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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中国特色公民社会兴起 ：
“公民社会就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 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由于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又不属于市场系统(第二部门)，所以人们也把它们看作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
当前在城市交通建设和乡村水利设施不断出现的自然与人工的矛盾，其根本在于“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行政机构的流动性与政绩的短期性与地方经济的自然限制和长期延续性的矛盾。行政换届所造成的规划断裂和绩效评估的单一标准，使得信息调控成为单向流动的堰塞湖。（这体现于游击战与集团军之间）
社会学里有一个“150人法则”，也就是个人在有效社会关系中存在着生物学上的限制，基本上相当于原来的村级规模。现在的不同在于，由地域性向专业分工转变，譬如亲友、同学、同事等等。这体现在社会组织上，譬如上、下两院，人大常委会，董事会等人数一般都控制在200人左右。（这体现于大国企与乡镇企业的时效上）
而各级代表之间的连接、转导则有另一个法则，即“六度分离”，也就是说各级组织之间联系是一个乘数效应。这体现在分工协作上，就是各级人代上下之间按专业分工进行信息反馈，同级之间按专业分工分组协作。这就像中枢神经跟各级细胞组织一样是有机构成的，如果是单向单一信息模式那就是单细胞化或者癌症化。
不能把人代会简单的分为立法机构，而应当是一个地方性的纵向长时段（因为地域性）反馈组织；相对的行政组织则是换届、轮值（因为跨地域性）的级差勾连的横向组织。人代会应该是城乡长远规划的最高决策机关，而行政首脑则主要负责左右沟通、和跨区域协调。
汪晖：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在19-20世纪，政党是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血肉相连的。为什么社会运动必须以政党的形式出现呢？因为作为国家机器的议会只向政党开放，政治权力因此被政党所垄断，但伴随着政党的国家化，它作为政治组织的功能大幅度退化，最终与社会运动完全脱节。我在前面提及印度有一个特别好的方面就是社会运动特别发达，而且草根性社会运动特别多。但这样的社会运动的作用有限，因为在多党制条件下，议会和政治权力都被政党垄断了，社会运动无法参与到里面去。政党的结构本身不民主，而社会运动又无法变为国家政策，这就形成一个僵局，政治危机随之产生。印度国大党在索尼娅•甘地的主导下，试图向社会运动开放。国大党长期被认为是中上层阶级的政党，但它却是印度唯一一个向社会运动开放的政党。
在中国，政党就是执政党，实际上已经与国家融为一体了。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能够向社会运动开放，情况就会很不同。全国每年大约有8到10万次群体性事件，事实上对国家的政策产生着作用，但这种作用的产生是相当被动的。如果这些社会运动能够通过农协等形式合法存在，并通过政治协商或人民代表大会机制，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就是一种民主实验吗？在这方面，印度有不少好的经验，比如“人民科学运动”。他们不仅以将科学归还为人民为诉求，而且直接参与了印度的教育、医疗等改革政策的制定。政党如同国家的动脉，而社会运动是毛细血管，现在毛细血管坏死了，动脉与人体的关系也产生了危机。政党如果能够向社会运动开放，就相当于动脉与毛细血管之间重新接通了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政党也不再是旧式的政党，而是一种国家整合机制。这不就是一种后政党政治的民主的雏形吗？以前面提到的五个平等为取向，对人民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形成一种综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就是人民自我管理和直接参政的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当今把世界推向战争的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事实上，即使西方所有国家都采取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时仍保持它们的国家主权，东西方依然会发生权力冲突。当前，在经济制度上表现出来的狂热，在我看来是毫无理性的。美国的经济生活应当象现在这样由一部分人操纵，还是这一小部分人应受国家控制也许是重要的，但为在这个问题上激起的任何狂热情绪辩护则无甚必要。”
《原子战争还是和平》——爱因斯坦于1947年11月《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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