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陷阱
中国人什么都喜欢赶时髦，却好象总也赶不上趟儿。当国内“知识界”正如火如荼地就“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潮”和“主义”互相进行口诛笔伐的时候，忽然发现西边的天空又飘来了一个更加花枝招展的热气球，于是乎纷纷登高远望，频送秋波，继而摩拳擦掌，准备弃旧从新。其中性急的甚至等不得气球落地，看个究竟，就开始大喊大叫起来，要来个空中接轨。殊不知这一次登陆的新玩意儿可是来者不善，不是慰问，不是打气，而是要将脚下的各种“主义”一网打尽。──这，就是与“全球化”穿一条裤子并且正在全世界包括中国招摇过市的“新自由主义”。
关于“新自由主义”，本来我们国人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我们从来连“自由主义”都仅仅是似曾相识，遑论其新。不过，如果这“新自由主义”仅仅是一种“思潮”，则不论其新旧，任其发展，便也罢了。可如今既然与“全球化”挂上了钩，那就变成了要主宰世界发展潮流的政治经济学，“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皮埃尔·布尔迪厄语）。这对历来具有领风气之先、不甘居人后、崇尚经世致用嗜好的“主流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自然是获得国内话语霸权的难得机会。因此一时间各种论调漫天飞舞，又一个学术繁荣的春天仿佛已经到来，这样一个沽名钓誉、借尸还魂的好时机哪能错过？可是，但凡一个具有民族独立精神的公民都会对此产生疑问：是谁在主导“全球化”？是谁在倡导“新自由主义”？
实质上，“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一样，“蕴含的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全球渗透，其目的是为西方富国牟取最大的利益──包括经济的、政治和军事的、社会与文化的一切利益。”（刘康语）安·吉登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的意义生产是由西方的跨国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来主导的。（《第三条道路》）皮埃尔·布尔迪厄也指出，新自由主义者的纲领是从那些自身利益得到表达的集团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中获得社会权力的，这些集团包括股东、金融家、工业家、保守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等。（《无止境的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问题不言自明，所谓“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就是“全球西化”、“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权力游戏的重新上演。“新自由主义”作为“历史终结”后时代完全代表西方意义生产体系之观念、符号、象征、形象的强大意识形态体系支柱，搭着“全球化”的快车，挥舞着“维护人权”的变色旗，正试图横扫一切具有显在或潜在冲突威胁的“另类文明”。
从经济学角度讲，如果说自由主义笃信市场的绝对力量，那么“新自由主义”就是鼓吹绝对市场的绝对力量。这个绝对市场，就是完全开放、自由贸易的世界市场，就是任由发达国家横行霸道、剥来削去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从政治学角度讲，如果说自由主义追求的是通过自由竞争实现民主政治，那么“新自由主义”就是企图通过输出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来改造、颠覆非西方国家，建立“西方大一统”的“世界政治新秩序”。对此，只要看一看当今两大所谓“世界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UN）在20世纪90年代的表现就会一清二楚──随着“WTO”规模与权力的不断扩大，世界上贫富差距和不平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联合国调查，世界上20%最富有的国家消费着86%的产品（典型的20：80社会）；13亿生活在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人每天只有不到1个美元；8000万人完全不能享受医疗服务，8.4亿人营养不良。第三世界国家2.5万亿美元的外债消耗着25%的出口收入，成为一个令人窒息的负担。美国、瑞典、瑞士，每1000个人拥有600条电话线，而柬埔寨、乍得、阿富汗，每1000人只有1条电话线。美国人口不足世界的5%，却消耗着世界开发能源的34%。难道它能再允许人口众多的其他大国“现代化”、与其争雄？世界快车正在西方精心铺设的“自由”与“联合”轨道上驰骋，卧铺、餐桌已被占满，挤在三等舱、四等舱而渴望坐上头等舱的第三世界公民们却仍在“一体化”的诱人谎话里昏昏然做着“希望工程”之梦，浑然不知自己始终在被“垫高”或“削平”，永无出头之日。
民族的兴亡、国家的盛衰，表面是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任何一个政府在任何时期都要把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利益放在经济利益之上进行考虑。政治上的无知，必然导致经济上的短视。在美国人印刷的世界地图上，中国位于与之相对的地球另一端，也就是它称霸全球、征服世界的最后一个堡垒。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者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北约”在虎视眈眈地搞“东扩”，而我们却欢天喜地搞“西部开发”，难道我们在领土疆界上也非要主动与西方“接轨”不可吗？我们是弱智还是已经被西方收买？一个只知道追求眼前个人利益、不考虑长远群体利益；只知道满足当下温饱淫欲、“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民族，是“政治上的侏儒”，“离灾难不远了”。（马克斯·韦伯语）关于“WTO”、“全球化”乃至“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和泛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这个强权就是真理的世界，我们的民族在政治上是过于天真和善良了，我们始终在一相情愿地依赖于西方的善意生存。这是经济力量软弱的结果，更是经济力量软弱的原因！
然而最可悲的是，一直自诩在坚守“社会的良知与正义、民族的脊梁与希望”的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在滚滚经济大潮面前，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金钱与权贵成为生存的唯一价值取向，民族精神、民族利益早已被抛到脑后。特别是那些裹着“新自由主义”漂亮外衣、沐浴了欧风美雨、经过思想整编、口称报效祖国的“海外成功人士”，更是经济上取得独立、后事安排妥当（怀揣外国护照）之后回来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之徒。他们似乎已经摆脱了十年前“误炸使馆”事件后短暂失语的尴尬境地，摇身一变成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廉价推销员。中国历史上历来不乏打着“爱国”之名行“卖国”之实、为博取个人私利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上层精英，他们的得势并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真理”，而是因为能够以为其所用的各种理论的名义顺应和维护代表权势利益的某些政治经济制度。俄罗斯进行私有化改造曾花大价钱请来美国顾问班子，我们改革的顾问们却是一个接一个地不请自来。有朋自“美”国（回）来，不亦乐乎？
可怕的陷阱就在于此：当“对抗”被置换成“对话”与“交流”的时候，经过改头换面、乔装打扮的“演变”，已经在歌舞升平中粉墨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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