率并不高。据了解，美国即便是较好的高等学校，学习四年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一般约占20%到30%，学习六年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一般约占50%到60%.德国1990年注册在校180万人，毕业生在30万人以内，实际比例是6：1。许多意大利和法国的大学一年级进入二年级的淘汰率接近50％。《2000年版教育概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参数》指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1998年高等教育A类平均典型毕业年龄毕业率为23%。所列26个国家高等教育A类中程与长程时限(五年或五年以上)第一学位获取率之和5个低于15%，6个达到或超过3O%，2个达到或超过35％。[3]在校时间较长正好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公式分母的五个年龄人口数相适应。与毕业率形成对照和印证的是退出率。西方国家在高等教育扩张（无计划的市场行为）的背景下，高等教育A类退出率一直在30%以上，如1998年、2001年皆为33%左右。[3]由此可见，西方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最终毕业率的关系是：100% ÷67% =1.49，即入学率比完成高等教育的比率高49%！45%的入学率相当于30%最终毕业率。

我国高等教育实际入学率以2005年为例可做如下计算：（1）净入学人数：2005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504.46万人；成人高等教育招生193.03万人（去掉专科升本科，按110万计）；高等教育自考毕业生、军事院校、学历文凭考试和电大注册视听生招生数无具体数据，根据毛入学率公式在学人数内涵(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是指：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在学研究生人数＋普通高等学校各种类型本、专科学生数＋成人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数＋军事院校本、专科学生数十学历文凭考试专科学生数＋电大注册视听生注册人数×折算系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人数×折算系数)，这几个数字的总和=（2005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2300多万人-在学研究生97.86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1561.78万人-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436.07万人）/在学年限。因自考毕业生按当年一年计，学历文凭考试和电大注册视听生一般2—3年，故在学平均年限最多不会超过3年，可算出这些入学学生不少于68万。以上3项计682.46万人(党校及网络学院不计)。（2）同龄人数：2005年标准入学年龄18周岁者为1987年全国出生人口2528万人（人口普查数）。（3）实际入学率：即净入学人数占同龄人数比例，约27%。而公布的2005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21%。2006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530万，成人高教专科招生计划130万人，加其他共约728万人。高校生源即1988年出生人口2458万人，计划实际入学率可达30%！等于发达国家毕业生占同龄人的平均比例。更为重要的，我国出生高峰期的极值在是1990年，2008年高等教育入学年龄人口达到最高峰。高峰期过去以后，即使招生规模不变，随着分母同龄人的迅速减少，高等教育入学率也会提高。1997年全国出生人口已降为1445万人，其18年后的2015年如按2006年计划招生，也超过同龄人的50%！远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况且普通高校还准备每年继续扩招6-8%，近几年出生人口已降为平均1283万人。那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不仅无法吸纳如此高比例的大学毕业生，企业在严重“头重脚轻”的劳动市场上招收合适的普通员工也将十分困难。　　

即便不考虑上述错误比较，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也可能脱离经济发展阶段。199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上的68个国家，其人均GNP平均已达10445美元，其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5%以上的国家平均17104美元。1998年22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过度”的发达国家，高等教育A类净入学率(不考虑22岁以上者)超过4O%的只有12个，超过5O%只有6个。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8个超过5O%，有3个超过6O%。另有统计,1995年，毛入学率达到15％以上国家为68个，其中超过35%的国家为29个，7个国家超过了50%，15％以下国家为50个，其中低于8％的国家有34个。我国一些发达城市高等教育入学率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根据规划，到2007年，上海按现口径计算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65％左右。　　

其五，极大加重了居民的教育费用负担，制造了更多的贫困和贫困生。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网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而只有25%的贫困居民认为贫困是因为“家里有病人”，位居贫困原因第二。实际上，说教育花费致贫并不准确。由于上大学的花费远远高于初等和中等教育，很多地区上大学一年的花费是家庭年收入的好几倍，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主要用于基本消费需要，用于上大学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很少甚至没有，因此，高等教育花费才是致贫的主要原因；高校过量扩招不仅制造了更多的贫困生和因贫困而上不起大学的人，还使更多的人因教育而致贫。　　

有些人以为，让青年们多读几年书可以减少失业。而实际上，使一部分人增加2～4年的就学，相对于全国城乡整个就业年龄劳动力的失业数量来说，仍然是一个较小的百分比。因为当代社会各国失业率虽然只有几个百分点，但半失业率一般接近30%，多一些人念大学只能减少失业一、两个百分点。况且重要的是，通过增加就学减少失业而增加的费用，比家庭和社会把他们养起来的费用要多得多。还有，过多的大学生稀释了教育经费，使学费远高于国家设想和规定的培养成本的25%并难以减少，使很多人望而生畏，教育高风险造成的信心丧失成为初中生流失潮的主要原因。因为对农民家庭而言，如果念不起大学就会感觉念完初中也没有用。　　

其六，加大了许多人的生命成本。生命成本是指消费者为获得一定的货币收入而以生产者身份和以时间为维度支出的体力、脑力与心理负荷成本的总合。所有的经济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节约生命成本，使有限的生命成本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一个人获得货币收入，不仅要在工作的当时付出生命成本，还要通过接受教育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心理压力这些预先付出的生命成本。有能力考入某类学校并获得毕业证书是劳动市场上劳动者传递自身能力的重要信号。在非完全信息市场上，企业根据劳动者的文凭信号来推测其能力的高低。由于整个社会青年学历层次大大提高，用人单位只有提出更高的学历要求才能使得获取高能力员工的概率得以提高，没有本科文凭就很难在普通人才市场立足。本科生的迅速增加使本科文凭也不再是较高能力的有效象征，更高层次的文凭又成为人们的追求。因此，要想获得同样的工作，不仅要付出更多经济上的机会成本，还必须耗费更多的宝贵时光、人生中的黄金岁月和诸多的心理压力，为用人单位提供更好的能力“信号”。此外，由于扩招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文凭信号的能力显示功能下降，学生还要选择其他方式显示自己的能力，如通过低收入（如“零工资”）劳动获取经验和职位经历、以及各种资格证书与考试，这同样要付出高额生命成本。　　

其七，使教育投资收益率大大下降甚至成为负数。郑州市2006届大学毕业生大型招聘会，招聘单位给出的月薪大多在800元左右。天基人才网的统计数据表明，如今大学本科生求职，40％以上月薪在800元左右。河南省就业办的统计数据表明，本科生实习期的报酬为月薪700元左右，成为正式员工后工资也就是1200～1500元。而一个农民工在成为熟练建筑工后，月收入也在1000～1500元之间。一个普通高校招聘教师会有数千硕士应聘，不少研究生就业后的收入与本专科毕业生没有区别。“就学高成本”和“就业低收入”之间的反差，使教育收益率大大降低。教育成本是因受教育多花费的金钱加上因受教育不能工作而未能获得的收入，教育收益是因受教育而比别人多获得的收入，教育收益率是教育收益的折现值与教育成本之比。有人计算，扩招前中国1995年平均教育收益率为5.73%。[4]只相当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应教育收益率的1/3～1/2。[1]就在扩招之初，很多毕业生特别是一些普通院校毕业生，实际也就是因过量扩招而入学的大学毕业生，其教育成本不少，但不比低一等级学校毕业生收入高，成本难以收回，教育收益率是负数。以后可能更低。教育作为脱贫致富途径的功能在很多人身上不再有效。有人认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念大学和不念大学，人生前景大不相同，所以应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念大学。这是一种典型的合成谬误。一个人可能因为上大学而使自己人生辉煌，但所有的人都能念大学，很多人还是要按照社会的岗位比例需求去从事低收入的最简单的普通劳动。　　

其八，加剧了教育不公和分配不公。大学生过多导致人均教育经费较少，使学校难以对学习优异的贫困生给予有效的学费减免和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奖学金，一些优秀的学生处境艰难甚至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经济优裕的学生不仅轻轻松松，还可以多交学费而念“民办”、复读和考研。有学者指出，目前实行的扩招政策,看起来是增加了全体社会成员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这增加的教育机会大部分都分配给了富裕阶层成员的后代，特别是在农村绝大部分是如此，这将使富者更富,而穷者则更穷,实际上不是在缓解社会的贫富差距,而是在加剧这一贫富差距。[1]公平而又有效率的大学教育经费安排应当是：集中财政经费用于培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大学生；培养精英的重点大学学费大幅减免，贫困生发放生活费；非重点高校根据社会需要安排招生总量，加强对贫困生的照顾。有人说，大学扩招可以满足更多人的学习需要。不过中国的教育经费还没有充足到这个程度。对那些计划外愿意满足自己读书需要的经济优裕家庭学生，如果适当招收，必须按成本收费，甚至高于办学成本，因为他们要争夺优质教师和优质工作岗位。　　

其九，加剧了人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就业不公。由于大学毕业生人数过多，极大地削弱了大学学历的选拔筛选功能。现在，机关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人际关系程度地不同在起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作用，多数国有企业（通常被称为垄断行业）、甚至一些私营大公司录用员工，几乎完全由人际关系所决定，有的部门、行业用人基本上是在职工子女内部安排。这些单位用人，一般规定有学历限制。过去有大学学历者人数少，走后门受到一定制约，现在有一定社会地位家庭的子女在全日制高校毕业已很普及，且成人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差不多想拿就能拿得到。因此这为走后门者大开方便之门。对青年人来说，找工作，找个好工作，比什么问题都重大,而在当前的就业机制中,在取得了“好”单位准入资格的众多就业竞争者中,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就业者社会资本量。虽然决定大学毕业生工作好坏的因素，要视专业好坏、学校差异、学历层次,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作用有所偏重，但总的来说，谁的社会资本越多,谁实现理想就业的优势就越大。因此,高校扩招为更多有门路的社会成员的子女提供了不公平竞争的通行证；加上许多低能力者更有可能读取高学历，这使低质量人员占据重要岗位，高质量人才则更多地被排挤和浪费。　　

其十，抑制了社会消费需求。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大学扩招通过收学费增加消费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首先，教育消费与家庭的其他开支此涨彼消，教育消费的增加以抑制其他消费为代价。许多的家庭为了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不得不节衣缩食,减少消费支出；对大多数家庭而言,为了保证子女上大学的费用支出，要经过一段时间事先储蓄，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的原因之一就是为教育支出做准备；许多农村家庭需要借债支付学费，需要长期后续积累，这样就会在一个较长时期抑制家庭其他方面的开支。其次，教育消费增加的需求小于其减少的需求。增加教育消费后，富裕家庭可能是总消费的净增加者，而多数中低收入家庭是总消费的净减少者。由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预示更多的年轻人可能上大学，用收学费扩大需求预示着上大学要有更多的货币付出，这使更多的其子女不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家庭需要准备更多的存款，从而抑制了更多家庭的当前消费，因此，在需求不足时强调教育消费会使当时的总消费下降。由于货币贬值和消费自身的规律，当前节余的储蓄量未来也不一定变成等量的消费额。最后，普通高等教育扩大招生既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短期经济增长，其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比较低。李勇的实证分析表明，扩招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1999年为0.01%,2000年为0.02%。这与扩招前相比（1997、1998年也是0.01%、0.01%）,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很大。[5]此外，认为高校扩招能产生“拉动内需”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增加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值。但是第一，这种拉动要付出诸多成本代价和副作用。第二，付出资源增加的产值不一定是我们所需要的：长江洪水泛滥也使GDP增加一个明显的百分比。总之，如果不顾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把高等教育当作一种经济手段，希望短期内通过迅速扩大教育规模,拉动经济增长,不仅不利于而且有害于经济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目前合理的做法应当是：立即制止高校数量、人员和房舍的扩张，着力提高办学水平，调整专科教育，大幅降低本科招生规模，大大减少单个研究生导师招生的数量。　　

参考文献：　　

[1]徐晓军.高校扩招是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起点吗?[J].教育与经济.2002,(1)　　

[2]杨晓青.如何计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J].中国高等教育.2003，（10）　　

[3]张少雄.西方大众高等教育的困境与我们的选择.高等教育研究.2006，（2）　　

[4]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J].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0　　

[5]李　勇.高校扩招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