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四论中国主流经济学误导了中国改革
——评中国主流经济学主导下的教育产业化政策
我不知道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头脑里装的是哪一种型号的CPU，反正他们的头脑与众不同，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与老百姓的常识格格不入。
什么是教育产业化政策？
教育产业化政策就是在把教育推向市场、把教育由原来的公共品转变为私人品的同时，通过各种干部人事制度、人才评价体系强制推行学习学历化、学术学历化、学术学制化、人才学制化、知识课程化、文化文凭化、智力货币化的学历产业化、学位产业化政策。智力货币化是社会货币化的典型和极端表现，教育产业化是GDP增长方式的组成部分，而GDP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价格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比较优势理论；从理论基础、理论指导、制度设计到实际操作，我国目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都是中国主流经济学主导下的“杰作”。
教育产业化政策通过学术行政化、学习行政化来形成和极力延长教育产业链、对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进行高度垄断经营，这种教育产业链和垄断经营在使政府利润最大化、GDP规模最大化的同时，在全社会形成实际能力不如虚假学历的扭曲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导向彻底扼杀了中国人民的独立创新精神和独立创造能力，剥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发展权、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同时为官学勾结、商学勾结搭建平台、开方便之门；通过官学勾结、商学勾结使地方和部门的公款、老板和管理人员的私款转变为教育管理部门某些人的灰色收入。学帽产业化和官帽产业化相辅相成，为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腐败披上合法的外衣，破坏了公平竞争并促成逆向淘汰的机制，使教育水平与国民素质大大降低，是对学术传统、科学精神的异化。按照产业化、程序化、流水线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有学历无学术、有英语无思想、有数学无哲学、有学衔无学力的呆头呆脑、只知照搬照套西方教科书的书呆子。我国推行教育产业化、学位产业化政策造成的直接经济后果，是通过上述智力货币化政策从中国人民身上赚到的可怜的血汗钱，全部加起来还不到中国每年仅仅进口芯片一项所花美元的零头。实践证明：中国主流经济学通过教育产业化、学位产业化政策推行的智力货币化政策即使仅仅从产业的角度，无论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标准，还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价格经济学、利润最大化的标准，都是失败的，只有对于GDP经济学是成功的。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包括最讲产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像目前中国这样把教育产业化推向极致，即使以国际通行体制为标准，可以说中国主流经济学主导推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也是对国际惯例的背离、社会文明的反动和对改革正确方向的倒行逆施。
中国主流经济学通过教育产业化、学位产业化政策推行的智力货币化政策与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教育产业化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国民创新体系以价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以来不再提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口号的深层原因。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与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社会后果，是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学习学历化、知识工具化、文凭空心化、人才庸俗化，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学术“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学术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教育产业化、学位产业化政策。如果说，国民创新体系的源头是原创思想，那么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现有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或对教育产业化政策作局部的修补。要在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创新型教育代替客体性的产业化、程序化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0乘以一百个0还是0；把最先进的知识复制一万遍，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知识，学习型人才无论如何也不等于创造型人才；通过教育产业化的大学扩招使学习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创造型人才的同比增长。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为教育产业化政策服务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
目前全国性的形式主义的外语考试制度也是教育产业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性的形式主义的外语考试制度可以形成巨大的产业链，可以为教育GDP提供可观的数据源。但，由于外语的非母语性质，外语学习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同创造力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兼容性，使目前的全民“外语热”极大程度地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造成大量的创造性人才被埋没，是中国思想家断层的根源之一。语言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与工具；就创造力本身而言，汉语足以供国人进行任何专业、任何领域、任何层次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不在创造力层面，而在信息层面——沟通与交流层面。而现代信息工具与手段，已经可以轻易地代替属于信息层面的外语功能。全民强制学习那些对于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语虽然创造了可观的GDP，然而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目前全国性形式主义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同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尽快予以废止；并举一反三根本改变目前为教育产业化政策服务的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
教育产业化政策衍生出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是学术腐败的根源之一。教育产业化政策衍生出来的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使国内难以出现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的伪科学都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者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使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形成重形式轻内容、重手段轻目标、重过程轻结果、重信息轻知识、重继承轻发展、重按部就班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异化的学术评价体制与异化的人才体制。当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的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这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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