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最近30年来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针对这种奇迹，人们不仅用各种眼光去看待，而且还用各种理论去解释，但是最有影响力，还是一些人创造的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说法，大意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在政府主导下，动用全社会的行政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大力发展经济的结果，它是由政府力量而非完全的市场力量形成的。姑且不说"中国模式"本身是否站的住脚，单就它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在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的确需要对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寻找一个理论上解释，以期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法论。
如果对中国30多年来经济的发展轨迹，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回顾，可以发现，虽然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和解决了不同的发展问题，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当代经济实际上经历了两个大的并且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阶段，一个是1978-2000年阶段，一个是2000年至今阶段。前一个阶段，我们非常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后一个阶段我们非常注重经济发展的成效。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2000年之前，由于各地无不把发展速度，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唯一标准，因此，它直接导致了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经济始终能够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现象的产生。而在2000年之后，由于人们开始把关注的重点，转向发展的成效方面，它又直接导致了全社会开始反思和追问经济发展的目，即在面临一方面各地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另外一方面，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不断被扩大的现实，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发展的成效，质疑究竟该如何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
当我们把30年来经济发展的轨迹分为追求速度和关心成效两个阶段时，可以发现，其实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根本用不着所谓的"中国模式"，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讲的非常明白，即当代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亚当·斯密与凯恩斯理论的混合体。
我们知道，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主要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自发调节作用的重要性，具此当我们对照1978-2000年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它实际上对亚当·斯密理论的具体实践，在实现了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基础上，经济持续不断地高速增长和由各种要素快速组成的市场体系的活跃，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同与参与，进而导致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因此，中国2000年之前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对亚当·斯密市场理论的最好写照。
进入2000年之后，由于经济增长的动力、发展的机遇，随着国内外一系列经济危机的到来，开始逐渐减弱，因此，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理论，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不断得到增强。作为干预理论的创始人，凯恩斯提出的在危机时期，政府应干预并且主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由于对医治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产生了极好的示范效应，因此，它自然而然地就成为2000年之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石。同时，在这一时期里，由于为推动前期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种种代价：环境污染、地区差、贫富差以及社会不公现象等，不断地浮出水面，迫使政府在强化凯恩斯理论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动用所有经济、社会和行政资源，通过不断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另外一方面，为回应质疑发展成效的问题，政府又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启动一系列社会改革（福利、税收等），使社会在经济继续增长和社会问题不断凸显的不均衡状态下，保持相对的平衡。在这一阶段里，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的作用，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虽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惊人的成效，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种在短短的30多年的时间里所获得的成就，相对于今后还需要经历的漫漫长路，还是非常脆弱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从理论上认清不同发展阶段的过程，不仅能够提醒我们，要对已有的经验教训，时刻保持警惕，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所有的发展机会就像沙漏里的沙子，正在不断地减少，如果因为理论选择或者运用的错误，浪费了大好的时机，漏过的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根据中国的实际，采取更加灵活的发展方式，既不要被亚当·斯密所迷惑，也不要迷信凯恩斯主义，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总结中国当代经济发展路径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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