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进京与组织危局
曾飞
开宗明义，本文不是历史研究，而是组织格局探讨。探讨的重点在于在社会变革的关节点组织类型如何顺应的问题，而不在于具体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成败与得失。
在如今的世界里，中国主流舆论天天呼喊“稳定”。笔者赞成稳定。确实，没有稳定就没有人民大众的安康与幸福。但是反过来就不一定成立，也就是稳定不一定有人民大众的安康与幸福。因而笔者赞成绝大多数人当稳了国家的主人，掌握了自己命运的稳定。而不赞成当稳了奴才的另类稳定。少数人站在绝大多数人头上享乐的稳定，是人间的最大罪恶，谁支持这种稳定就是丧尽天良！
人们常说，青年人是祖国的明天。可是我们的明天的天空依然一片阴霾。读读网上火爆的文章《我们今年二十七八岁》，着实令人心酸：
我们今年二十七八岁，
回想起曾经，
我们做了太多的错事，走了太多的弯路 ，我们总是在后悔，
但是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那个曾经纯真的年代了。当我们被社会上无形的压力压的喘不过去的时候，
我们渴望曾经的那份爱，……也许我们累倒想放弃，深吸一口气，继续向前走，我深信，总有一个能靠岸的彼岸。…………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每天不再感慨学校作业有多少作业做不完，
开始感慨油价，房价涨的（得）有多快，股票是涨还是跌……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不再乱买东西，月底开始算计，还了信用卡，开销多少……
还剩下多少，该开始攒钱买房子了……
……
明明很痛苦，却偏偏说自己很幸福。
……
虽然心疼的（得）难以呼吸，却笑着告诉所有人
“我没事的！” 然后静下来时，自己就笑话自己，何必把自己伪装的这么坚强？好像自己可以承受所有的苦难……
呵……这好累！好累！
我们社会的组织状态依然令人担忧！也就是说，革命党进京赶考，至今没有考出好成绩来！这与社会组织结构的紊乱有密切的关联。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
我们的问题肇始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关节点——进京赶考的时刻。
在那个关键时刻，党的领袖毛泽东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地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14—1329页) 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10天，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了。在进京的路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又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又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了李自成。他讲道：“以前有个叫马世奇的人说，治张献忠易，治李自成难，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人们都怕张献忠，他爱杀人，失掉了民心；李自成就高明，善待民心，老百姓都愿意跟着他，唱歌道：‘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虽然他胜利后失败了，进了北平就糊涂了，失掉了民心”。……明王朝崇祯皇帝跑到歪脖子树上吊了，李自成登上金鸾宝殿做了“大顺”皇帝。 据称，大顺军进京头10天还不怎么扰民，对奸淫掳掠的败类还剐杀了几百。可是，因为骄傲自满了，腐败堕落了，好光景终究不长。李自成以下大员哥儿们如刘宗敏之流，很快不怎么听皇帝哥的话了。他们沉沦于过分陶醉之中，几十万将士屯聚京城，贪图享乐，不受管束。一时间，以“追赃”、“献财”名义搜刮钱财无所不用其极，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城内饿尸遍地，坊间怨声载道。李自成竟然也觉有些过分，可又百般无奈！他跟刘宗敏等人讲道：“你们为何不帮助孤王做个好皇帝？” 刘宗敏根本不买这位哥儿们的账，当即出言不逊，顶撞这位皇帝哥：“皇帝之权归你，拷掠之威归我，你别废话！” 这样，军纪败坏日胜一日就是必然的了。然后呢，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兵败如山倒”，李自成便弃城逃窜。再过不了多长时间，农民军溃败不成军，或作鸟兽散，或横尸疆场。公元1645年——甲申翌年的五月初四这一天，数千农民军溃逃辗转到了湖北通山县境。李自成胡乱吃几口填了肚子，只带了28名亲兵转悠县内九宫山，聊舒愁肠，察看退路。不料，数十山民向失去民心的李闯一伙杀来。闯王亲兵惊慌四散，李自成便拍马奔逃。他逃到牛背岭偏遇大雨滂沱，坐骑在泥泞中难行，最终“大顺皇帝”被削了半个脑袋。呜呼哀哉，一代英豪李自成竟成刀下鬼！“大顺”政权仅存在了42天！（来源：陈谈强，《毛泽东“进京赶考”与李自成“兵败京城” 》）
李自成的败局和诸多的败局，都属于一种组织败局：从Ｖ型组织到Ａ型组织或Ｍ型组织转变的败局。这种状态，笔者在《Ｍ理论：人性化管理哲学》的论文中有详细的描述。简单说是：诸如著名企业家陈天生，用几千元资金办起了一家技术经济发展公司。就在公司迅速获得了发展的关键时刻，祸起萧墙，合伙伙伴倒戈，自相残杀。百万资产瞬间付之东流。这种败局被人们称为陈天生怪圈。陈天生怪圈其实就是“淘金者怪圈”。一个红红火火的，貌似齐心协力的淘金者群体，在“金子到手”这样的契机下，顷刻土硼瓦解，人祸骤起，人们追逐的美梦破灭，返回到起点。这种怪圈反复出现，并不因人而异，是一种组织结构所产生的功能。
淘金者之王何以产生并得以维持其地位?《老子》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又云：“江河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也就是说，淘金者之中，有素养稍高者，能克己以让众人，主动承担群体的责任与风险，在天灾人祸不断，群体的共同追求尚且可望不可及的情势下，则其必为众人之王。上至上古之圣人，如尧、舜、禹之辈，下至狐群狗党之王，以至于动物界的猴群之王，莫不如此。凡事只顾一己之私者，与他人相处难，其势高；反之遇事能先顾及他人者，与他人相处易，其势低。势低者如山之谷，水必往低处流，于是众人从之。是以善下之者，能为王，势在必然。然而，群体之追求一旦达到，即使是初步达到——直观地说就是“金子到手”这一契机一旦出现，立时就把王者“势低”的形势彻底破除，众人为了争夺一己之私——“金子”，立即会把王者的领导地位视为最有利的高位势，领导权有利于争夺“金子”，这种视点的突然转换，使得本来的低谷突然变成高峰。位势突然逆转，犹如谷底突然爆发出一座高山，水四散而流已成必然之势，于是组织突然分崩离析就不足为奇。尧、舜功成而身退，不退必乱。而禹却不退，反而进而据有天下，其奥妙何在？审视其时，组织构架已有突然的变化——结构演化，此时组织的整体行为特性完全不一样了，其结局自然不同。
自禹之后，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组织中，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结构，我们称之为A型组织，或“层级组织”、“官僚体系”。排除各种说法相异之处，这类组织的共同之处即基本构架是：1.制度化、法规化的领导地位；2.严格规定的官僚等级层次结构；3.官员及官员之间有明确划分的职权和利益的体制及明确规定的工作关系；4.以职务能力和人际关系为主要依据的选用和等级迁升制度。整个组织有如一座金字塔，最高领导人高居塔尖，把握最高权力。这种结构把组织成员的需求紧紧地与组织捆绑在一起，他的需求的满足，有赖于组织目标的达到；而且他个人想得到的那一份，不得不依靠个人在组织中的官僚等级而定。因而，一种无形的束缚使他在群体所追求的“金子”到手之时，他个人不再可能自由放任地拼杀抢夺，而导致整个组织的破坏。正如韦伯所描绘的那样：人们紧紧抓住自己的职位，处心积虑、不顾一切地渴望沿着官制化的等级阶梯往上爬。人们令人心寒地在韦伯极力倡导的这种长长的阶梯上追求自己的利益。终于，追求一己之私的破坏力被层级制所束缚并加以利用，组织有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性很有限。“岌岌可危”一语很好地形容了这种状态。首先是处于A型组织顶端的领导人，处于高危的平衡状态，在任何外力或内力的作用下，唯有合力恰好为零的情况下领导人的地位才可能稳定。此其一。其二，处于第二等级职位者，阻碍其上升的因素自然是最高领导人。为了往上爬的渴望，必然一方面不失时机地攻击最高领导人，同时伺机削弱同级的竞争者，以图得逞。因而内斗不断，有愈演愈烈之势。好在一群第二等级者均有相似的渴望，因而诸力相互平衡的可能性较大，也就提供了最高领导人玩弄平衡游戏以维持稳定的契机。虽然这是高难技巧，但训练有素的领导人仍然可以胜任。其三，等级制度赋予的职务权力，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明显具有两面性，是一把双刃剑，其消极的一面极易伤到自己，造成组织成员的离心和剧烈反抗，最终动摇整个组织。这种优劣兼备的领导构架，仍然是当前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主流形式。
总之，A型组织，或“官僚体系”的根本弊端就是违反组织规则而谋取的利益无疑将大大超出体制所给予的利益。这种众官员冒险破坏体制而谋取额外私利的力量——所谓腐败的力量相当强大。A型组织，或“官僚体系”依靠法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和平衡权术的力量来抑制众官员冒险破坏体制而谋取额外私利的力量——所谓的反腐是一种高危的平衡。只要最高领导人有所失误或者稍示软弱，平衡立即被破坏，组织顷刻瓦解。
这种A型组织，或“官僚体系”的弊端，造成短寿政权与短寿企业的危局，造成了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兴衰的循环往复。有人把中国社会历来的兴衰循环称为“周期率”。李自成的败局，是组织类型转换的失败，也就是连从以义气为纽带的造反组织向官僚制转换的坎都过不了的败局。而唐朝盛世突然爆发的安史之乱则是A型组织，或“官僚体系”的弊端的典型爆发。
开元盛世的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了求治的精神，吏治失控。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官场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李林甫、杨国忠等重臣把持朝政，搜刮民财，朝政腐败，民心日失。而武将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20万的兵力，拥兵自重，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内斗。安禄山久怀异志，手握重兵，也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制造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这印证了最高领导人有所失误或者软弱之时，“官僚体系”的平衡立即被破坏，A型组织顷刻瓦解的组织危局。
人民大众用武装起义的暴力彰显民意推翻腐败的官僚体制——原有的Ａ型组织走向瓦解。但历来都只能用建立新的Ａ型组织来替代它。这就是所谓的“周期率”。或者马克思所说的“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很容易变成个人的目的，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马恩全集》第一卷322页）
中国共产党“进京赴考”之后的60多年里，虽然屡屡进行变革政治体制的努力，但始终还是没有摆脱官僚体制传统的束缚，依然建设了一个本质上还是Ａ型组织的社会治理结构。也因此官僚体制并没有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反腐依然是政治高层天天做着的功课。由Ａ型组织的弊端所带来的组织危局依然如故。从这个角度讲，这一场“进京赴考”依然没有交出民众满意的答卷。
我们的近邻日本，在美国的一手操控之下，虽然高举着“民主”和私有化的大旗，但是官僚政治仍然是今日日本的一大特色。俞天任在《高级公务员：日本精英官僚》的论著中就指出：在日本，“铁打的省厅流水的大臣”，不变的是官僚，即高级公务员。日本的政治家们喜欢把坏事的原因全归结到官僚们身上，政治家老喜欢发誓要和官僚们作斗争，要实现“政治主导”的国家管理。但是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政治家对官僚”的斗争构图的话，胜利的肯定是官僚。
实际上，长久以来，日本的官僚体制与官僚垄断资本牢固地控制着整个社会。日本官僚与日本的垄断资本早就结成了牢固的联盟，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左右着日本的政治与经济。这次在强震和海啸的严重灾难面前，官僚与核能发电的私人资本的共同利益直接阻碍了救灾行动，官僚+私有化的官僚资本主义体制导致了人为的核灾难就是明证。由退位高官直接参与的私有企业福岛核电所暴露出来的无能与缺乏道义感的现实令人震惊。私企福岛核电为了资本的利益，阻挠国际救援，延迟抢救行动，平时则不顾核危险延长核电厂的使用期，隐瞒事故，俯视安全措施，终于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核危机。充分显示了官僚垄断资本的险恶本性，彻底宣告了私有化神话的破产。日本经济的现代化也没有缓解日本政局的不稳定与组织危居。因而人们称日本的内阁为短命内阁。这也表明，谁控制了社会的经济，谁就最终控制了政治。日本在美国垄断资本与日本官僚资本的勾结与明争暗斗中挣扎，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政局。
因而，在中国无论是力图保持干部队伍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还是用铁腕手段进行反腐都不可能釜底抽薪，从根本上阻止传统官僚体制的反复循环。要阻断这种循环，就必须把资本的控制权真正转移到人民大众的手中。唯有如此，才可能把官僚手中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夺取过来交给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并有效控制和监督社会公权力的运行。
以美国的现代政治为例，它之所以相对稳定就在于美国的资本力量（一种社会力量）控制了美式民主的政治形式，无论如何投票选举，无论什么样的政党和政治人物上台执政，他们都只能在资本利益的许可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样的资本的力量控制政治的社会化的Ｍ型组织替代了传统的官僚化的Ａ型组织。处于暗中的、山谷低位的资本力量及华尔街资本家群体实质上掌控着最高权力，而公开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处于山峰上的高官充其量只能是执行者，他们已经不可能超越体制的力量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控制整个社会。Ａ型组织组织危局也就不会出现。而资本的唯利是图的本性才是美国新体制下危害民众，造成组织危局的新因素。这就是经济危机以及它所造成的世界性的政治动荡和血腥的战争灾难。
在世界高度一体化的现代，日本向美国学习，虽然一度成了第二大经济体，但它不可能照样移植美式民主政治体制。因为世界垄断资本掌控在美国华尔街手中。日本的民族资本不可能与它分庭抗礼，美国也绝对不允许它独自控制本国的社会。因此，日本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也只能生成附庸性的官僚资本及其官僚政治。
相似的规律性也导致中国靠依附性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形成足以抗衡美国垄断资本的民族资本。因此，也不可能形成由本土民族资本力量控制的美式民主政治。这就是世界各国复制美式民主均以失败和动乱告终的本质性原因。
因此，在中国要实现以社会化的Ｍ型组织替代了传统的官僚化的Ａ型组织的历史性转变，也就是实现毛泽东同志所期盼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就必须抛弃依附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以采取开放的自主性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由人民群众直接持有不可转让、不可兑现的股份的全民所有的资本——简称公有资本。让公有资本主导中国的经济，与民族资本、个人资金形成共生体。才能生成足以和世界垄断资本抗衡、竞争的中国社会的资本力量。在这样的人民的资本力量的控制之下，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的Ｍ型组织或人民民主才可能诞生，官僚化的Ａ型组织的弊病所造成的组织危局才可能避免，美国式的选举民主或Ｍ型组织之下资本失控的唯利是图本性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以及世界性的政治动荡和血腥的战争灾难才能避免。
社会化的Ｍ型组织不同于官僚化的Ａ型组织，首先在于它有一个在竞争中形成的汇聚人心的权力中心，在企业组织里是汇聚客户需求的决策与控制中心，在社会组织里是汇聚民意的领导核心。社会化的Ｍ型组织是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的自组织的子系统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就像人体的有机系统那样，头脑虽然全面调控人体，但并不替代各个人体器官以至细胞的自治性调控，心脏的跳动虽然受脑的影响，但大脑并不替代它的心律的自主控制，否则心脏将无法正常运行。人体如果像官僚化的社会那样一切听命于官僚的绝对权力，则人体必然走向死亡。不彻底摆脱官僚权力控制整个社会的违背自然法则的体系，中国社会就永远无法恢复它的活力。而Ｍ型组织的共同之处即基本构架是：1.在竞争中形成的能够有效汇聚民意的控制与战略决策中心。2.处于显赫地位的分权约制的中坚执行力量。3.组织有上中下三个层次的自组织子系统，三个层次各有各的功能，分工而合作，形成完整的组织大系统：高层功能偏重于求得天时地利人和，使组织内外和谐而能生存和发展；中层功能偏重于沟通协调，使组织有效率；基层功能偏重于产生实利；三层次的整合产生完善的整体功能。4.有明确的纵向迁升阶梯及横向回报规则，以及第三维度的均衡劳动、资本和资源回报的机制，以稳定组织结构。这就是社会化的Ｍ型组织不同于官僚化的Ａ型组织的结构特点。
至于社会化的Ｍ型组织的理论笔者在《Ｍ理
在中国实现由官僚化的Ａ型组织向社会化的Ｍ型组织转变，是一场复杂而艰巨的的变革。
须要花大力气调整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方式，克服以党代政的弊病，却实现邓小平所希望的党政分开，以及政经分开，把单纯的争夺“一把手”权利，转向汇聚民意，重点研究执政大政方针，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官员代表大会）和干部队伍建设来兑现民意，进行执政。而不是书记直接包揽大权。
须要花大力气重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的资本体系。以及公有资本为主导的，与民族资本、个人资金共生的有活力的社会资本体系。应该促进中国以北京、上海、厦门、台北、深圳、香港、昆明、重庆等城市的金融中心城市的成长，并在竞争中形成中国的金融中心。形成以公有资本集团为核心的摆脱官僚控制的一定数量的、相互竞争的资本集团体系。改变资本市场的规则，使之有利于鼓励投资分红，而抑制大鱼吃小鱼的投机炒作赌博机制，以利于促进资本的活力。真正实现社会控制资本，克服资本的弊端，而发挥它促进生产力的积极意义，使之能够真正抗衡世界垄断资本，为中国的自主性发展打下牢固的根基。
须要根本变革教育与学术制度，彻底瓦解官僚直接控制下的奴化教育和奉命学术，变革成社会化的人格教育和人本化的学术研究，彻底革除国人的奴才秉性，培育中华传统的自强不息的主人人格和“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的学术精神，打下社会化的Ｍ型组织的健康人性与思想基础。
另外，基于人的本性假设：“人具有遗传而来的本性，如惰性、趋利避害等等本性；本性难移，但可以顺其自然，引导利用。”这包括生物所共有的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本性，竞争与共生相辅相成的基本原理。因此对于公务员应该摈弃单纯指望他们艰苦朴素不图名利的精神以维持廉洁奉公的幻想，以及单纯指望高薪养廉的利益刺激机制的两种极端。本性难移，顺其自然，引导利用的适宜办法则是公开透明的与职务及贡献相联系的，与企业高层收入水平相当的薪酬与激励机制，公务任期的最高限制制度以及健康退出的高回报和回避体制。及禁止滥用权力图利的严格法规与道德规范。从而建设一支能够有效执行民意决策中心的战略决策的廉洁的、有效率的公务员队伍。而决不能表面宣扬公务员的不图名利，给予很低的公开薪资，暗中却放任他们自己以灰色收入来发财致富，重犯古代封建帝王给官不给俸禄，任由官员刮地皮的腐朽体制而导致官场腐败成风，官逼民反的错误。
这一切是13亿国民创造的天地，不是单纯理论的世界。学术的探讨无非是一种启迪与思想解放而已。人们不能止于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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