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错在哪里

                  毛泽东错在哪里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社会的一些角角落落里冒出了种种卑鄙无耻的算账派。这些跳梁小丑在毛泽东在世时，象偷吃嘴的老鼠一样蜷曲在鼠洞深处，不敢爬出来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现在好了，这些鼠窃之辈在某些人为的不良氛围里，象水池里的沉渣被谁用搅屎棍子搅了一下一样，纷纷打着旋泛了出来！给毛泽东“三七”开者有之;全盘否定毛泽东者有之;通过个人生活私事，用污言秽语诽谤造谣来污蔑毛泽东者有之。　　

    在反毛的一股股污流中，第一种人——给毛泽东“三七”开者认为，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可以肯定，1949年以后主要是犯错误，很少成绩。而“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并非其一人的智慧，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言下之意，毛泽东默认“毛泽东思想”一词大有剽窃之嫌！第二种人——全盘否定毛泽东者宣称，毛泽东一生一无是处，中共在毛泽东在世时的一切成绩，都是全体中共党员和全国人民同毛泽东坚决斗争的结果，这种人的论调不是什么新鲜货，他们的祖师爷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曾恬不知耻地这样胡说过！第三种人——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的小人更是卑鄙，他们主要是通过个人生活私事，用污言秽语造谣诽谤来污蔑毛泽东，这种人主张毛泽东不是有错误那么简单，而是罪恶滔天！他们对毛泽东的人格用无耻的谣言大肆污蔑，其用语污秽下流，不堪入耳！　　

    诚然，一个人的一生中不可能不犯错误，人们所犯的错误可能是个人生活上的，比如穿错了袜子，拿反了筷子，撞到了树上等；也可能是社会性的：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百姓，犯了社会性的错误，比如损坏了公物或伤害了他人，尽管是错误，甚至是罪行，但就其危害来说还是有限的。如果你是一位公众人物，甚至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犯了方针政策性的错误，即便是相对来说极小的错误，也会危害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财产，甚至造成社会性灾难。　　

    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大多数有良心的人普遍认为，毛泽东的一生是辉煌的，其丰功伟绩是前无古人的。但和一切普通人一样，毛泽东的一生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只要活着，只要干事情，就不可避免的要犯错误。公正地说，在毛泽东一生中，不管他所犯的错误是个人生活上的还是方针政策上的，都不能掩盖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都不能磨灭他一生的丰功伟绩！当然，这种不否定毛泽东犯过错误的人，也包括那些认为毛泽东一生功过应该“三七开”者。主张对毛泽东一生功过“三七开”者，主要是一些受过毛泽东批评而心中不服气的人。至于那些诽谤污蔑毛泽东，主张毛泽东一生错误大于成绩，甚至是一生中尽是错误，毫无成绩可言者，并非不明事理，而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某种怨恨，故意颠倒是非，肆意污蔑。但这些人还算略有人性，没有把话说绝！另一类诽谤污蔑毛泽东者则就毫不客气了，他们把毛泽东的一生污蔑为罪恶的一生，他们是骂你没商量：专治独裁、禁锢思想、闭塞言路、摧残民主、扼杀自由、霸道好斗、凶残嗜杀、生活腐化、人格卑鄙，种种罪行，不一而足！这类人物是李锐、茅于轼之流，当然还有刚出襁褓的“新秀”袁腾飞之类！不客气地说，这类诽谤污蔑毛泽东者是时代的沉渣，是逐臭的苍蝇！　　

    主张对毛泽东“三七开”者有一种貌似对毛泽东比较关心的说法：如果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或者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以前，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死去，那么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圆满的！这种人还是肯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因为这种人认为，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们自己是有分的。他们认为，至于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别的一种什么崇洋媚外的“理论”更符合中国国情了！这种人对毛泽东没有在1949年以前，或者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以前，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死去大为惋惜——“设若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吗——可惜毛泽东活到了八十四岁，让某些人足足“委屈”了二十多年！　　

    历史是公正的，不管某些人如何不遗余力地歪曲历史，无耻地污蔑谩骂毛泽东，毛泽东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贡献都是前无古人的！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历程，不但充满了曲折和传奇，更是充满了辉煌！盘点毛泽东一生的革命轨迹，从大的方面说，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在1921年之前，是毛泽东的学生时期和寻找革命真理的时期，也是毛泽东革命理念形成的时期。关于这一时期，今天的诽谤污蔑毛泽东者是较少置喙的。同时，对于毛泽东在其后的国共合作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民族革命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作为，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及其他国内外敌对势力外，也少有攻击漫骂者。但对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尤其是在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以后，一直到毛泽东逝世这段历史，那些中外的反毛小丑们就象可恶的苍蝇一样一哄而上了！　　

    对于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的攻击诬蔑者，对于毛泽东的攻击污蔑主要集中在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包括三年困难时期的所谓饿死四五千万的事）、文化大革命、关于个人崇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等几个问题上。　　　

    关于反右派运动　　

    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于是中国就有了1957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1957年 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广大党员、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外人士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这是积极的一面。但运动中却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为有机可乘，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他们大骂共产党专制独裁，要求中国实行欧美政体，在执政上轮流坐庄，幻想轻而易举地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此，1957年 5 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于是，全国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央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加之地方的一些党政干部和群众存在小题大作、无限上纲、挟私报复的现象，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一部分忠诚的共产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因政治上不成熟说过错话的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政治上长期受不到公正待遇，工作上长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　　

    反右运动主流上是好的，它有力地打击了当时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巩固年轻的社会主义政权，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反右运动中的失误带给国家和人民的教训也是沉痛的。关于反右运动中的失误，在指导思想方面，是由于中央对当时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造成的，其中毛泽东负有主要的决策错误的责任，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负有领导和监管错误的责任；在运动的政策方针执行方面，是由于当时地方上一些党政干部和群众，在落实运动的政策方针时出现了过激和偏差，其中的一些小题大作、无限上纲、挟私报复行为，导致了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具体的责任者是社会中哪些素质低下的干部群众，其中不乏居心不良的泄私愤、图报复之徒。　　

    在反右运动后的若干年里，对于错划的“右派分子”没有给予及时平反，对于后来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没有及时摘帽，使这些人的右派帽子相对永久化，是反右派运动中失误的错误延伸。　　

    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　　

    对人民公社化持强烈反对意见，甚至恨之入骨者认为，人民公社化就是一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闹剧，那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村经济发展的大锅饭形式，不利于刺激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堵塞了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道路，是一条共同贫穷的荒唐路线！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切合当中农村社会现实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的被推翻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残渣余孽，要么是无知的后辈小生！众所周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虽说是工人阶级，而由于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革命的主力军却是广大的农民阶级。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受尽了封建地主的剥削压榨，深受土地兼并之苦的广大中国农民，特别是最弱势的广大贫雇农，虽然在解放后获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但特别担心中国走不出封建社会那种一个新政权建立后不久，随之而来的新一轮的土地兼并狂潮的怪圈！为了保住和耕种好自己新得的土地，于是从1950年后的互助组和初级社运动，1956年后的高级社运动，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农村通过三个阶段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化。这种土地集体所有化形式，为1983年取消人民公社制度以后，中国在没有明确立法的情况下实现土地国有制，奠定了政策基础。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时代的产物，它体现了翻身农民希望保住既得革命果实——土地的一种迫切愿望！确切地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农民自发兴起，共产党加以引导完善的一种中国农村集体化的经济形式。和其他一切农村经济形式一样，它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它也不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的那样一团糟，坏极了！　　

    人民公社所确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体制，是两千多年来广大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美好愿望的具体体现，其最大作用是彻底杜绝了封建社会那种不可摆脱的土地恶性兼并的现象，使中国广大农民在建国以后永久性地保住了土地这种基本生产资料，有效地防止了社会贫富不均：个别人豪富，绝大多数人赤贫社会现象的回潮！虽然后来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掉了，但作为我国后来在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土地国有制，却为从根本上防止我国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和成功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国有制保证！　　

    那么，人民公社化是不是一条共同贫穷的最糟糕的穷折腾的道路呢？现在攻击人民公社化道路的少数人，常常拿现在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能力、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我们的综合国力同人民公社化时代相比较，而结果是比较出了天壤之别——现在的人比那时的人吃得好，穿得好！其实这是一种极为缺乏最基本思维常识的荒唐逻辑！人所共知，人类社会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由野蛮向文明，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进步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在整体上只能不断进步，而不会越来越差，所以人们不能拿今天的社会发展水平和过去相比较，而未来的人也不能拿将来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今天相比较——三者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国民党反动派丢下的战乱不休、经济崩溃、现代工业一穷二白、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的，共产党在建国伊始的首要任务首先是关注民生，打破敌对势力经济和军事封锁、稳定政权。民以食为先，在当时我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水平低下，现代工业基本空白的现状下，怎样在解决好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的同时，迅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国防，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议事日程。按当时的社会状况，要解决贫穷和饥饿问题，就不能不关注农业和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问题。可以说，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体制，是当时在中国历史上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形式的一种大胆探索。　　

    任何一种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拿发展的眼光来看，在我国一度实行的人民公社化体制不可能是最好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式，因为任何经济经济发展形式不管多么优越，都不可能在人类社会永久地保留下去，它都会被一种新的更加优越的经济发展形式所代替！那么，我国今天的县乡经济、政治体制，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否就比人民公社化体制优越呢？其实今天的县乡经济、政治体制就是一种复旧，和封建社会的县乡经济、政治体制相比，只不过多了各级党委一元化领导罢了！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化经济体制比较起来，其差别就只有三点：一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国有化和集体所有化的区别，二是劳动果实家庭直接拥有和劳动果实由生产队核算分配的区别，三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利于刺激家庭成员的生产积极性，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化体制能够统筹利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人多力量大吗！而其最大的优点是劳动果实得以合理分配，杜绝了贫富的恶性分化！　　

    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改变贫穷面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胆探索的积极行为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如果把它说得一无是处是别有用心的，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如果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则应该无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于农民之中，受到了共产党的大力的扶持和引导，在共产党领袖中，毛泽东是主要的提倡和支持者。人民公社运动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是应当时的国情民意而产生的，不应该说成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也不应该说成是中国农民的错误，更不应该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　　

    关于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是反毛者和拥毛者的另一个热议点。由于建国后不久，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通群众（包括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于是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在1958年至1960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但由于大跃进运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工农业生产上追求高速度、大规模、高指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在短期内以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速度增长，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成了1959、1960、1961 三年困难时期形成的人为因素之一。　　

    在大跃进运动中，“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战天斗地口号，体现了一种人类渴望战胜自然，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和雄心壮志。但任何事物都不能绝对化，“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战天斗地口号，作为一种鼓舞人们战胜自然，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雄壮口号是无可厚非的，而如果不能用相对的眼光对待这些口号，就会大错而特错了，须知自然界和科学技术领域是有其自身运行法则的，人类战胜自然、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是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的。大跃进运动中有些人把“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战天斗地口号变成绝对化，助推了浮夸风的迅速形成。表现在农业方面，出现了粮食亩产量上万斤、十万斤，甚至萝卜亩产量八百万斤的荒唐的汇报数据！表现在工业方面，出现了不顾工业基础薄弱，强行毁掉农具，毁掉饭锅等生活用具，全国大炼钢铁的几近疯狂的局面。　　

    实事求是地讲，大跃进运动的目的是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其美好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大跃进”这种口号的提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现在有些省市领导不是还有人提倡域内经济要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吗？超常规、跨越式不就是要“大跃进”吗！但大跃进运动中滋长的浮夸风，和几近儿戏的全国大炼钢铁的疯狂行为，则极大地危及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大跃进运动本来可以根据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现状，在科学的规划下，依照经济发展规律健康地开展，但却被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通群众（包括毛泽东等人）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以及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引入误区。在工农业生产上追求高速度、大规模、高指标做法如果违背了自然法则，超越了极限就会给全国的经济、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对大跃进运动中的不和谐音符不是没有人觉察的，但就像《皇帝的新衣》故事里的情节一样，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面对疯狂的人群，是谁也不愿意道出皇帝什么“新衣”也没有穿的真相的。大跃进运动中的偏差和失误，不能算作那一个个人的错误，而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策略的失误来自中央，浮夸风起自基层。大跃进运动使本来火热的年代变成了几近疯狂的年代！如果说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行为毛泽东应负决策责任，难道当时负责工业的周恩来、负责农业的刘少奇、负责党务的邓小平，以及各省、地、县的党政领导就不应该负领导的责任吗，全国人民难道就不应该负起哄的责任吗！应该说，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是时代的错误。后来有人把大跃进运动作为全面否定和辱骂毛泽东的重要依据是不负责任的，甚至完全是为了泄私愤的！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　　

    几乎和大跃进孪生的“三年困难时期”的1959、1960、1961三年间，中国城乡经历了严重饥荒，并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其后，人们普遍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由天灾加人祸造成的：从1959年开始，由于旱涝等恶劣气候的肆虐，全国出现了大面积的农业歉收，造成全国性粮食供应的严重不足，这是天灾；大跃进运动中农村虚高汇报的粮食产量，导致各级据此征收的公粮数量增加和对粮食的浪费，加上苏俄落井下石地向中国索要抗美援朝时期的债务，使中国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这是人祸。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是呈下降趋势的。除了正常死亡的原因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粮食供应的低标准导致了人口的生育率急剧下降，二是因为饥荒导致了一些人的非正常死亡。既然是饥荒，象中国数亿人口的大国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对于饿死人的事我们应该为之痛心，应该记取那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年困难时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剧痛之一，但让人不可容忍的是当时和现在的一些中外敌对势力，对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不但不同情，反而幸灾乐祸地给予嘲弄、诬蔑和造谣诽谤。当时一些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家”污蔑说，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缺乏反对党监督造成的。这些人肆意造谣夸大“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到了近几年，造谣者的造谣力度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大：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被夸大到了四五千万！三年之间，中国饿死了四五千万人，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须知，中国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的死伤人数是三千多万，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死伤人数是四千多万，而现在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三年之间饿死的人数，竟被造谣夸大为四五千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造谣者是想通过造谣告诉人们：看，共产党是多么“无能”、社会主义制度是多么“黑暗”、毛泽东是多么的“罪恶滔天”！　　

    既然是全国性的大饥荒，“三年困难时期”直接饿死和因饥饿死亡的人是有的，但如果把当时饿死的人数毫无根据地夸大为四五千万，就有失君子风度了。三年饿死四五千万，那是会饿殍遍野的！如果造谣传谣者是经历过三年困难时的人，那他就是一个别有用心的无耻小人；如果信谣传谣者是没有经历过三年困难时的后生小辈，那他就是一个不会分析判断，不明是非，人云亦云的浑人。现在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人有许多还健在，对三年之间中国是不是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心存疑问者，最好的办法是到城乡各处去抽查访问一下，谎言是不好掩盖事实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防止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发表，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治规定。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决定说，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决定申明：“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的无能的状态。”决定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决定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别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决定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陶铸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谢镗忠、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任组员。按当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随后全国各省市相继建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实现了“全国一片红”。红卫兵以大学和初高中学生为主，包括了全国的广大工农群众。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到1976结束，先后经历了十个年头。褒之者称之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形势大好的十年，成绩辉煌的十年；贬之者称之为一场人类浩劫，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疯狂的十年，动乱的十年。　　

    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现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两类人的不同感受：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形势大好的十年，成绩辉煌的十年者，是当年参加过红卫兵组织，并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过大鸣大放，充分享受过发言权的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类浩劫，是疯狂的十年，动乱的十年者有三类人，第一类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揭发出历史问题、现行问题的已经被推翻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孝子贤孙；第二类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批斗过的贪污腐化、生活堕落分子和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类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被冤枉的普通群众、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党员干部。前两类人仇恨文化大革命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没有什么值得同情之处；后一类人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是在情理之中的，是应该获得全社会的同情的，当年给这些人制造冤假错案者，不管是别有用心，还是出于误会，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即使没有受到惩罚，也要感到万分羞愧！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群众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民主大尝试。正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所阐述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是旨在放手发动群众，通过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进入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从时代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整体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流，问题是支流。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使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信念深入人心，使全国人民逐渐抛弃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思，以及封建的风俗习惯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有效地预防了当代资产阶级思潮和生活方式的侵蚀，清除了腐败堕落分子滋生的土壤，查挖出了一批有历史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和潜伏的美蒋特务，堵塞了帝国主义国家幻想使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没有象苏联一样滑向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对全党和全国人的深刻教育功不可没——没有什么人能够突破中国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信念的底线！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功在千秋！　　

    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上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为人民服务理念，大力倡导公而忘私、集体主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敢于主持正义、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崇尚清廉、鄙视贪污腐化、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打折扣等健康向上的精神和风尚。社会上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工作不挑肥拣瘦、不图名利等典型人和事层出不穷。是历史上少有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犯罪率极低的清平时期。　　

    象历史上一切社会和思想变革运动一样，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没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可能不出现负面的东西！文化大革命负面的东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一些幼稚的红兵，没有弄懂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宗旨所在，分不清哪些是封建思想和文化的糟粕，哪些是优秀民族思想和文化的宝贵遗产，令人痛心地破坏了一些不可再生的文化遗址、遗迹、价值连城的文物和风格独特的古代建筑。其二，一些激进的红卫兵不分好歹，错把党的优秀干部，包括一些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当成走资派给予残酷批斗，对于偶尔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的普通群众，和已改造好的旧社会过来的剥削阶级分子施以非人的待遇。其三，在红卫兵运动中，由于全国各地派系林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包括部分当权的走资派就趁机浑水摸鱼，拉一派打一派，煽风点火，挑动群众斗群众，使各地一度陷入混乱状态，并出现武斗现象。其四，一些居心不良，泄私愤图报复的无耻小人，通过伪造子虚乌有的证据，乱上纲，乱株连，残酷逼供，任意罗织罪名，无情地打击报复善良群众和正直的党员干部，制造冤案甚至逼死人命。其五，各地红卫兵组织出现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和“砸烂公、检、法”的现象。其六、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提出了“揪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有些红卫兵组织企图或已经冲击了军队。其七，派性斗争使一些农村和工厂一度出现了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并一度造成交通运输不畅、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短缺现象。　　

    看待任何问题都不能绝对化，都不能一层不变，都要用发展的眼光，一分为二的去看待，因为任何一种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和失误是不好用百分比去计算的。我们反对因为崇敬毛泽东而矢口否认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更反对因为和毛泽东的私仇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中生有地造谣诽谤毛泽东！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因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特殊贡献，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毛泽东逐渐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崇高威望，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信赖和崇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毛主席万岁”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城市和乡村。毛泽东逝世后，诽谤和污蔑毛泽东者以为时机成熟，于是就拿“毛主席万岁”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两个口号大做文章，攻击毛泽东生前大搞个人崇拜，并扬言要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　　

    确切地说，“毛主席万岁”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两个口号就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产物。但不管诽谤和污蔑毛泽东者如何不遗余力地攻击毛泽东生前大搞个人崇拜，好像又从没有拿出过毛泽东暗示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自己进行“疯狂”崇拜的过硬证据来。呼喊“毛主席万岁”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反映了全国的工农群众对领导自己翻身得解放的伟大领袖的无比感激和崇敬之情，这是别的什么人所不能够享受得到的！就是说，要想人民对你“疯狂”地崇拜，你得有资格，你得曾经为全国人民甚至全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才行！　　

    据说最早呼喊“毛主席万岁”的不是别人，正是现在有人企图美化的人民公贼蒋介石，其次就是陕北一个集市上的赶集农民。但也有人说是黄炎培先生或者彭真同志。其实后来大肆攻击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的人，也可能就是当初呼喊“毛主席万岁”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最卖力的人，我们应该无比鄙视这类毛泽东在世时极尽谄媚之能事，毛泽东逝世后又对其大肆攻击的无耻小人！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被打倒的反动派们就曾断言，共产党打仗是内行，搞经济、搞建设却是外行。于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被打倒的反动派们就耐下心来，等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济破产，困死饿死。但事与愿违，从1949年建国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二十七年间，中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冲破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军事封锁，排除国内反动派及其残渣余孽的干扰破坏，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工业、国防、外交和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并建立起了相当规模、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业化体系和一套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农业上通过兴修水利、改良品种、优化种植模式，提高了粮棉产量，初步解决了七亿多人口的吃穿问题；工业上在煤炭、石油开采，以钢铁为主的金属冶炼，以汽车、轮船、飞机为主的机器制造等行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国防上改变了建国以前军队单一陆军兵种的旧格局，实现了能够初步陆、海、空以及导弹部队协同作战的国防力量新格局，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战争、珍宝岛战役和抗美援越斗争的胜利;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原子弹、氢弹的试验成功，导弹、卫星的发射升空，万吨远洋巨轮的下水等丰硕成果；外交上打破了在帝国主义势力经济、军事封锁的情况下较为孤立的局面，实现了与苏联的初步缓和，以及与美日等国的对话与建交，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牢固的经济、国防、外交等基础。　　

    这些年来，一些人老是拿现在的科学技术、社会生产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目的是为了证明毛泽东如何地缺乏治理国家和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一小撮反毛的丑类甚至无视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巨大成就，瞪着两眼，通过无中生有的造谣，无耻地否定，甚至妖魔化毛泽东时代，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形容为哀鸿遍地、饿殍遍野的人间地狱！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关于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的革命实践，以及优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面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它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并从而去进一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思想可分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等几个方面。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可以涵盖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内涵不只表现在几篇讲话稿和即兴谈话记录上，更是表现在一些光辉论著上，比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比如《论持久战》、比如《矛盾论》、比如《实践论》、比如《论联合政府》、比如《论十大关系》等。　　

    有些人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体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话十分正确。撇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和优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不说，如果没有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行者留下的可贵经验和沉痛教训，如果没有无数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无私奉献，以及无数革命先烈的无私牺牲，就不会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更不会产生光辉的毛泽东思想！　　

    善于吸纳和概括总结别人的实践经验，使之升华为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体系，是毛泽东的独特智慧：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人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成就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挺、林彪、刘伯承等人的军事实践，成就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成就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马克主义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成就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在文化领域的贡献，成就了毛泽东思想在历史和文化上的科学观点。　　

    中国有那么多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叫做别的什么人的思想？因为毛泽东是一个智慧超人、心胸宽阔、善于吸纳知识精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历史巨人！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体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十分正确的，但企图以此给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打折扣，或以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丁点心得体会和毛泽东思想争辉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光辉的思想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即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那种认为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已经不符合当代中国情，主张抛弃毛泽东思想的人是无知的！那种被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到的反动派的孝子贤孙，大肆污蔑谩骂毛泽东思想是无耻的！　　

    老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和一切普通人一样，在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中，不可能一贯正确，存在这样那样的过失和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毛泽东的过失和错误或许对某个具体人造成过重大的伤害，但其所犯的过失和错误与他一生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作的巨大贡献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在个别无耻的谣言家看来，好像谣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其实不然，历史是靠事实说话的，不是可以由个别无耻的谣言家任意编造的！至于毛泽东在他一生的革命事业中是为中国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还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甚至十恶不赦的滔天罪行，好在毛泽东时代并未远去，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人人心中都有一杆公正之秤，无需个别无耻的谣言家在哪里绞尽脑汁绕舌！　　

    领袖已化清风去，余晖至今耀长空。九霄不传惊世音，诽长流短任说评。　　

    蚊蝇嘤嗡诚可恶，昏鸦噪聒难为听。慢道浮云能蔽日，试看昆仑刺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