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接受中国知识分子启蒙的人中的一个，学生时期也算是个自由派（那时候好像大家都是自由派），印象中很早就听他们在说“说真话”了，言下之意是以前都在说假话，现在要说真话了，还论及说真话的可贵，说真话的勇气等等，我还见到有的知识分子自称真话不一定全说，但一定不说假话等类似的表述。
我应该感谢当年知识分子对我的启蒙，因为他们让我特别珍视“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追随主流。唯一遗憾的是到了今天，我的独立思考让我对主流知识分子的行为产生了怀疑，渐渐的反了这个老师。其实，我成长的过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基本上就是主流。今天，我要更深层的透视一下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复宣贯的“说真话”。
无疑，“说真话”是一种优良的品质。同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说真话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并不对其深入的思考。可实际上，“说真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想，也许很多嚷嚷“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对什么是“说真话”并不清楚，因此，有必要对这个话题做一番辨析。
一．什么是“说真话”？
你知道什么是说真话吗？如果你知道，请回答下面一些问题：
1. 今天星期五，张三问李四：“今天星期几？”李四回答：“今天星期二。”请问：李四是说真话还是在撒谎？
2. 今天星期五，张三问李四：“今天星期几？”李四回答：“今天星期五。”请问：李四是说真话还是在撒谎？
这问题是不是太容易了，小宝宝都能回答，真的真么容易吗？请接着回答下面的问题：
3. 今天星期五，张三问李四：“今天星期几？”李四自己搞错了，他以为今天真的星期二，于是李四回答：“今天星期二。”请问，李四是说真话还是在撒谎？
4. 今天星期五，张三问李四：“今天星期几？”，李四自己搞错了，他以为今天真的星期二，但是他想骗一骗张三，于是李四回答：“今天星期五。”请问，李四是说真话还是在撒谎？
以上第一问可以和第三问结合，第二问可以和第四问结合，经过对照，请问，到底什么是“说真话”呢？
现在结合上面四个问题分析，1、2两问我们可以看成一组，一般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简答而直接的，这也是大部分觉得“说真话”是简单的事情的人的思维方式。而3、4两问无疑让事情复杂化了，因为它考虑到了人的主观问题。简单直接回答1、2两问的问题，它背后的逻辑是一个人是不是说真话，只要看他说出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是和现实没有出入的？如是则是真话，反之则是假话。这是第一种说真话的演绎和标准。从3、4问中就有了第二种演绎：说真话就是说出自己发自肺腑的认为是正确的话，即使这话并不完全符合现实，那也认为他是在说真话；如果发自肺腑的认为某句话是错误的，依然把它说出来，即使这活实际上是符合现实的，那也认为他是在撒谎。
以上两种“说真话”，你认为那种更合理呢？无疑，第二种才是合理的，这样才能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因为仅凭说出的话是不是绝对正确来判断是否真话，那对人的要求太高了。举个例子，以前科学不太发达的时候，人们都支持地心说，那按照第一个标准，当时人们在谈论这个话题时，不都在说假话吗？因为实际上地心说现在已经完全推翻了，被证明是错误的，由此我就证明了当时的人不说真话说假话，那是不是对他们太苛刻了。即使今天我们全社会都认定的事实或思想，也许再过若干年，也会有新的发现证明是错误的，那我们不都在说假话吗？因此，鉴于绝对符合事实，绝对真理之类的玩意我们其实都没有把握，如果有人宣称他有把握，我看也是不可信。因此，我们恐怕只能把“说真话”定位为说出我们真心以为是事实的话，这样才合情合理。
二．中国社会的“说真话”乱象。
中国社会似乎是个思考能力匮乏的社会，是一个人们普遍跟随主流走的社会。西方社会是不是也这样，因为我没有生活在其中，对其的了解有限，所以不能下结论，当然我也不认为它就一定是个人们都能独立思考的社会，因为独立思考其实是个苦事，西方人未必不想走捷径省事。
我上面对“说真话”的辨析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稍有逻辑能力的人都能做出来。但是我们社会就是缺乏再“多想一点点”的意愿，这样就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就因为没有这种适当的辨析，当人们在谈论说真话时，就陷入了混乱。下面说点典型的。
人们在谈论说真话时，不自觉地就把上面说的第一种演绎当成了标准，动不动就说某个人说假话，似乎从来不考虑那个人是否真的认同他说的话，这就是不动脑子的表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也曾把美国说的像一个完美的天堂似的，人们都如何幸福的生活在天堂里。今天按照第一个标准，我其实是在说假话，可是我当时的确认为我是在说真话，我说的都是从报纸上和书里看来得，而且我当时对于印在纸上的东西是比较信任的，今天当然不会这么傻了。因此，我还是建议，今天我们在评论某人的言论是否是真话，还是应该考察一个他的主观认同。比如茅于轼先生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评论毛泽东的文章，很多左派朋友都指责茅于轼撒谎，说假话。我倒觉得从茅于轼先生的一贯言论看，他可能真的认同他的文章的内容，因此我觉得茅于轼可能还是说真话了，如果你认为他的话不符合实际情况，那不妨提供自己的证据证明他错了，但不要立刻就说茅撒谎了。人对社会和世界的认识有不同，观点各异也是正常的，关键在于人能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把自己的认识能够说出来，这样就是说真话，就是值得赞赏的。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来没有发现从这个角度来评论人们是否说真话，我希望这个角度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还有一个说真话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说“局部真话”误导民众。中国社会的这种“说真话”乱象，就是知识分子们是在说真话，而且说出的话同时符合我上面提到的两种标准，那这种说真话是不是一定没问题呢？问题还不小呢，那就是知识分子说的真话是一种“局部真话”，是一种视野狭隘的真话，这种“真话”对民众有很大的误导作用，使民众不能客观的看待事物和问题，使民众的偏见增大，也就是说，这种真话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比如说，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总是把当下中国的黑暗面告诉民众，这些黑暗面很多是真实的，给民众的影响是民众只知中国如何黑暗，如何的糟糕，似乎在中国生活比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生活都糟糕，这就是“说真话”给民众的误导。当然中国一定是有黑暗也有光明，有些西方人和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的只说“局部真话”，只不过反其道行之，只关注中国光明的一面，所以“中国威胁论”越来越热。因此，民众要想能够客观的看待问题，就不能只关注一个方面的“局部真话”，恐怕对于其它的甚至相反的“局部真话”也是要看一看。这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办法，因为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能够客观的看待问题，能够给我们提供客观全面的事实而不是“局部真话”，那么我们就不用在不同的“局部真话”里跳来跳去的去分析判断全局了，可是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没有这个意愿去做。
三．知识分子的“说真话”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知识分子的“说真话”我们听多了，我不由得想更深入的观察这个说真话到底是什么。观察的结果很令我惊讶：那就是知识分子几乎都提倡说真话，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他们所说的“说真话”是指别人和自己的言论保持一致就是说真话，和自己的言论不一致就不是说真话。我想，这样的情况有点观察力和思维能力的人都能举出例子，看透这一点，我于是明白了，谁他妈的在乎说真话？“说真话”不过是推销自己思想的一个工具，今天自由派知识分子有了话语权，一个劲的嚷嚷说真话，无非是要人们说自由派们启蒙给他们的话。假如自由派不喜欢什么人或事物，如果其他人说这些人或事物还不错时，立刻“不说真话”的帽子就扣上了，也不管那些人说话时是否是真心的，反正我认为你一定是巴结的，犬儒的，一定不是真心话。
巴金先生晚年写《随想录》，魏巍先生晚年写《新语丝》，这是两位老人的泣血之作，虽然观点不同，但都是说真话。如果主流媒体真的推崇说真话，那么这两位老人都是值得赞赏的，可是主流媒体对巴金的赞赏连篇累牍，而魏巍呢？谁管你？谁提你？巴金先生的书符合右翼知识分子的口味，就成了“说真话”的标杆，而魏巍当然就无人提及了，因为《新语丝》不符合主流的观点。
你懂了吗？提倡“说真话”其实是个扯淡，让你追随我，和我保持一致才是正主。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你以为话语权是吃干饭的？我的地盘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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