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而自豪——访刘晓铎教授

为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而自豪

——访刘晓铎教授

7月17日，我们乘坐王忠祥老师的面包车来到刘老家。这是一栋很古老的房子，屋里陈设非常简陋。刘老在床上铺上了凉席，还特意为我们准备了矿泉水。他很热情，很随和，先让我们自我介绍。他看起来精神很饱满，身体很棒，那股子劲不像是80岁的人。

刘老给我们讲的主题是《为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而自豪》，主要讲述了他在四清运动，在干校学习劳动，在工厂工作的见闻和收获，从中逐渐认识到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真理。

一、四清运动，我在农村待了3年，参加实际斗争。

1962年，我从青海调到天津计委，1963年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天津计委的同志一批一批到农村参加运动，其中很大一部分几个月就回原单位了，我在农村尝到了甜头，总共待了3年。

当年毛主席一直强调社会主义还有阶级斗争，干部不要脱离实际，要参加实际的斗争。在这3年中我从工作队队员，干到队长，再到指导员。工作队的权利比村支书的权利还要大，它的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揭发干部多吃多占和贪污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要给村里留下一套好的领导班子。

我们工作组到农村去都是安排到贫下中农家吃派饭的，这对贫下中农来说是一件光荣的事，但我们不能吃贫下中农家的荤菜，否则是要做检讨的。在吃饭的过程中了解村里的情况。刚开始到农村，我组织村民开大会，给村民讲话，结果发现村民打瞌睡的打瞌睡，稀稀拉拉走的走，没几个人听我的，这让我很尴尬。会后总结才发现自己讲话一口学生腔调，不会用群众的语言，也不了解村里的社会问题，讲不到他们的心坎上，不合他们的胃口。后来我才慢慢学会怎么去做农民工作。

比如，去一家农民家里，大嫂在做饭，你抱抱她的孩子，她马上就觉得你这人没架子，不嫌孩子脏。这样和她聊天，唠家常，关心群众，了解群众，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群众才会讲实话，才能发动群众。
在这3年中，我才逐渐体会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才逐渐理解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才明白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

二、五七干校，我在天津东郊劳动了4个年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机关干部都要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但工资不变。当时天津市要求在天津东郊开垦一万亩水稻田。东郊是海滩，要开垦稻田，需要修大量的水沟，排咸水和灌淡水。

那时候没啥机械，几乎完全靠人力。要修水沟需要挖泥。“四清”运动时，我们也挖渠，那时一铁锹下去，泥巴上不来，周边的两个学生看见了，就用手把泥巴抱走，而农民则可以一铁锹下去，一甩泥巴就出去了，这让我很狼狈。在干校劳动，慢慢的我也能像农民那样一铁锹就把泥巴甩出去，有一次一不小心，把泥巴甩到一个女同志脸上去了，还好女同志也没有追究我责任。72年我到南开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学校修水沟，学生们都不会，领导看我一铁锹下去能把泥巴甩出去，还能把沟挖的很平整，又没有架子，所以挖沟的活我也干了不少。这都得益于干校的锻炼。

在干校的这四年，我深深体会到了米饭的来之不易，这绝不仅仅是读《锄禾》中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能够体会的，只有参加了现实的劳动锻炼，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

三、在天津飞鸽自行车厂当了一年工人

1972年，我是造反派头头，结束五七干校学习以后，我想搞理论，研究点学问，方向是政治经济学，当时天津只有南开大学有这个专业，我就到那里去了。很多同事朋友都劝我去机关，因为当时知识分子是不吃香的，有一种说法叫做“臭老九”，不像改革开放后的专家教授（不过如今也都臭了）。但我坚持到学校去，主要搞农业经济调查，研究人民公社。

开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想要编一本关于企业管理的书，于是派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到了天津自行车厂。飞鸽自行车厂借鉴过苏联的经验，据说刘少奇和陈伯达也曾以它作为“点”，是一个典型。

我在飞鸽自行车厂给老工人当学徒，给他递钳子之类。其他几个同事没几个月就回学校了，我留在了那里。后来厂里让我当零件车间的支部副书记。有一次，在车间干活时，听到有的工人说“干活吃饭，挣钱养家”。我想这不是雇用思想么？这是没把自己当社会、企业主人的思想。于是我给支部书记提建议，建议让工人学习《雇佣劳动与资本》。厂里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建议。我们零件车间的工人轮流脱产学习了一段时间，学习后的效果和学习前的效果还真是不一样啊，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大大的提高了，工人喊出“不当商品，要当主人”的口号。厂里看我们车间效率大大提高，工人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不少，就号召别的车间来我们零件车间取经，全厂的工人都要学习。
那时候工厂的党委书记还没有八级工工资高，工人的生老病死都有保障，不用担心失业问题，不用担心孩子上不起学，不用担心看不起病。厂里的副书记，副厂长、车间主任都是从工人当中提拔上来的，工人以厂为家，生产积极性特别高。厂里积极发动群众搞技术创新。
有一个老工人，不会用圆规，就用瓶盖画圆，大家都积极搞技术创新。党委书记也大力支持工人工作，敲锣打鼓表扬干的好的工人、车间。那时候干群关系好的很啊，大家都很亲密，党委、车间书记也没啥架子，工人家属都叫车间书记的外号，以至于他的大名大家知道的倒不多。干部们来的早，走的晚，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晚上工人们搞政治拉练，只有2毛钱的饭吃，可是那股劲却是足得很。什么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这就我见过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解放前天津基本上没啥工业，解放后也就20多年时间，天津建立了很多工厂，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工业城市。有些人总是看不见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把毛泽东时代贬的一无是处，这是他们的立场不一样。

毛主席对干部管理也是非常严厉的。经常搞一些运动，发动群众监督干部，让他们不敢多吃多占，贪污腐败；又要求干部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要经常下去，体验人民疾苦。所以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是相当清廉的，社会风气也非常的好。这一方面是大家的基本生活有保障，所以偷盗之类的事就很少；另一方面大家如果对政府，对官员不满意可以提意见，可以贴大字报。现在就不行了，网上各种报道贪污腐败的多了去了。

能够在毛泽东时代成长是多么自豪，我们这代人是很幸福的。你们就没我们这个条件了。比如你们想去工厂或者农村搞搞调查，没人接待啊，政府不支持，甚至还阻挠。我们那时候那是鼓励到农村，到工厂，到广阔的天地去的。

接下来有一个来自农村的姑娘向刘老提了一个问题。她说“我虽然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可是对人民公社却没多少了解。因为我出生的时候人民公社已经解散了。但我听见有些人说大炼钢铁，说磨洋工。人民公社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为什么几乎没修过水利了？一个是因为土地成了一家一户的，实际是私有了，另一个是没有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但是人民公社却不存在这样的的问题。因为土地是公有的。土地公有是很有好处的，要想修水利就很方便了，像平整土地，修建水渠，修建大大小小的水库，搞试验田，实现机械化等等都是大家一起受益的事。农田基本建设搞好了，生产上去了，大家日子都会更好过。

1958年，那时候我还在人民大学上学。我们去参加十三陵水库的建设，虽然只有十天的时间，可是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条件是比较艰苦。住的是民房，那真是人挤人，晚上想上厕所都没有下脚的地，睡的全是人。水库工地，那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敲锣打鼓啊，大家都搞比赛，挑起来两个箩筐小跑，妇女都不例外。那时候可没有什么挖土机，只能靠一根扁担两个箩筐，都是靠人工的，但是几个月时间就把十三陵水库给修好了。这工程量拿到现在来修也是不简单的。解放军，学生，和尚都来参加劳动，那时候劳动是光荣的啊，不像现在都鄙视体力劳动。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集体劳动的力量。

大跃进，大炼钢铁，绝不是哪个领导人一拍脑袋决定的，而是生产发展的需要。新中国刚刚建立，全国各地都需要钢铁，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也需要钢铁，可我们没这么多啊，怎么办，那就全国人民大炼钢铁，那种火热的生产热情现在是看不到了。

有没有磨洋工的现象呢，是有的。有的农民可能听到队长吹口哨上工，他也就去了，可是往那里一靠，磨磨唧唧挨到下工，也就记一天的工分了。这种人是有的，但是不是主流？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就出现窝工的现象。解放后，婴儿的死亡率急剧下降，人均寿命增长幅度快，人口增长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但有的人民公社的耕地有限，相应的集体企业还没有办起来，所以才有这个问题。

可是改革开放后，说要包产到户了，把集体的土地，重新一块一块分到每家每户手上，还说是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封建社会都搞了几千年土地私有了，怎么也没见搞出什么名堂来。当时我是反对包产到户的，我认为包产到户绝对不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包产到户绝不能够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三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主张包产到户的人现在不说话了，但是我要说，我敢把三十年前的文章拿出来发表了，他们却不敢。

年轻人还是要学点理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你们能到去搞调查，了解社会，了解民情是很难得的，年轻人就应该这样。

刘老讲的多么好啊，我一个80后，是非常羡慕刘老的经历的，和人民大众一起，参加生产，参加实际斗争，这样的人生是多么有意义。真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也能够和劳动人民一起战天斗地，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而不是每天为了生存而奔波，为房子而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