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群测群防” 攻克地震预测难关
孙坦
刚刚参加了由国际天灾研究会、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和北京如意人生文化交流中心等四个民间组织在京联合举办的“日本大震预测总结与促进中国地震预测工作研讨会”。会上，聆听了来自社会多方面人士围绕地震预测所作的发言，感触良多，同时引发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感受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民间藏龙卧虎，蕴藏着极其丰厚的智慧和巨大的创造力。可惜的是，这种智慧和创造力自走上科技发展西化之路后被重重的压抑了。就地震预测问题，原来毛主席和周总理倡导的“专群结合，群测群防”方针被抛弃了。一些专家看不起群众，可自己又显不出自己的能耐。显不出也罢，可又不让群众去显，以美国人说过的话“地震不能预报”为信条，视群众乃至不信邪的中国地震专家有过的准确预测是“蒙”的，“和江湖骗子无异”。说这种话的人从来不去想一想，他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对照和他观点迥异的李四光，他缺少了什么。
1966年3月8日5时，邢台发生了7级以上的强震，震区及其周围地区的地面建筑物、农田、道路、桥梁、堤坝均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听到广播，李四光泪珠不断，伤心不已，强烈的自责油然而生：“邢台地震，当地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是我的失职”，“我没有抓好地震预报工作，我这个地质部长没尽到责任”。
中国多地震，李四光一贯重视地震预报工作。上世纪20年代，他就明确指出“地盘构造变更激烈之处为地震发源之地者”。1955年，在《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活动性构造体系问题》一书中，专门论述了中国西北活动性构造体系与地震分布的关系，主张“地震研究要争取主动，走在地震发生之前提出防治意见”。为此他一手抓历史地震研究，一手抓当代地震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1962年广东河源新丰江水库蓄水后诱发6.2级地震后，李四光派出地质和物探人员前往调研并亲临现场考察指导。他以自己创立的地质力学为基础，以地应力测量为主要手段、以研究活动构造应力场为中心，综合天文、测震、地磁、重力、微地形变和海平面变化，生物物理观测预报地震的中国《地震地质学》。
1969年渤海地震发生后，中央成立了地震领导小组，李四光勇于承担了周总理委派予他的组长一职。
对人民深切的关爱情怀，深厚的理论功底，敢于负责的精神，勇于创新的精神，使李四光独排众议，发出了“地震可以预测”、“国际上没有解决，不一定我们就不能解决”强者之音。
邢台地震之后小震不断，周围地区多处见有动物异常反应。有人据此认为，这是又一次大震的前兆，建议立即发出强震预报。周总理请教李四光，李四光展开随身带来的尧山一带应力变化曲线图，胸有成竹地对周总理说：“邢台地区已经发出两次强震和万余次小震，即使再有地应力积累重演，那些再度积累起来的地应力，大部分都会通过大量裂隙释放能量”，“邢台及邻近属于同一构造体系的地区，不会再发生像3月8日和3月22日那样强烈的地震”。周总理采纳了李四光的意见，没有发出强震预报。邢台及其周边区市虽平安无事，但通过地震地质学研究求得的对发震规律的认识使李四光认识到，同构造体系地震活动会发生迁移，整个华北平原“震源带有可能向东北方向发展”。他明确指出了具体地点，要求密切关注河北的里坦、沧县和深县一带的动向。果然，1967年3月28日，河间的里坦发生6.3级地震。同样，李四光预报渤海将发生强烈地震，1969年7月18日就发生7.4级地震。当时他还说过，如果渤海有地震发生，辽南就需要注意，但地震不会越过辽宁的铁岭。1975年2月4日，海城、营口地区发生了7.3级地震。李四光还特别指出，在新华夏系与阴山构造体系交汇地区如果发生地震，就一定是大震。因为阴山纬向构造体系活动的时间长，断裂极大且深，能量积累很大，一旦发生地震后果不堪设想，应在滦县、迁安地区进行观察。1976年唐山灾难性大地震的发生，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李四光应用构造体系系统分析预测地震的科学性与正确性。1968年春的一天深夜，周总理召集紧急会议，研究一份预报当天清晨7点北京将发生7级地震的报告。报告建议国务院立即批准，通知北京居民搬到室外去居住，考虑到毛主席的安全，也请他搬到帐篷里去住。事关重大，涉及是否动员首都几百万居民连同党中央国务院机关大搬迁的问题。周总理半夜里请来李四光，让他帮自己拿主意。这真是一次对这位老科学家良心、智慧与责任的严峻考验。李四光通过电话了解了北京附近一些地应力观测站反馈的地应力观测数据后，镇定地告诉总理：“根据邢台等地区应力长期观测结果，如果有大震，地应力都有变化，而北京地区没有。北京地区没有大震，今晚不必发警报”，“北京地区是安全的”。结果北京没有发生地震，连小地震也没有发生。
试问那些声称“地震不可预测”的人，你们有李四光这样的品质和素养吗？若没有，你们凭什么就认定没人可以攻克地震预测之难？更有的人，没有预测地震的能耐，却有能耐预测“攻克地震预报难点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说出这种时间跨度巨大、模糊不清的预测，究竟凭的是什么！让这样的人带兵打仗，不打败仗才怪！
由上可知，在地震预测研究方面，一直存在着“知难而进”和“畏难退缩”两种精神状态。应该选用哪一种人担当地震预测的重任？从周总理的一条至理名言可以看出他选人的标准：“假如我们指挥员没有信心去攻克一个难关的话，怎么能够带领这批战士去攻克难关呢，指挥员必须要充满信心”。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参与军事决策的周恩来主动让贤，推荐毛泽东担纲领兵。毛泽东熟读兵法，有着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他目光高远，有运筹帷幄之才；特别是为解放中国劳苦大众，面对强敌，他充满了决胜千里的豪气。周总理上面的话或许就是在被毛主席的雄才大略折服后的感悟吧。
去年十月份，本人参加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主办的“中法青藏高原动力学研讨会”。在会上笔者向一位从事地质构造研究的中年学者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在毛泽东时代，李四光根据自己创立的“地质力学”，成功地预测了几次地震。可到了现在，有人却说地震不可以预测，你认为地震可以预测吗？他回答说“地震预测很难”。他说的是事实，可是面对“难”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没有说。解放战争开始前，面对国民党用飞机大炮武装的八百万军队，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要打败这样的敌手难不难？想必没人敢说不难。可是毛主席誓言用三年左右时间解放全中国。结果在以他为主的军事指挥中，在这个时间段内，就把国民党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剩下的残兵败将逃到了台湾。
会间休息时，法国地球物理学家H i r n走近我，说我的问题很好回答。我问他怎么回答，他说“现在说地震不能预测，是因为毛不在了”。
他的回答引起我久久地思索。现在的年轻科技工许多留学欧美，在人家那里学了一些先进科技知识，可是回国后的精神状态却难以与曾留学海外的老一辈儿科学家相比。像李四光、钱学森他们，除了爱国热情的催动，还时时受到毛主席通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诗句所表达的进取精神的激励，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年轻科技工却不然，顶着“硕士”、“博士”的帽子，本应该充满学术自信，却是创新、赶超的激情不足，甚至把“地震可以预测”视为“非理性的狂言，缺乏科学态度”等等。
须知，信心是成功的精神基础，没有信心就没有意志力，就没有行动力，就不会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决心。
在积极参与“群测群防”的民间人士中，为攻克地震预测难关而尽倾心力和财力者多多，他们的事业心、责任心、自信心是许多体制内科研人员不能相比的。那种忽视民间科技队伍，认为攻克地震预测难关只有体制内科研人员才能胜任的看法是错误的。
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许多方面，倒是需要体制内科研人员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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