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贯彻以德治国是十年来的最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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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0年6月的世纪之初，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就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
他的《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而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更是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
但是，十年来，我们的政府部门一直没有认真贯彻落实这个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以至于十年后的今天，温家宝总理不得不用“道德血液说”来规劝人们“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当国家总理要求人们要流淌道德血液的时候，这恰恰是一个丧失了道德力量的国家在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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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法的分别在于，德是以人性本善为其存在的立场，主张通过后天的教化而使人心自觉向善；而法则是将人性本恶作为自己的存在根据，主张通过法律的惩恶功能而逼人向善。
德是柔的手段，法是刚的措施，二者相互补充才能刚柔相济，才能让整个社会管理实现阴阳调和。
这也是儒家和法家各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并存的原因，即他们的矛盾在客观上发挥了相互补充的作用，不仅在封建社会支撑起历代的国家管理思想，而且也给如今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并行不悖的治国方略。
而只要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统一在一起，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即辩证法的人性观绝不会陷入到善和恶的任何一个方面，而是将人性视为善与恶矛盾着的对立统一体加以看待——人性的恶是逐利的小我意识，表现为欲望的追求和满足；而人性的善则是尊义的大我精神，表现为社会责任的恪守和奉行。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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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法轻德，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他们信奉人性本恶说，进而将人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唯利是图的经济人，甚至将这种思想以“经济人假设”的形式而写入教科书，这就是一大明证。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西方文化的价值。对人性本恶的认识使得西方社会普遍尊重个体利益，以至于几百年的发展中，使得他们建立起一整套尊重个体权益的法律体系，以及与之支撑配套的社会制度和运行机制，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整个中国社会学习。
但学习，绝不是不加鉴别和分析的全盘照搬，而是辩证的批判吸取，为我所用——无论是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还是治国理念；无论是对于西方的管理思想还是科学技术，中国社会都不能照抄照搬，而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大胆批判，进行再创新。
因此，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重中国的特殊国情、尊重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要看到西方文化的进步性，又要看到其局限性，辩证吸取，创造符合中国实际，效率和公平兼顾的思想理论和治国理念，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应该秉承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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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在以德治国方面取得突破，是因为没有发现并找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兼容的新思路和新办法，以至于使得义与利、公与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那些埋头搞市场经济实践的人，没有抬头看见信息社会，他们只知道低头拉车，却忘记了抬头看路，以至于没有发现整个人类已经走过工业文明而步入信息时代。
他们不知道互联网的普及推广为整个人类带来了一场巨大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信息时代，每个人都成为传播者，而传播，正是新时代的脑力劳动所必然表现出来的价值实现方式，它为每个人出名创造了条件，而名，正是西方社会所津津乐道的品牌价值。
而正是因为有了名，义和利、公与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矛盾才找到了化解的新办法——有义就有好名，有好名就有大利益；而不义则有恶名，恶名会反过来剥夺利。
名是精神上的利，是赚取人心而实现的个人价值，是人的身价——谁大公无私，谁才能达其私，才能获得好名声，进而对自己有利；谁自私自利，谁就会获得坏名声，进而丧失自己利益。无论是企业品牌还是个人，这一规律都普遍使用。
认识到这一规律，我们就找到了在信息时代以德治国的新办法，那就是让德有所得，让义能取利——因为名的作用，德有所得而不会失德，反而会使人固其德；义能取利而不会失义，反而能使人守其义。
如果将这一思想变成相应的政策措施，并与法律法规有机融合在一起，不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以德治国”方略的完美贯彻和落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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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社会那群对市场经济顶礼膜拜的自由派们，在看到市场经济之“利”的同时，却忘记了社会责任这一时代大“义”。
他们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市场经济，破解新的时代课题，不会发现新的问题并提出新的解决办法，而只会照搬西方现成的经济理论、思想主张和价值观念。
他们仰望天空，却看不到天理；他们俯视大地，却看不到草根。
这群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中国精英，正是思想领域中的见利忘义者，他们完全解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忘记了马克思解放全人类这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放弃了辩证法的思想武器，因而，他们既不能发现信息时代所带来的精神生产方式，也不能找不到化解义和利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
事实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市场经济，我们恰恰能有一个伟大的发现——所谓的市场，不正是那一个个既是生产者又是劳动者的人民群众吗？所谓的世界统一大市场，不正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大联合吗？所谓的市场机制，不正是人民群众以供需矛盾的形式而形成的社会合力吗？所谓的无形之手，不正是人民群众支配和管理世界的大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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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一旦通过人民群众的大脑而经纬交织起来，所形成的正是一个伟大的智慧文明时代，而智慧文明，正是精神的共产主义。
在这个时代，由于自动化机器和各种先进技术的的普遍推广，物质财富已经极大丰富，以至于生产过剩成为整个时代的难题，以至于市场成为比工厂更为宝贵的资源。
但市场，正是人民群众。因此，要解决金融危机和生产过剩，必须实现共同富裕，鼓励人们通过脑力劳动和精神生产而实现富裕，这样，人类的劳动将从繁琐沉重充满奴役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以脑力劳动的形式，与每个人个性、自由的发展相一致，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
打球是运动员的劳动，表演是演员的劳动；唱歌是歌者的劳动，思考是思想者的劳动，讲课是讲师们的劳动，策划是策划人的劳动，行义是义丐和所有义士的劳动，甚至打假都是打假英雄的劳动，还有哪些有助于社会进步的事业不可以成为劳动的呢？
这些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并以体育产业、文化产业、传媒产业、策划咨询产业、动漫创业产业等众多形式展现出来。
而在信息社会，这些劳动都可以让劳动者名利双收了，整个人类的脑力劳动再也不象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那样了——全部《资本论》的稿酬却不能偿付写作它而耗费的雪茄烟钱！
可是，在这个以咒骂、诬蔑甚至侮辱马克思为荣的时代，有几个人能为这个解放全人类而思考一生的伟大圣贤，为那个在安乐椅上离去而生前却没有安乐过的人，洒下一滴高尚的热泪呢？
而我，将为此感到骄傲——即便终此一生不能拜访马克思的坟墓，即便不能亲眼看一看他思考和创作的小屋，即便不能到德国去面对他的骨灰凭吊——但这些，都不妨碍我在东方这片古老而又神圣的土地上，不妨碍我站在东方这条奔腾不息的思想河畔，远眺并欣赏马克思开创挖掘的这条伟大的思想河流。
一次次，我在心中默念起他那些充满思辨光芒的词句；一次次，我揽过他解放全人类的博大心胸；一次次，我站在这位伟大思想巨人的肩膀上，眺望整个人类的未来——我为马克思在困境中的顽强不屈而热泪盈眶，却又为自己生在这一伟大的时代而感到无比幸福。
历史将会证明，马克思不只是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是属于全人类的千古圣贤。在这个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时代，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思想家了，未来的思想家将是群体型的，而我，只能成为一个思想者，一个思想小者。
此刻，我屹立在不再遥远的东方，我站在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站在智慧文明这个伟大时代的门口，噙着热泪向那个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一生的思想英雄——马克思，致以无限的崇敬！
《智本论》相晓冬2011年4月23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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