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各国竭力应付和掩盖其经济制度的缺陷。但是到今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未能解决问题的根源和做出实质性整改行动。由此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新兴经济体不敢断定资本主义社会是否真正走出了危机？是否会面临新的危机甚至是崩溃？对这些不确定的争论一直存在着，而争论本身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尽管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的所谓有力干预，资本主义社会金融经济得到了稳定，但其它方面还是问题严重。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在政府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而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在政府债务危机和实体经济不能得到有效恢复。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开始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很难有能力来应付这些危机。
实体经济的复苏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关键。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头号世界经济体，只要其实体经济继续处于困境甚至是衰退，那么整个世界经济还很难复兴。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庞大市场还很难被其它市场所替代，而且更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应付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困局所实施的诸多方法例如滥发美元、贸易保护主义，制造地区动荡等都会继续恶化整个世界经济。
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实体经济的复苏正遭遇着巨大的结构性挑战。传统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经济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体经济的。不过，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体经济的关系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体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经济，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创新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体经济则已经没有了实质性意义的关联。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体经济的危机，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经济的复苏并没有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体经济的复苏。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经济稳定下来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部门（资本利益集团）还是继续强调其金融衍生产品（金融垃圾）的创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体经济的正面影响根本很小，甚至是拖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体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体经济方面，尽管各方面也强调新工业化时代和新兴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的问题，但谈何容易。一旦产业转移出去，就很难再请回来。
再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各国发展经济的生产生活资料已经基本用尽，缺乏发展动力和来源。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早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死胡同，已经没有了经济发展的空间。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部门得到恢复之后还是继续寻找和侵略海外的发展空间。再次，如果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空间，技术创新（金融垃圾）变得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但看来，技术创新（金融垃圾）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可求不可得。而且，现在的技术创新（金融垃圾）往往对就业无助，不仅增加不了就业，反而会大大减少就业。而没有足够的就业，就会产生诸多社会政治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稳定等等。
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经济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人们所确定看到的是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尤其是金砖四国，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而在这四国之中，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被高度关注的对象。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社会主义中国是帮助世界走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最主要的动力。直到今天，世界各国还在时刻注意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宏观局势。
但是，应当意识到的是，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经济不振和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对比之下，人们所讨论的经济多极化的概念很不清楚和明确。首先，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走的都是开放政策。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很不一样，但总体上说都是朝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方向行走的。在很大程度上说，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新兴经济体的成就是在所谓的全球化进程中取得的，是这些国家抓住了所谓的全球化这个机遇。正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全球化，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也就成为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因此，如果是继续的全球化，那么很难实现多极化。所谓的多极化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动力的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根源是多极的。从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但现在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新增长点。
再者，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新兴经济体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就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新兴经济体无论从经济规模、产品、贸易、货币、人口等各方面都接近或者要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经济，但它们在国际经济和经济组织方面的话语权仍然缺失。很显然，到目前为止的世界经济话语权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因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建立了这个制度。尽管这种情况表明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但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新兴经济体也不太可能脱离这个秩序，另起炉灶，确立自己的国际经济秩序。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新兴经济体具有很多共同利益，但这些共同利益不足以使得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新兴经济体结成一体，形成一个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对立的经济体。
在选择了接受现存世界体系之后，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新兴经济体的理性选择便是努力在体系之内往这个体系的上端爬升。
世界经济的这个大格局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国际经济机遇。在所有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新兴经济体中，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体最为庞大，其经济总量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尽管对社会主义中国老百姓来说，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非常低，但的确说明了社会主义中国可以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可以说，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柱之一。虽然社会主义中国的外部经济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但社会主义中国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也在迅速增加。
就经济的全球化而言，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经济侵略，国家内部矛盾，外部战略威胁，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不过，在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和资本主义西方经济互相依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西方可以为社会主义中国制造一些麻烦，例如在贸易和人民币升值方面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甚至是在国内制造动荡和暴乱，但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而发展。相反，社会主义中国则可以拓展新的领域，主要是和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这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些年和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还有巨大的空间。
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在往世界经济体系顶端爬升方面尽管困难，但也是有很大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提升，美国等资本主义西方国家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在调整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经济组织中的作用，例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这样做是要社会主义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但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毕竟是一个机会。
社会主义中国的内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再者，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币的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欧元产生已经多年，但因为欧元不是主权货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很大的限制。欧元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机制，也继续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很难在世界经济上发挥象美元那样的作用。相比之下，人民币正在稳定有序到走出去。随着社会主义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继续发展，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变得不可避免。
也同样重要的，和处于新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西方相比，社会主义中国的内部经济扩张仍然有很大的空间。社会主义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处于世界的中下水平。从区域发展来说，东部比较发达，中西部仍处于不发达状态。但无论是东部和中西部，经济活动还远未饱和。这说明了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较之资本主义西方，社会主义中国经济仍然会处于高增长时期。
所有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中国所面临的机遇。社会主义中国有机遇，但是否能够有效把握住这些机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也有外部。
在很多方面，社会主义中国的内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些不平衡不仅阻碍着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制约着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出了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之后，社会主义中国开始转向建设内需社会，但是内需社会的建设困难重重。在没有有效的社会主义公平公正分配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的情况下，内需社会没有任何制度基础。再者，劳动者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正，不公平。内需社会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一个有效的内需社会，内部经济增长缺乏动力，过度的依赖出口，将直接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西方经济起伏的影响。
因此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必须有个平衡。这些年来，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逐步壮大，新兴产业和新技术快速进行利用，扩大和稳定了一大部分就业群体，同时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有企业主要依靠国家垄断，运行较为稳定，抗击经济危机风险的能力强。同时随着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其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由于国家形成了支柱产业，民营企业可以为支柱产业做工作，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也会被逐步提高。
因此大型国有支柱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平衡。在社会主义社会，国有支柱型企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例如解决就业、保障社会正义和收入公平分配。多年来，中国政府努力想通过社会主义公平公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手段来达成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但收效甚微。其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私有化思想，资本利益集团和走资派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且壮大。大型国有支柱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属于结构性分配。只要两者之间达到平衡，或者说大型国有支柱型企业得到发展，政府在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分配才能最快最稳妥的完成。
在中国，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大型国有支柱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两个层面的平衡和重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根源。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大型国有支柱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是民营企业。现在这两个层面叠在一起，越来越平衡，最终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问题都可以顺利解决。
社会主义中国内部还存在一个如何在创造财富的同时用好财富的问题。这方面问题近年来越来越突出。就内部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效地创造了财富，但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使财富服务与社会的机制。因为内部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的正在改变“改革开放”的一些错误政策而更加的关注服务人民，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些“黑色财富”正在加快向外流出，主要表现在资本家尤其是民营资本家的海外移民。实际上，资本家的向外移民，不仅仅是财富的流失问题，更是对人民利益的侵害，更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很显然，资本家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叛徒和卖国贼。
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中国的财富也同样面临困境。“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来，社会主义中国有效地吸收了大量的资金投入。资本主义国家资金的流入毫无疑问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进步起到了帮助作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了一个经济繁荣，资金过剩的国家，那么还需要不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国家和人民群众开始提倡“自主创新”，因为在过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所带来的技术不尽人意。自主创新很重要，不能对此作简单的理解。它表明，社会主义中国要合理利用投资。谁都知道，技术需要市场，没有市场，技术一文不值。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大，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以投资的方式）都要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市场。现在，一些国内和国外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汉奸卖国贼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自主创新”为名，靠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形成的对知识技术的垄断，力图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很显然，如果“自主创新”演变成经济上的资本垄断主义，那么就会妨碍社会主义中国的技术进步。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问题在于如何继续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投资，并且努力把这部分财富留在国内。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开始退出社会主义中国，而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些国内和国外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汉奸卖国贼的财富也开始流向国外，当下的中国应该是看好家门，必要的时候关门打狗，清理门户！！！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利用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丰厚遗产，把握住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主动力之一。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再次面临不一样的机遇。如果把握住了，社会主义中国可望再上一个新台阶，有可能促成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进入政治经济先进国家的行列。但如果错失了这个机遇，那么可能就要进入道我们的敌人正在热衷讨论的“中国崩溃分裂论”及其和这一阴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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