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1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标志着中国乡村走进了直选时代。
进入这个直选时代，人们本来希望有助于“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结果大相径庭。在以下七个方面普遍存有问题：
1、在比较贫困的乡村，村民对民主选举没有热情，甚至根本就选不出人来，而且选出什么人来，与村民的关系不大；村民有的不参加，有的弃权，比较冷漠。
2、在比较富裕的地区，村长竞选非常激烈，争夺也非常激烈，选举有倾向于宗族化，帮派化，黑社会化，甚至暴力化的倾向。
3、贿选是非常普遍的行为，村民愿意接受候选人的贿赂。贿赂方式：送钱的其受贿金额，总数有的可以达到300万到1000万不等。有的是送大米，送化肥，还有的直接送人民币，比如一张选票100元等；还有的是请吃流水席，送烟酒等。
4、有的村只有直选，但没有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被选上的人，成为一种暴君式的专制，利用其权力，在任内，目的就是捞取更大的利益。
5、宗族化是普遍现象，没有是非和公正，只要是一个宗族的或帮派的，就投票给这个人。
6、有的时候，是乡县政府机构的直接干预或暗示。还有，村支书也有很大明或暗的权力，可以支配选举。
7、不兑现或无法兑现选前承诺，忽悠选民的人，大有人在。
由于上述问题的普遍存在。朱麦囤被逼出来的农村民主改革，事实上，已经正式宣告：普选制在农村的民主改革，已经彻底失败了。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深圳的袁庚改革和郑州白沙镇的朱麦囤改革进行一下比较，请看
《袁庚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普评制是切实可行的真理》
(原创首发) 发表时间： 2008-09-06 10:49:08
原文网址：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88234620&bid=2
同一块天、同一块地、同样还是那些人，“在袁庚离休前的10多年里，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干部虽然掌管人事权和数以十亿计的财权，却没有发现过贪污受贿一类的案件。袁庚离休，蛇口恢复干部委任制后，贪污、受贿案时有发生，甚至当年蛇口的优秀干部虞德海在离开蛇口后，因“土壤”不同了，也成了全国闻名的巨贪。”这一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充分证明：每年由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信任票，不信任票过半数就得下台，包括袁庚自己。”这至关重要。（参见今晚报08、3、27、7版林丹《袁庚：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一文）。毫无疑问，袁庚的改革，最可以防止出现贪腐、浪费、官僚主义的，是每年由群众评判一次管委会成员的制度。这是最关键的，也是袁庚改革的成功之处。
那么，袁庚改革的失败之处又在什么地方？
首先，袁庚的改革是胡耀邦亲口答应的，是主动在蛇口工业区进行直选领导班子的改革试验。其次
袁庚以其人品、理想和能力，在蛇口的直接选举、信任投票和公众监督方面，曾经坚持了十多年，可随着1992年12月，袁庚退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没有被民主选举出来，这本身就证明普选制不灵——离开特定权威不灵，直选范围扩大不灵。结果只好恢复委任制，把一年一度的信任投票，也给取消了，蛇口改革就此画上句号。而
朱麦囤的民主改革则是被普选制的失败逼出来的，不是某个领导亲口答应的，所以具有中国原始社会民主的自发性和可行性。
首先，推选一个家庭代表和两个十选一，他不可能不真正负责任。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所描述和所称赞的那样：“巴黎根据一项非常简单的计划，在现行军事组织上增加了一套政治的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连接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选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选出总代表、团长，由他们来代表一个区，和其他十九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二十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至今还坚持着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马恩选集2卷408页）
其次，这种真正负责任的层层民主选举制，还可以追溯到中国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各级首领的推选，以及中国古代南海渔民自己选船长，还有其他一定范围的推举，都是比较负责任的民主选举。非常遗憾，
中国原始社会的民主集中禅让制，由于其自发性，所以，没有明确最长连续任期，最终，由于事实上的终身制，导致世袭制的出现，从而，破坏了中国民主集中禅让制，导致天下为私。
再其次，朱麦囤的家庭联户代表制，选举产生的是村民监督委员会，是对村委会进行合法有效监督的常设机构。相当于，有了一个科学管理的监察系统，起到了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的作用。
结果，让直选的村干部也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加强了干群联系，既提高了实际工作效率，又避免了“盖起一栋楼，倒下一片村干部”，村干部一手遮天、以权谋私、侵吞集体补偿款等不良事件的再次发生。
农民们说，家庭联户代表制度让咱老百姓有话能说，说了管用，这样的好制度要想停止，我们还不答应呢！参见
普评制点评朱麦囤：基层民主的力量
http://mayingchun.blshe.com/post/10914/672324
逼出来的农村民主改革
:朱麦囤
本刊记者 李鹏 李钧德
为什么要推行农村的基层民主改革？为什么会选择家庭联户代表制作为载体？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党委书记朱麦囤的回答出乎意料：都是逼出来的！
1996年，朱麦囤被调到白沙镇任副镇长，主抓工业与招商引资，当时白沙镇除了一家濒临倒闭的镇办纸厂外，几乎没有其他企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每年仅有200万元，每到年终机关发工资，财政所就到处高息贷款，过年就是“过关”。
上任伊始，朱麦囤深知无工不富的道理，利用毗邻郑州、开封的区位优势招商引资，就成了当时最迫切的任务。经过努力，在朱麦囤的手里，白沙镇终于有了第一个引进项目。
项目进来了，却遭遇落不了地的尴尬。百姓惜地，不信任干部，抵触情绪严重，声称“卖了地，我们吃啥”。为了做群众工作，朱麦囤背起被子住到了村上，一住就是两个月。虽然最终项目落了地，但干部不了解群众、群众不相信干部导致工作难以开展的经历，让朱麦囤彻底领教了。
2002年，全镇村委会换届选举，23个行政村竟有一半以上没有选出村主任。这让升任镇党委书记的朱麦囤开始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制度出了问题，还是我们死搬教条，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农村的出路在哪里？
经过调查研究，朱麦囤发现：村干部和群众“贴面不贴心”，你不听我说，我不买你帐；有些群众还戏称村干部——“谁变了蝎子谁蜇人”。本是联系村干部与群众纽带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走了形、变了样，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多年招商征地的经验给了朱麦囤启示。为做好征地的群众工作，有些村的村组长指定一些素质比较高的群众当村民代表，帮助村干部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效果不错。朱麦囤想，能不能把这种村民代表的制度推广开来，给干群间架座桥，给村民参与村子管理一个机会呢？
经过研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会征求意见，朱麦囤把村民代表由村组长指定修改为公开选举，并明确了以联户代表制为核心的改革内容。
联户代表制，就是由每个农户推选一个家庭代表，10个家庭代表推选一个联户代表。联户代表与村民组长一起组成组委会；联户代表中，再按10:1的比例选举出监督委员会。组委会由村民组长为召集人，对村民组的财务收支、款物发放、土地分包转让等事务进行民主决策和监督。每月一次的联户代表会议由全村联户代表、村组干部、包村干部等共同召开，是村里的最高权力机构，对村内重大事务进行表决。村民监督委员会是联户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对村委会进行监督，监委会主任轮值担任，每人一个月，村级账目须经监委会审批盖章方能人账。
让村民来管村庄，还监督村干部的联户代表制刚开始推行，大多数村干部都想不通，甚至有老资格的村支书公开提出抗议：“这不是鼓励群众闹事吗？这不是公开让群众造我们的反吗？以后是群众领导我们还是我们领导群众？”
有些村支书干脆撂挑子，就连一些镇党政班子成员也想不通。朱麦囤有自己的考虑：当时毗邻郑州的许多乡镇都在搞招商引资，而在征地过程中，因为镇村干部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盖起一栋楼，倒下一片村干部”，村干部一手遮天、以权谋私、侵吞集体补偿款的事件时有发生。
“这些长期在基层的村干部，有经验，有办法，是一个村子的主心骨，是解决农村问题的骨干，因为一点私利倒了，非常可惜。”朱麦囤说，“这项制度其实是一种监督制约机制，能使我们的干部少犯错误，使群众最大限度地支持我们的工作。”朱麦囤的苦口婆心换来了镇村干部们的“试试看吧”。
此后，白沙镇成立了联户代表制度办公室，具体指导联户代表制度的推行，并由党委副书记主抓此项工作。
家庭联户代表制度建立后，有效实现了村民自治，民选的干部也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加强了干群联系。一位干了十几年的村干部说：“以前村民不信任咱，干点好事都怕群众在背后戳脊梁骨，现在村干部才算有尊严，上下同心，能把更多精力放在村子的发展上！”
从2004年开始的改革也确实为白沙镇带来了实惠：2004年到2010年间，白沙镇的财政收入从1293万元增长到2亿多元，村民住上了小楼，开上了小汽车。
回顾改革历程，朱麦囤这样总结：农民是最朴实的群体，有对公平最迫切的追求。回应农民对公平的诉求，让农民在集体生活里回归理性和有序就是农村基层民主要做的，而这，不仅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基层政府也要有适当的组织和引导。
编辑：高远至
摘自新华通讯社《半月谈》2011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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