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网络评论高手们在谈“官二代”、“富二代”的问题，媒体也不时爆出他们令人不可思议的“酷”行，但很少有人去探讨这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东西，什么“二代”虽然很热，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一代”是怎么形成的，这就是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处理得好，公平正义的社会；否则，必然最终导致社会分裂，阶级矛盾激化，暴力事件频出，如同泰国之红衫军、黄衫军，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这事关国家稳定，避免我们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的大问题。
研究社会分层的源头有两派，一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由此社会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具备剥削他人劳动的能力）两大阶层，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则要与工农结合，这基本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私有化）前的中国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办法，“阶级敌人”很多；但也有一些其他的观点则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认为衡量阶层地位的三个标准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
客观的说，改革开放（私有化）前的划分标准是简单精准，至少解释了中国的现实，比如知识分子随着专业化分工的越来越细，也存在分化，可以形成一部分具备一致性利益的群体，有的进入社会主义体制内，有的在社会主义体制外；有的进入了资产阶级思维，有的成为真正的人民知识分子。举个名人做例子，何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可以说是属于体制内的人，而且是大红人，可以上达天听，在某些场合是可以代表国家形象的。那个时候我对何老也是很敬佩的，喜欢看他的文章和书，尤其是他接受某美国著名媒体人专访和到古巴访问后的观点，印象深刻，那时侯他是很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后来似乎被体制外了，其观点和文风都发生了“巨变”，几乎是“逢府必否”，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对的，而且观点是语出惊人，令晚辈我很惊讶也很关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那个时候的文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国内对社会阶层的研究大体上是韦伯组织理论的演化，比如十大社会阶层理论、断裂社会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等等。理论的东西就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翻书即可。我关心的是中国现在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如何形成的，将向何处去。
一般来说，没有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是农民的子女是农民、工人的子女是工人、军官的子女是军人，城里人的子女是城里人，社会阶层是很稳定的。当然在毛主席时代，政治运动直上直下的也不少，但这种社会阶层的激烈运动，却恰恰符合了“择优录取”的选人原则，因为他们经受住了人民的考验和信任。但是因为文革当中没有考虑人民的思想觉悟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文革的真实目的和作用确实不能否定的。所以文革结束后，机会主义分子上台，竟无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可用，因为这时候的官僚集团对于人民群众监督是非常惧怕的，但是机会分子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去改变现状，就是“年轻化、知识化”突击火箭式提拔了大批干部，基本形成了现在的官僚买办政治经济生态格局。有位对官场文化比较了解的朋友说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后，有“坚强信念”的左派右派都被打倒了，剩下的只能是中间派了，他们维稳、左右逢源，但缺乏魄力、革命勇气不足。只能说一些大话和空话，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既得利益。
80年代双轨制价格改革创造了利用行政资源获利的机会，虽然出现了部分“官倒”现象，作为获利主要群体的是“撑死胆大”的个体工商户，时为“投机倒把”现为“物流”吧，因为当时的社会整体认识保守，官员中敢干的不普及，由此刺激了90年代初的第一批官员下海潮。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私有化）体制改革激发的巨大活力，在创造了举世无双的财富的同时，也终结了国家改革的真正目的是普遍受益的格局，原有的社会阶层在利益格局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事关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了。特别是，已经初步成型的既得利益阶层已经具有了对抗政策得力量，政策取向不仅对阶层分化进行优化困难，甚至任何“好”的政策都成了既得利益阶层反而获利的好机会。
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理念上是利用市场力量冲击政府过大的权利和政治意志对社会的捆绑，但由于这种转变是由政府推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私有化），随着财富的迅速增加，权力的价值也大大增加了，特别是提出了“经营城市”以及土地批租在全国的普及，其中蕴涵的巨大财富使腐败和寻租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有了极大的飞跃。所以，有学者将“国家、社会管理阶层”列为中国社会之首，公务员招考的火热也说明了其吸引力。但实际上只有占有组织资源或者说权力的部分官僚能够得到“溢价”，普通公务员生活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买官卖官的需求必然强烈了。
知识分子曾经是臭老九，可谓一无所有，连钱学森都去参加劳动了，我们这位科学家干这个比不上普通群众，但是他却经历了心灵的升华。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重新得到升天的机会，获得了所谓的声望资源，但“脑体倒挂”严重，在市场经济（私有化）转轨提供的机遇和现实对理想的打击双重刺激下，社会责任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知被许多人放弃了，以将知识转变为资本为“己任”，这就是他们高举“知识产权”这个大旗的真实目的。十几年下来，知识分子整体富裕了，但失去了社会声望，尤其是教育产业化使社会良知最后的“守护地”——大学和学术界严重庸俗化、功利化、行政化，“叫兽”“砖家”比比皆是。
其次是商业、民间资本家的社会地位提升幅度是最大的，财富已经成了评价成功的最大标准，即使高干子女也大部分弃从政而从商，特别是资本市场尤其是PE的巨大利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根正苗红的世家子弟，同时，以上阶层大量进入人大、政协，获得了组织资源。可以这么说，目前中国的官学商一体化联盟已基本形成，赢家通吃！其力量已经可以阻碍甚至扭曲国家的正确发展方向了，即使一些出台初衷是改善民生、实现公平公正分配的改革措施也往往变形，使利益流向既得利益群体。
与上述既得利益阶层（我指的是整体上的）对应，在国家探索发展道路之初，农民收入增加，城乡差距缩小，城市居民利益未受损，但随着发展方式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的资源向城市集中，资金、人力、土地三大最核心的生产要素都是如此，农村必然出问题，三农问题尖锐化了。约2亿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也就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不会种田，回不去了，实际上是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又没有融入城市，成为市民，风险在酝酿。
其次，工人原意是指国营企业的职工，改革开放（私有化）前，收入不错，保障齐全，一个企业一个小社会，虽不富裕但很安逸。有朋友问：以前国有企业什么都包了，生老病死，子女上学就业等等，邻里关系也很密切，为什么后来都没了呢？的确这种小社会给很多现在40岁以上的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但问题是，市场经济（私有化）后，没有计划的保障，企业比的是产品质量、价格和劳动力成本，自负盈亏，国营企业背着这么大的社会负担无法和已经形成私有化的以廉价劳动力为资本的私营企业竞争，生存困难，所以才有了一系列的国企改革尝试，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等等。随之而来的是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大量破产改制，大批工人下岗，生活无法保障，人民怨声载道，同时付出代价还有国有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随之产生后再剥离，其实这是叫人民的储蓄为这些买了单。关键是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体系，对许多工人来说，只能是便宜买断、下岗，特别是中年工人再就业困难、生活艰难，利益损失严重。
总之吧，80年代社会各种活力极大释放，社会阶层变动很大，但阶层间的通道开放，主要是普惠大众的发展方式，即使某阶层有失也必有得，没有人能够通吃。但90年代以后的改革，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群体的同盟化、一体化，获取了几乎所有发展措施的好处，而农民、传统的工人也就是现在城市的一般市民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甚至是牺牲品。
而社会阶层是可以继承的，富人可以制造“富二代”，官僚和知识精英本来难度比较大，但随着教育产业化和高校的疯狂扩招，以及海外教育的简便化，他们有能力使后代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走向社会时，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子女提供好的工作和发展机会。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是改变个人出身和所属阶层最好的甚至唯一的机遇，在高校是“天之娇子”阶段，农村孩子只要能上大学就意味着上升通道被打开，记得我当年上大学时，因为家兄的熏陶，象棋、围棋、羽毛球在班里无对手，足球是系队，篮球是班队，虽然来自农村，虽然穷点，一块红烧肉可以让我两眼发绿光，但与乖巧或物质生活相对优越的城里同学相比却很有心理优势，因为，虽然付出的多一些，农村小孩能来到城市站在一个起点上，表明本身比你优秀，而任何城市最优秀的群体都基本上是外地人，典型的年少壮志和奋斗热情，时代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机遇，可以改正错误重新开始。现在很难了，因为大学的扩招，来自农村的孩子相对比例大幅减少，而大学的快速贬值，上学即贫困、毕业即失业使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无法通过教育改变所属阶层。
目前，中国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越来越深，利益受损群体或者说普通百姓家庭的子女想向上走的难度越来越大、机会很少，阶层划分趋于固化，近些年来的大量政策包括农业税全免、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对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打破和纠正，只能是让利益受损的人民群众有个扶手不会掉下山崖，而离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差之甚远。
社会不公平的阶层分化和固化，必然导致大多数底层群体和上层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群体性事件必然越来越多，手段也可能越来越暴力；从中长远看，这种经济发展、政治基础的链条也很脆弱，不可持续，社会隐患在积累，甚至可能突然爆发。那么这个结果是否可以避免呢？当然可以但为时已晚，现在的关键是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阶层分化能否被结构优化甚至是打破，特别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官学商联盟能否被打破！这就涉及到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了，也就是说，中国通过市场经济（私有化）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中国也从一个虽贫穷但相当平均的国家发展成为相当不平等的国家，探索发展初期的万众一心已经被今天的利益严重分化、心态对立所取代，不断激化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考验中国向何处去！
目前主要有两种思潮，一是简单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探索国家发展路线的走了市场经济（私有化）所惹的祸，应该推倒重来，回到毛主席时代，回到所谓计划经济时代，很多既得利益群体也对此推波助澜（他们当然要这样，因为他们掌握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可以继续获得他们的既得利益，其实是借毛主席的大旗行他们的私利）；一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私有化）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贫富分化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私有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为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普通大众为代价暴富，这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其实就是想借机推翻我们现有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国搞多党执政，推行代理人政治）。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私有化）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最重要的三大经济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仍属国家控制，而在现实中，政府仍然是资源配置的决定者、投资活动的组织者，本来应该由人民群众通过公平正义的手段配置的资源，很多还是由政府部门事实上相关官僚来配置，由此在很多时候资源配置权被异化为官僚经济下的权力寻租。因此，市场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或者个人，能够获得经济资源的多少和优劣，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与权力的关系远近和密切程度，最终就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格局。
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法治，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产生，力量很强大，他们既害怕人民民主，因为不愿人民来制约其行为、分享其利益；又需要市场的遮羞布来抵御政府出于社会公平和人民监督的干预，每当政府出台类似政策时，总有代言人站出来为他们定义的“市场”辩护，最后使政策走样、变异，实在不行，就抬出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帽子压人。由此，官学商利益联盟得以形成，越来越难以攻破，前国资委李大员离职时对自己的评价是“忠臣”，并说自己在央企负责时，也是需要送礼的，其意值得玩味乎？
其实，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要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而是政府权力的合法边界和义务问题，后者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不是停留在纸上的法制）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比如国企探索和拆迁，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变相流失，要解决被拆迁人基本生活保障和发展出路保障，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包括现在的保障房建设不能市场化，不能推给社会；前者是要从市场领域清除权力之手，政治决策进程对人民开放，使民众能参与国家发展方式的决策，制约权力滥用。显然这离不开政治体制完善和纠正，因为不如此，利益集团打不破，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无法建立，或者说，如果中国消除不了特权、垄断以及不劳而获的根源，让社会的特权阶层可以继续依靠权力和资源来对内掠夺财富，普通百姓没有机会在法律的保护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获得财富，中国的前景并不光明，我想这也是真正毛泽东思想者一再呼吁进行政治思想路线回归的原因吧，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宗旨和目标就是要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和决策者，要让社会的各种资源成为服务人民的资源，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我们的南方发达省份地区，广东，深圳接连出现一些社会问题，一时成为社会的热点，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的民工大返乡，8万“高危人群”，特警镇压讨薪等一系列问题，给我们的党和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争议。有人说：要让老百姓从心里喊我党万岁。但是我想问问做这些事情政府官员和企业主，你们真的是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吗？还在为一些人和势力集团服务？我也佩服有强烈党的正确思想意识的那一群人，他们在中国的西部开启了唱红打黑，为民工用特警讨薪，叫党员干部和大学生下乡深入生活接触群众，他们才是真正在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使命，他们也才能代表我党接受人民的尊重和信任。正如我党宗旨所言，我坚信我党是没有任何私利的执政党和革命队伍，惟有这些真正的共产党员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向国强民富，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和革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这个使命相比，能否成为领袖是次要的，毕竟人类不过几千年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了地球不堪其负的今天，一万年的东西还没有，一万年以后会怎么样？留给历史吧，我相信我们的党能做好自己的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当然首先要逐步解决目前中国的突出矛盾，抬头看天、低头看路。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为了民族，为了国家发展而努力奋斗，革命精神永远年轻。
最后我引用雷锋的一句话“人人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颗螺丝钉”，要甘愿做一个为国家大机器稳定前行而努力工作的小零件，因为零件虽小，但是却做着他该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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