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大道国学：官话、“人话”与闲话》、《大道国学：华人、汉人与唐人》及《大道国学：遥想大宋的“大蛋糕”》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经济发展富裕之极，文化科技发达之极，军事装备强大之极，却又是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之极！这个矛盾至极的大宋王朝，的确是创造了中国社会空前绝后的历史之最！
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难道真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所致吗？任何理性的分析研究，都首先必须建立在同一历史条件下的可比性基础上。如果真是像今天某些“洋务”专家精英们所讲，是因为大宋没有坚持以“做大蛋糕”为中心，或是大宋缺乏先进发达的“科技第一生产力”，亦或是缺乏“韬光养晦”的“和平崛起”谋略，乃至于是缺乏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这在当时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那么，就只能是因为缺乏现代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了。但试问，当时抢分大宋“大蛋糕”屡屡得手的西夏辽金蒙元，是因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先进吗？
况且，在后来“老欧洲”自15世纪开始远洋殖民，并大肆抢掠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的时候，西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又在哪里呢？可见，西方列强的抢掠起家，只不过是与西夏辽金蒙元强盗习性的击鼓传花和创新翻版罢了。而今天西方列强的富裕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发达，恰恰是抢掠的结果，而绝不是富裕发达的原因。至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是给这种因果倒置提供强词夺理的文化“马甲”而已！中国人自1840年“洋务运动”以来，始终走不出这个文化迷雾，也正是因为西方列强文化“洋鸡汤”的忽悠所致。
当时，大宋“大蛋糕”的表明繁荣，不仅引来了外强的抢分贪欲，而且国家内部也始终蕴藏着尖锐的官僚腐败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由于内部“分蛋糕”不公，王小波李顺方腊及“水泊梁山”的“山匪”们就蜂拥而起，开始自行组织“抢分”。这种“蛋糕”分配不公的贫富两极分化，才是雍容富态的大宋帝国的致命“内伤”。那么，“分蛋糕”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又是哪些人呢？首先是通过亦农亦商经营而形成的土地兼并豪强豪族，其次是臃肿庞大的军政官僚及文士阶层。当然，作为农商豪强和官僚及文士集团的总代表，宋朝皇室贵族的利益优先就更不用说了。
亦农亦商的土地兼并，是基于土地私有制生产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的先天顽疾。只不过在市场经济空前发达的宋朝，这种亦农亦商的土地兼并狂潮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当今某些精英专家鼓吹的土地市场化和私有化，其实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就已经不是什么先进思想了。如果再考虑到可能的两极分化加剧，那就更不是什么先进文化了。
据史料记载，宋朝官僚机构之庞大和官僚待遇之优厚，也堪称历史之最。故此，有人戏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公务员最幸福的时代”。其中，对儒家弟子文人学士的优待及其“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在宋朝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换句话来讲，大宋帝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分蛋糕”机制，也正是儒家弟子尊卑贵贱等级礼教文化设计的时代经典。
上述文章观点在网上发表后，激起了广大网友读者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讨论。其中，网易新闻论坛《国际关系》栏目的“山姆兄”网友跟帖评论道：“说到这个问题，还真要跟你讨论几句。你说‘但试问，当时抢分大宋‘大蛋糕’屡屡得手的西夏辽金蒙元，是因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先进吗？’ 相对于当时中原王朝的封建君主制，这些化外小邦的国家体制还多少带了一些民主的色彩。以蒙古为例，大汗之下还有小可汗，再往下还有贵族、部族首领等等。有什么军国大事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要看大部分贵族、首领们的意思。相当于议会制，重大决定要由多数派决定。这不是先进文化吗？ ”
这位“山姆兄”网友的质疑观点，的确很有讨论价值。也就是说，若以“民主”为文化先进性主要衡量指标的话，大宋帝国的连吃败仗，也便是因为败于西夏辽金蒙元的“先进文化”了。再以此来解释自“唐宋之变”以后中国的衰败，似乎也可以解释得通。于是，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普世价值”的振振有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此看来，昔日的西夏辽金蒙元，反倒成世界“普世价值”文明的先行者和领航员了！然而，历史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山姆兄”网友所说的蒙古部落和部落联盟的这种贵族“议会制度”，历史上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不但蒙古部落如此，此前的女真部落、契丹部落及更早的匈奴部落，都有类似的体制。比较类似于邦国组织形态的，还有像周朝及以前“天子”之下的诸侯“分封制”。这些部落“议会制”和“分封制”，相对于秦朝开始建立的封建君主制中央集权制，似乎也的确是比较“民主”一些。在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古希腊商业城邦及城邦联盟的“市民社会”，似乎也是比后来的罗马帝国更“民主”一些。
其实，这里首先涉及一个民主的概念和定义标准问题。若从民主的个体私人性与集体公共性的普及程度来衡量，可以分为狭义民主与广义民主，或是“少数人民主”与“多数人民主”。其中狭义的民主，可以称为“贵族民主”或“精英民主”。广义的民主，可称为“大众民主”或“人民民主”。二者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民”的人权尊严和公民权利是否普遍平等。而这种普遍平等的前提，又是建立于人人经济地位平等这一物质基础之上。就现实社会来讲，只有公有制社会，才能够具备这样的基本前提。各个阶段的私有制社会，在经济地位“人人生而不平等”的基础上，再去讲平等讲民主讲公平，本身就是虚伪的道德欺骗。
在历史上，东方的部落“议会制”和“分封制”也好，西方的希腊商业城邦及城邦联盟“民主制”也好，均是处于私有制的奴隶制时代，“主人”与“奴隶”的森严等级，使得其各自社会成员之间连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都不平等，所以充其量只是少数贵族精英阶层的“内部民主”，“平民”或“自由民”会享有“有限民主”，奴隶们自然根本是与“民主”无缘的。直至今日，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民”，譬如“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及“国退民进”之类，实际上都是假广义的“民”之名而为狭义之“民”争利。所谓的“民主”与“民权”，也是同样的道理。
直到现代私有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照样是经济地位“人人生而不平等”。在此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对于各政党政客的竞选经费赞助和议会法案利益游说集团的“议价能力”，“民主”权利的天平必然是倾斜于资本实力强大的一方。这样的“公民社会”的“民主游戏”，操控主导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私人寡头资本集团及其买办精英阶层手里。至于“公民们”定期行使的“民主选举”投票权利，只是在这个资本精英集团阶层内部竞争胜出的“候选人”之间，进行“民主选择”的权利。因此，这样的“民主”，充其量只能算是“精英民主”或“金钱民主”。用今日美国“茶党”人士的话讲，就是美国的政治权利已经“拍卖”给了最高“竞价者”。
那么，古代的部落“会议制”和“分封制”，与封建君主制中央集权制，究竟哪个更“民主”呢？若从大众民主或人民民主的角度来看，此二者都是不民主的。但若从狭义的民主角度或是民主普及性程度来看，首先奴隶制社会形态是根本谈不上人的尊严平等与民主的。而即使是有“贵族民主”，这些贵族也只是社会上的极少数人。封建社会尽管也是私有制，但相对于奴隶社会的贵族阶层，地主及自耕农的数量已经大大普及。封建君主作为维护地主阶层利益的总代表和权力象征，其所代表的“民主”的广泛性，自然相对于部落“会议制”和“分封制”时代要提高了许多。从这个相对意义来讲，封建社会应是比奴隶社会具有时代进步的文化先进性。
如前所述，从西夏辽金蒙元游牧部落对大宋帝国的轮番烧杀抢掠，到“老欧洲”对非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及亚洲中国人的烧杀抢掠，应该都是有着人类原始野蛮强盗习性的一脉相承。落后民族基于野蛮暴力倾向的一时侵略得逞，并不能证明他们“贵族民主”和“精英民主”的文化先进。这种民族性的集体战争狂热，我们从“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身上，依然能够看到人类原始野蛮强盗习性的文化因子。从文化角度而言，自“唐宋之变”一千多年以来，中国在东西方“蛮夷”的左右轮番攻击下，一步步衰落到了谷底。同时，也使中国人陷入了深重的文化危机。
在此过程中，蒙元最后的“赢者通吃”，并一路狂飙西进。不但“打醒”了“中世纪黑暗”的欧洲，而且同时把中国先进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及航海技术，都“原装正版”成套地“送”给了欧洲。这个东方来的“草原使者”，既是让欧洲人丧胆的“凶神”，却也是给“中世纪黑暗”的欧洲送去光明的“盗火者”。当中国把世界先进科技领航员的“火炬”输出传递给欧洲后，自己便开始进入了长达五百多年的酣梦。那边厢，经过“文艺复兴”的精神准备，欧洲人即开始杨帆远洋探险领航世界了。
与东方“蛮夷”部落文化自卑的坦直不同，西方“蛮夷”的“野蛮崛起”，虽然也依然是“坚船利炮”烧杀抢掠开道，但在完成了“第一桶金”的原始资本积累后，就迅速举起了世界“普世价值”布道的文化大旗。俗话说，“流氓恶霸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个高举着“先进文化”大旗的西方“蛮夷”，也确实对从中国接手的世界先进科技进行着研发升级，但关键还是这杆“先进文化”大旗，一下子把历来看重文化的中国人给弄懵了。
当然，也不能说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真的没有一点文化含量。毕竟，欧洲人还是从古希腊文明“文艺复兴”了一些名词概念。不过，更为核心的秘密在于，“威尼斯商人”的商业金融基因，原本就是希腊商业城邦文明的古老遗传。“钱生钱利滚利”的金融致富术，始终在支撑着一批高利贷者和银行家的生存。尽管，他们在“中世纪黑暗”的神权桎梏下，挣扎生活得十分憋屈。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中国取经带回“东游记”，哥伦布从意大利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去跟国王谈远洋探险的“合伙生意”，都是有这种商业文化渊源的。“文艺复兴”自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诸国。包括“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美术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这些文艺巨匠都出自意大利，也都绝非偶然。
社会关注的聚光灯，往往是照在前台表演的文化明星身上，而这次“文艺复兴运动”的“投资人”和主推手，却是默默无闻的金融家们。他们先借助各国封建“王权”，以“人性”与“人权”的名义，把“人”和“王权”从“神权”下解放出来，这不能说不是进步。然后，再借助“王权”搞“合伙生意”，成群结伙远洋世界去打劫“抢钱”，这便是自15世纪开始的殖民掠夺时代了。再接下来，就是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推翻“王权”。再接下来，便是长期操控选票市场“权钱交易”的“民主游戏”了。直到今天，西方世界的“国际惯例”和“普世价值”游戏，幕后“投资人”和主推手，同样是当年投资“文艺复兴”的金融家们的后世传人。尽管，这个“金融总部”已经“迁都”于新大陆的纽约。
而这种“精英民主”或“金钱民主”，实际上就是“股份制民主”。社会成员的“民主权利”，便是按照个人经济地位与私人资产的比例分配的。私人资本数量多，“民主权利”就自然大。而工农大众无产者，就只配免费享受“民主游戏”的盛世狂欢了。在此“股份制民主”工艺生产的市场经济GDP“大蛋糕”，也自然是按照股份制比例切分的。当下有关“做蛋糕”与“分蛋糕”的争论，其实本身就没有弄清这个“股份制蛋糕”的原始成分和结构。
还是一句老话，“流氓恶霸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自中国“唐宋之变”和西方文明的“野蛮崛起”以来，以金融家为“操盘手”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实际上就是在“坚船利炮”的护航下，进行着“普世价值”的文化产品推广营销。他们以金融货币为“法器”，营销的是文化，而收获的是全世界真金白银的财富。这种有无相生虚实相形的思维，或许也是从中国文化的“偷经学艺”，只不过是走火入魔进了“歪道”而已。可就是这种基于原始野蛮强盗习性的“歪道文化”，至今还让中国人未能洞破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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