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就是好！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再加一个猪蹄。
我的家乡哈尔滨，4月13号下了暴雪，据说50年没这样了，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转基因雪灾。孔和尚是最喜欢下雪的，当哈三中的朋友给我发来暴雪的实况图片，我立刻感到如有神助，今天的事情一定能够成功！于是就按照预定方案，向我的目标发起了最后的冲锋。几个小时的拼杀，终于大获全胜。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便捏了一只酱猪蹄，站在窗前乱啃。那只大花猫闻见了，喵喵地钻进来，要求分享。我说你这个臭家伙，天天来我家蹭吃蹭喝，今天老子高兴，给你取个名吧，赵钱孙李，你自己选一个，好不好？
那厮听了，便张开粉嘴，横着白须，长长地吼了个“赵——”，我说好吧，那今后我就叫你“小赵”。看这块蹄尖儿上头，肉还不少，绝对不是转基因，你丫吃吧。
孔和尚自去年以来，迷信活动比较频繁。周易风水、八字星座之类的，几乎每天都要搞搞。准确率也越来越高，跟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差不多。仔细想想，可能也不是准确率的问题，而是我的语文功底好，对文字符号的阐释能力据说举世无双，所以同样的卦象和义理，别人看不出玄机，而我能够勘破纸背的奥秘，象外的天机。另外，解释不通的不硬解释，不强求，不执迷，天要下雪，狼要吃人，所以即便是恶煞日，一般也都平安度过了。
后来得知了真情，再看这卦，太准了。车的位置不合适，上下低昂（被撞），然后被拖走（舆曳）。牛年的尾巴，遭遇路虎，牛车肯定遭殃。“天且劓”我以为是被撞得破相了，原来说的是另外一人在鼻子部位挨了一刀。一卦同述两人，都这么准确。但两人之命都很硬（遇刚），所以开头不好，结果都是好的（无初有终）。我告诉老同学，遇事谦让些，甘居下位。虎年之前遭遇了路虎，则虎年这一年都是吉利的。
13号下午到中文系会客，然后奔赴教室。马媛媛同学讲了夏衍的戏剧思想，我总结了公式化、真实性、历史剧等问题。课后回中文系，给一位老师读高三的孩子指点指点高考作文，根据其具体情况，面授了几个转基因锦囊。
晚上读了一摞杂志。《教师博览》2010年第4期发表孔庆东书评《语文教育要恒温》。《文史参考》第7期发表孔庆东《会党专家姚民哀》（下），《北大商业评论》2010年第4期发表孔庆东《文学是人的价值核心》。《中国同性恋之友》发表通栏文章《于丹易中天孔庆东等文化大师都表示不反对同性恋》，孔和尚很奇怪，我确实没反对过，但第一俺不是文化大师，第二俺不记得有记者采访过我这个问题呀。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汤哲声主持的“中国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栏目中有徐斯年《王度庐的早期杂文》和房莹的《陆澹安笔名考》，都是很下功夫的文章。
《传记文学》2010年第1期，漆永祥君的《我的太爷老师》，写了一位孔夫子般的民办教师，通过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展现了新中国的教育是怎样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的。漆永祥这个贫困山区的孩子，学习过板胡、口琴、小提琴、小号，会玩篮球、足球、乒乓球，今天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这是伟大的新中国教育的奇迹，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伟大胜利。今天不要说贫困山区的孩子根本没有这个希望，就是大城市培养出来的高科技转基因的孩子，又有几个拥有真才实学和真情实感呢？
同期开始连载的迟浩田传《血色征尘》写得也很好。迟浩田抗日战争时从山东参军，跟我父亲差不多同时，而且也是先在区中队当文书，后来都参加过孟良崮等重大战役。但迟浩田亲自打过多场恶仗硬仗，九死一生，百炼成钢，晚年成为国防部长。我父亲解放后喝酒吃肉骂领导，晚年眼看着单位被腐败分子篡党夺权，默默辞世。最近读到一份迟浩田的讲话，说党中央要率领全国人民，勇敢地打出去，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让共产主义的正义旗帜，永远飘扬在干干净净的地球上。我读了不知是真是假，消灭帝国主义我是赞成的，但作为一介文人，总觉得打起仗来，会死伤很多平民百姓，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还住着很多我的同学朋友，能不能选择更好一点的办法呢？
4月11号一早，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文学与文学史写作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学术研讨会。因为小雨不堵车，到得比较早，就在附近的小饭馆吃了早点，一碗炒肝、一碗豆腐脑、一屉包子，10块钱，这在我小时候用不了5毛钱。然后去会场，除了文学馆和出版社的人员外，只有谢冕和王信二老先到了，吴福辉老师和高秀芹、丁超等热情地招待大家。我就坐下翻阅北大出版社的赠书。一本是贺桂梅的《“新启蒙”知识档案》，这是当前最好的对80年代的学术研究。一本是《利玛窦行旅中国记》，字有点小，翻翻就不乐意看了。学者们陆续到达，俱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量级人物，北大中文系就来了8人，包括“三东”，这是北大自己开会都很难出现的。此外清华、人大、北师大、首师大、语言大、文学馆、社科院等单位，都有代表性的学者到场，人人发言，见解深刻而务实，开成了一个罕见的高质量、高效率的研讨会。沈阳师大的张永芳老师也来了，听我发言后，送我一首诗，是同时称赞我和沈阳“边家饺子”掌门人孔庆东的。会后与李怡和杨义、刘福春老师等，涌到吴福辉老师的办公室，每人被吴老师赠送一本他新出的文集《多棱镜下》。大家意犹未尽，于是发扬八国联军的光荣传统，自发展开掠夺行动，席卷了多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人人丰收，心满意足地去了。
收到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十年精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3月版。里面收录了210位诗人的作品，我数了一下，我熟知的名字有70多位。也就是说，十年来中国诗坛的主力诗人，有三分之二是一个关注当代文学的中文系教授所陌生的。当然，如果只选50位诗人的作品，可能就都是我所熟悉的了。
上海交大出版社刘佩英编辑来信，请我写一本对北大的建筑历史人物扫描的书，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想，但我现在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倒是寄来的两本她责编的书，我很喜欢。一本是叶永烈的《走进钱学森》，爱国热情与客观描绘结合得比较好。一本是江晓原《老猫的书房》，情趣盎然，有滋有味。我早说过，我最喜欢的，不是专业跟我一样的人，也不是思想跟我一样的人，而是那些富有生活情趣、活得开明通透的人。爱猫、爱书、爱一切人和动物、善待一切物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他人的每一句话、从世间万物都看出哲理和趣味，这就是一流的人，这就足以睥睨千古、笑傲王侯了。其实我喜欢的季羡林和余秋雨，也是这个层面上的季羡林和余秋雨，而不是被媒体包装成什么“文化大师”用来吓唬老百姓的那个季羡林和余秋雨。
《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3期首篇文章是张远山对刘安版的《庄子》大全本篇目考。吴励生对陈平原学案的研究也值得一读。第4期首篇是张远山对郭象所删《庄子》佚文的介绍，胡义成对《西游记》定稿前明代民间秘密宗教对西游故事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开掘。
《徐州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有闻一多研究专辑，王桂妹探讨了闻一多事件后由“李闻并谈”到“朱闻共论”所折射的多重意蕴，整得挺有意思。
4月12日，去海峡卫视谈周游世界问题，重点发挥了一个“游”字。孔和尚乃世界华文旅游文学专家，谈这类话题，小菜一碟也。晚上大风降温，寒气入骨，乃令人想起蒋介石先生的血腥屠杀。在路边小店吃了一碗刀削面，4块钱，老板还送了半头大蒜、一碗面汤、四张餐巾纸。吃完浑身暖烘烘，出门唱道：“热菜热饭热心肠啊，阶级兄弟情谊长啊、情谊长。”
夜里贴了篇学术散文《北京人吃文断字》，谈北京话的吞字现象。新浪网编辑把题目改为《北京人的普通话很难听》，放到首页。于是很多假北京人和傻北京人就来撒泼，一种人以为自己在北京长大，就是“北京人”；一种人以为自己是北京人，所以知道什么是“北京话”；一种人认为自己会说北京话，所以就拥有对北京话的解释权；一种人认为自己说的是某种北京话，所以另外的北京话是不可能存在的……其实这些人都是“转基因北京人”。正像水里的鱼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里，东北虎也不知道自己是“东北”虎。不了解十种方言以上的人，是基本没有评论方言的资格的。最了解农业的，并不是农民，而是农学家。同理，最了解某地方言特色的人，恰恰是具有异地背景的语言专家。
现在的北京人，分为四大类，一是三代以上的“老北京”，以老舍先生他们家为代表，约占30%，大多居住在南城，孔和尚曾经有两位女朋友就都是这样的老北京，平时基本不说普通话，现在基本上属于北京的“边缘人”；二是解放后进城的“中北京”，以王朔先生等大院子弟为代表，约占20%，大多居住在北城，与老北京形成互补和互动，孔和尚的前妻和许多同事就是这样的中北京，说普通话，但是不大了解北京话，主要分布在北京社会的中下层；三是文革后高考分配等进京的“新北京”，以孔庆东等文化土匪为代表，约占15%，大多居住在北城，现在各条战线的主要学者、记者、科学家、官员，以及孔和尚的3位女朋友，就是这样的新北京，往往普通话和北京话都说不好。四是北京城区不断扩大后，把不属于北京方言区的远郊区县包括进来后出现的“外北京”，约占15%，这些人的母语不是北京话，但努力模仿北京话。另外则是各类流动人口，约占20%，对北京人和北京话意见最大。
北京话是指老北京所发明创造的、中北京所继承弘扬的、新北京所模仿糟改的北京地区方言。而老北京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并非是周口店人、山顶洞人的后代，古代北京地区战乱频仍，人口多次被杀光、迁光。现在的老北京，基本上是从东北地区移来，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所以北京话并不符合方言的渐次演变规律。也就是说，北京话与其周边的河北话、天津话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北京话自己形成一个“方言岛”，而老北京的方言、民俗、游戏、童谣等基本文化，却与东北地区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和同构。北京文化的魅力及其“转基因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一个“首善之区”就能解释清楚的。老舍先生的了不起，是他对北京文化和土语进行了“提纯”。而现在北京的售票员，大多数是没有进行过普通话培训的、不受政府和领导尊重的、埋怨工资低待遇差的、又喜欢把这些愤恨转移到外地乘客身上的，所以他们不但不能展示北京文化“提纯”之后的优美层面，反而齐刷刷地组成了北京文化最粗俗最恶心的一道风景线，把我们老北京、中北京、新北京人的脸都给丢尽啦。这个罪过不在他们，他们并不懂什么是土语方言、什么是人权尊严，这是从来不乘坐公交车的北京市政府的丰功伟绩之一也。
其实变了味儿的方言，就如同转基因农作物一样。《绿叶》2010年第3期有个“转基因专栏”，发表了各种立场的文章，有说发展农业必须搞转基因的，有说不要把宝都押在转基因上的，有说转基因危害巨大的，有批判转基因利益集团的。正好从张宏良的文章中看到：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官方网站报道，“为把2010年上海世博会办成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科技部、上海市政府联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等10个部门和单位专门成立世博科技领导小组，启动实施世博科技专项行动，组织和动员全国科技力量和科技资源，开展联合公关，为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筹办提供科技支撑。”其中，在食品安全方面，已成功开发出了快速检测“食品中的病原体、有毒有害物质、转基因成分”等“多个食品安全检测产品，并已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检测机构示范使用。”
大家明白了吧？转基因食品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咱们伟大的政府只让咱们中国人民食用，而且要从快从重地集体终生食用。那些洋鬼子来咱们中国，也企图跟着吃点，不行！除了华夏人民，谁也没有这个特权！咱们不惜任何代价，组织全国的非汉奸学者和科学家，坚决给他检测出来，让鬼子活活馋死、病死、毒死，让中国人民万寿无疆。这样，迟浩田将军所说的解放事业就可以提前完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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