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某大学原副教授马尧春因涉嫌聚众淫乱罪，面临最高5年有期徒刑的指控。马尧春说，他不会认罪，“换偶”只不过是一种本应无罪的生活方式。3月23日，李淫河和一些所谓砖家学者立刻跳出来为淫乱者们辩护，李发表题为《谁来保护王教授的性权利》（在此之前，马尧春被网络化名为王宏高）的博文，表示“公民在隐私的场所自愿施行性活动的权利应当受到宪法保护。”说“它没有伤害任何人。换偶活动是公民中极少数人喜爱的性活动方式。”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也对马尧春予以声援，发表博文《呼吁关注“王教授”“聚众淫乱”一案》，表示“个人的性行为方式属于其人权的一部分，一个进步的社会应该不去干涉私人性生活的自主选择。”凤凰台也让李淫河出台大肆宣扬以上谬论。
一、李淫河到西方留学却对中国人鼓吹并不存在的西方绝对性自由。
李曾到西方留学，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李在中国大肆鼓吹性自由性权利性解放，在今年两会提案中，还提出取消“聚众淫乱罪”，理由是“聚众淫乱罪已严重过时，建议取消。这一罪名原来被列在“流氓罪”中，流氓罪被取消后，这一罪名却保留下来，被列在刑法其他栏目中。这一罪名在目前的社会实践中已很少适用，因此建议取消。”
首先，李的理由和逻辑是非常可笑并没有道理的，一方面李说在社会实践中很少适用一方面又引用了一些被以聚众淫乱罪判刑的案例，那就说明还是存在这方面的案例，是不是很少适用至少得拿出数据来证明，但李没有，只是随口说很少；另外就算是很少适用，也不等于就要取消，很少适用不等于现实生活中不存在或只存在很少的聚众淫乱的犯罪事实。按照李的逻辑，如果说杀人抢劫罪很少判决了，那也该取消杀人抢劫罪了？如果是因为司法系统的执行不力造成杀人抢劫罪很少被判刑，那就等于现实社会中很少有杀人抢劫案发生了吗？又或是因为社会风气良好和对杀人抢劫罪的严厉打击后很少发生杀人抢劫案而造成杀人抢劫的案例“很少适用”的话，那是不是也要取消杀人抢劫罪了？
李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人家西方人在六七十年代已经有性解放了，有换偶俱乐部了，性解放性权利换偶是人权是自由，不应当受到限制，但李淫河没有向中国人说明的是西方性解放的后果：“性解放使西方社会离婚率激增，大量家庭解体，单亲家庭和非婚生儿童增多，家庭教育职能明显削弱，青少年犯罪现象激增。80年代，美国每年有100万以上的少女怀孕，其中40%成为少年母亲；英国50%的儿童为非婚姻产儿。这些就是这种严重后果的表现。最为严重的是，性解放引起全球范围的性传播疾病蔓延，性病发病率骤升，流行的性病种类增多，欧美70%以上的成人患过性病，直至出现威胁人类生存的世界性艾滋病大流行。性解放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已经使西方社会重新审视性道德的重要性，因而正在出现性道德回归的趋势，表现为要求青少年婚前禁欲，保持严格的一夫一妻的两性关系”。
即使是如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他和莱温斯基“自愿进行性交的行为”被发现后，也被美国主流媒体极力批判，克林顿因“自愿性交行为”而面临了国会的弹劾，并不得不在全国人民面前做出道歉。
李所说的西方六七十年代性解放的时期，也有不少政客因嫖娼（也就是李认为的“自愿与妓女进行性行为”）而导致下台：1974年，现在很红的电视主持人JerrySpringer当时是辛辛那提州的一个市议员。他在一家健身俱乐部结识了一名妓女，并用个人支票付给她嫖资。事情败露后他辞去职务。这一事件又在1982年当JerrySpringer竞选州长时再次被大家关注导致他没有竞选成功。
李最向往的“民主自由”的美国政坛上却因性丑闻而道歉、下台的例子比比皆是：
1996年：克林顿的政治战略顾问DickMorris被《明星》杂志透露他曾与一名华盛顿地区的妓女卷入为期一年的婚外关系后，提交辞呈。
2007年：参议员 David Vitter, 路易斯安娜州的共和党人。在他的名字和一家由被称作华盛顿女士Deborah JeanePalfrey开办的陪伴服务联系起来后，发表了公开道歉。
2008年：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发现，EliotSpitzer，民主党人，纽约州州长，是一专职卖淫集团的客户。他为性服务支付了几千美元。结果身败名裂，引咎辞职震动整个政坛。
可见西方主流社会对于“自愿进行性交的行为”也是进行了像李嘴里的很不人权很不自由的限制，西方社会其实并不像李嘴里说的那么性解放性自由，在西方留学过的李不可能不知道，却无视并向中国人宣扬着另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西方性自由。
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译密尔)写过《论自由》一书，此书即曾由严复介绍到我国(译名《群己权界论》)，可以说穆勒是西方自由主义先驱，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引进学习的对象，在谈论到公民交往和结合的自由时，穆勒认为“人们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结合交际，只要参加结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
再看一下李淫河说的：“自西方性革命后，有一个逐渐被广泛接受的新的人权观念，那就是人类性活动中的三原则，只要不违背这三个原则的性行为就属于人权范畴，就不应受到制裁。这三个原则是：第一，自愿；第二，在私秘场所；第三，当事人均为成年人。换言之，一切在自愿的成年人之间在私秘场所发生的性行为将不受制裁，属于应受保护的人权范畴。”看来李淫河的三原则跟穆勒所说的“人们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结合交际，只要参加结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颇为相像。但李把穆勒的话阉割了，穆勒还强调“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并且“在谈到社会对公民自由限制权的时候，穆勒认为，这种权力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才是正当的，即当某一公民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对他人或社会构成危害的时候。”也就是说即使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也认为自由是有限制的，是必须无害于他人，不给社会构成危害。但李淫河却闭口不谈这一点，从来只鼓吹绝对的自由。
另外“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也跟“自愿”是不同的，因为在“被迫或受骗”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不得不“自愿”，双方“自愿”不等于就无害于他人，无害于社会。但在李淫河的解释下，如果喜儿没有反抗黄世仁的逼债逃到深山里成为“白毛女”，而给黄世仁做妾那也是“自愿”的符合人权的，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
西方受性解放之害，已经反思并修正，而中国在李淫河们鼓吹性解放之下，对中国社会又造成了什么恶果呢？李淫河不会不知道，它自己在博客中引用了英国医学界权威杂志《柳叶刀》（Lancet）新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部分段落：“根据国际媒体广泛援引……最新一期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权威披露，仅以梅毒为例，在1993年，中国大陆每十万人中病发率仅为0.2，而到1999年已经发展到6.5。……19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每十万个新生婴儿中先天性梅毒病发率仅为0.01，而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9.68，年增长率竟高达72%。”“令人深感担忧的是，中国大陆的性泛滥已经严重影响到年轻的一代。就在不少中国人还认为‘西方人更加性开放’的同时，许多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和海外华侨发现最开放的其实还是中国，尤其是性开放。……有相当多的青少年敢于性冒险，初尝禁果的年龄越来越低”。但它开的药方却是“只要在性教育中添加如何避孕的内容就可以了。”完全不考虑除了性病之外，过早的性行为会对青少年身体的发育健康造成伤害，也不考虑所谓“性解放”造成家庭的离散、社会风气腐化堕落、犯罪率增长，社会不稳定等种种恶果。
李拼命对中国人鼓吹不管是自由主义者理论上还是西方现实社会中都不存在的绝对自由，它意欲如何聪明的中国人岂会不知道？
二、根据自由派鼓吹的“人性”、“人权”、“自由”的理论最终导向是法西斯主义。
英国近代思想家霍布斯的国家主权论，是做为英美等国的统治学说，便是从自由主义的人性假设出发，引出只有国家能够规范人性的观念。
“霍布斯解释说：人类生而自由，人类生而平等。这意味着每个人对自然资源都具有平等的天然权利。但是资源是有限的，基于自利的天赋人权，基于人类天然具有的平等权利，然而为了取得有限资源，人类就必然会进入相互的争夺。
人口愈多，资源愈有限，竞争则愈激烈，愈残酷，愈邪恶！因为人的天性中本具有贪婪、好色、残忍的劣根性（野兽性），人的天性邪恶，无一不是生而自私自利的。这种自私一旦与无限的自由相结合，势必导致人类之间的互相危害与残杀。因此霍布斯认为，一个放任人性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无比邪恶的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互相侵犯和争夺不已的社会，是一个不和谐不安宁的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中，每一个人的生存和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霍布斯说：因此，要想使人类不致在这种社会冲突中最终走向集体毁灭，人类就必须限制自己的本性。必须找到通过某种限制达到社会安宁的最低条件，这就是寻找自然秩序。自然秩序作为法制也就是自然法。”
而李淫河等人鼓吹的正是要性解放其实就是解放人的动物性，要任由动物性的人与无限的自由相结合。
霍布斯的理论中认为的人性指的是动物性，是为了强调绝对的国家权力，这点上是错误的，是为英美等西方法西斯统治服务的。
在李淫河的博客中也极力宣扬尼采的意志至上论，说它要像尼采那样做个“精神立法者”，反抗好的社会风俗的权威。而尼采的意志至上论正是法西斯主义的来源之一。李的原话：“坏的习俗压抑人性，好的习俗有时也压抑少数人的人性。比如绝大多数人遵从一夫一妻制的习俗，这个习俗既合理也不压抑他们。但是对于少数喜欢搞换偶活动的人（在美国性革命时代，这样的夫妻占所有夫妻的2-3%，在当今中国这个人群的规模也数以万计）来说，这个习俗对他们的人性就有压抑。而主张保护这些人的权利就是精神立法者应有的立场。
精神立法者对社会说：“它应该如是！”正是他们决定人类的来由和去向。他们告诉人们，虽然淫秽品法是权威的，但是它是错误的；虽然聚众淫乱法是权威的，但是它是错误的。进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没有这样原始的严刑峻法，而中国进步的方向是取消这样的法律。尼采充满激情地盛赞：“他们的‘认识’就是创造，他们的创造就是立法，他们的真理意志就是权力意志。”尼采，我爱你。”
可以看出李淫河也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合理的好的社会风俗，但是它还是要反对，为什么反对呢？是为了由李做为“精神立法者”来决定“人类的来由和去向”。这不是侵犯人权吗？这不是不自由吗？这不是以它的个人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之上吗？
人性并不是只有自私自利，人性也有无私美好利他利已的一面。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人性中本身有克制动物性的欲望的一面，这形成了人类生存共同体的需要，形成了社会善良风俗，形成社会公德，这之后在社会公德的基础上形成国家法律。也就是说国家法律应当是来源于人性克制动物性的需要，来源于社会公德，并和社会公德、个人自律等多方面一起来限制、打击人性中的动物性的一面，限制自私自利的绝对自由，弘扬人性中无私美好的一面，利他利已，形成良性循环。这才能使社会的整体良性发展和个人的自由相结合的真正自由，同时克制争斗减少矛盾，才更能发挥人类的聪明才智，使人类文明得以更好的发展，脱离动物性。而李淫河的做法，却是想以它自己的意志来告诉人们该如何做。
当然正常的人们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对别人说的该如何做不该如何做不会轻易听信，但是当人类被物化被兽化，丧失人性，缺少自律，社会公德缺失，社会混乱时，就不得不只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立法者、法律、警察之类）来规范人的行为时，就使国家规范不是来源于人性克制动物性的需要，不是来源于惩恶扬善的需要，而变成以国家统治者制定的规范去规定人的行为，这就容易让法西斯得以上台，尤其是让李淫河这类精神立法者来教导人们该如何做时。
所以我们更要警惕李淫河等自由派是在刺激和蕴育法西斯派。
三、进步还是倒退？——李淫河与方刚等性学家们认为的最大性自由的其实是动物世界。
按李淫河与方刚的逻辑，只有人类在原始人的时候，不穿衣服，没有家庭，像动物一样随意与不确定对象性交是有最自由的性权利的时候了。李淫河与方刚是要我们的社会倒退到原始人的时代还是进步？人具有动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随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人类有了羞耻之心，有了族群、家庭、社会，有了衣服遮体，也有了社会秩序，人的社会性是控制人的动物性的必须，而人类也从最自由走向了“不自由”。人类繁衍和发展只有个人是无法进行的，必须在整体之中才能抵御风险，从部族的规范到国家法律都是建立在维护社会秩序之上，如果一个国家法律不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时，却为了少数个人的绝对自由侵犯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话，那么会造成社会秩序的破坏和混乱，甚至国家动荡，给外族入侵的机会。李淫河与方刚的逻辑一方面批判中国的专制说侵犯人权，另一方面却正是要为了“极少数人喜爱的性活动方式”，而违背善良风俗，侵犯社会公德，侵犯大部份人的利益。
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婚姻法大多规定是一夫一妻制，夫妻双方有对婚姻忠诚的义务，如果已婚男子或女子与婚外人发生性关系就是违反了忠诚义务。比如男子与婚外女性同居，那就是包二奶，甚至是重婚罪，难道包二奶不是自愿的？那难道自愿包二奶施行性活动要受到保护了？如果一对夫妇，商量好了男的自愿跟其他女子同居，女的自愿跟其他男子同居，那难道是应当保护的了？已婚男子嫖娼，也是自愿施行性行为，也应当受到保护了？李淫河的论据是建立在人有自由处理自己身体的权利，但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相对的自由，个人权利不应当侵犯他人的权利不应当侵犯社会公德违反社会良俗。但李从来对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故作不明白，只讲着绝对的自由。按李的理论，人体器官买卖也可以是自由买卖了。
双方的自愿并不能成为违背善良风俗，侵犯社会公德，违反法律，侵犯大部份人的利益的借口。况且是不是自愿还得打个问号。因为个人的出生、家庭、占有的社会资源，能力的千差万别，虽然理论上人人平等，但事实上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力量对比往往是不平等，弱者往往不得不选择屈服于强者的利益之下，也就是“自愿”。而法律、社会公德、善良风俗则起到一个抑制强者维护弱者利益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作用。除了人们社会力量强弱不平等可能造成的“自愿”并不是真的自愿外，还有思想控制上也可能导致即使是表面“自愿”的行为也不是真的自愿。比如邪教意识控制、心理学控制、药物控制、洗脑宣传等等，这点李淫河倒跟邪教的洗脑宣传有异曲同工之妙，长期喋喋不休地宣传着“自由”“人权”。
李淫河说性无关道德，是一种自由，这在动物身上非常适用，众所周知，在动物世界中动物们很自由地交配着，也无关道德，大概这是李淫河向往的吧或是它向往着以它的精神立法者引导中国人的去向，但决不会是聪明智慧的中国人所向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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