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谈一谈文革
今年六月，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交通大学对青年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讲行党课时，不回避问题，其中就涉及一个非常的敏感问题，这就是文革。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还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俞正声又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群众之所以仍然相信共产党，“就是因为知道，党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艰难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探索，而且党也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和失误”
从俞的报告里，我们分明看到了，他对当代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文革，虽基本进行了否定，但也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至少肯定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或者说动机是好的，是对的，即正如：俞在报告中说：“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这倒让我们联想起毛主席的一段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当今，“重庆模式”和薄熙来书记，得到了全国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却遭到一些右派及其他们的报刊的谩骂和攻击，说重庆的“唱读讲传”，是搞“文革“，让薄和重庆市委宣传部，不得不经常出来，为打黑除恶，唱读讲传，解释、正名。
著名学者张宏良谈到“重庆模式”时说，与美国相联系的极端右翼势力，甚至把重庆模式看作是中国的“文革重演”。他还说：文革已成为美国宰杀中华民族的一把尖刀。张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重庆模式”上。实际上不少的中国人与张都有同感。
最近几年又出现了“毛泽东热”，并且越来越热，德国一媒体说，中国的左转是大势所趋，并且是无可奈何的，大意是这样。而谈到“毛泽东热”，其中就回避不了对文革的认识和再认识。回避不了“毛泽东热”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说，从２００８年起，中国已进入反改革开放的时代。
回顾和反思历史是为了未来。我们不妨再回顾、谈一谈三十多年前的那场文革。
二，毛泽东与文革。
毛泽东自己说，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赶到了台湾，二是发动了文革。至于后者，他说：“现在反对的人不多了，后一件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那么，毛泽东发动和组织文革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允许邓小平否定呢？著名的历史学家胡绳说：“亡党亡国这个问题，首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常说要警惕和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毛主席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时，也许考虑过苏联的情况，但他主要讲的是我们自己要注意。他也采取了避免亡党亡国危险的措施，但走到“文革”这条路上去了，走错了路。”可见，他肯定了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和动机是正确的。
毛对自己亲自发动的文革结果的基本看法是什么呢？这是大家都熟知的的“三七开“，即七分功苦，三分错误，后者就是指搞了武斗，死了一些人，他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听。
三．周恩来与文革。
要谈论、认识文革，又离不开周恩来，因为周是当时的总理，是毛发动和组织文革的主要助手，特别是他还担任了刘少奇一案的组长。
那么，周是如何认识文革的目的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周与韩丁的谈话：
1971年处于中美关系重大变化时期，周恩来总理邀请韩丁(1919—2004)来到中国，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与韩丁进行了的谈话，韩丁事后将记录整理成文，发表在美国《 New China 》杂志（美中友好协会会刊）第 3 期上。以下是该篇文章的全文。
韩丁：请谈谈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导致运动形势的最初标志，早在1962年就已出现了。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的报告就是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接着，1963年毛主席又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制定了十条意见。当刘少奇用自己的东西代替了毛主席的十点意见时，毛主席又在1965年制定了一个《二十三条》的批示。然后，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了《五 .十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了。
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部份。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时代，这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始终是长期的和严肃的。激烈的斗争是从1966年夏天，当毛主席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并动员千百万人民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时开始的。这场斗争直到今天还在进行。
韩丁：1962年（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
周：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
我们又看：1966。09。15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
文化大革命是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党的领导的大操练，大演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改造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也是促进社会生产的大革命。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周的谈话中直接谈到了刘少奇的问题，对于刘的问题，邓小平有这样一段话： “ 1977年7月20日 ，邓小平在华国锋出席的同省党委负责人的座谈会上曾经讲了如下一段原话：“我们党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但有些人却不要马列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这些人往往利用我们以为风平浪静相当安稳的时候，暗中绊我们一交，使我们四脚朝天，他们就乘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
对于周的性格，是儒雅，谦和，彬彬有礼，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包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大员。周非常尊重毛泽东，也可以说带有一定的崇拜程度，但决不是盲从毛泽东，周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这点从我党早期的党史就可知：周的地位高于毛，周也是从当时残酷的革命的实践中，血与泪的无数失败中，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认识到毛所代表的路线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 是正确的，因而逐步建立起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的。也就是周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决定，不是盲目尊重毛泽东。
在这里笔者，主要想说明：周对文革，也不是完全盲从的，无奈的。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这里又涉及到邓小平与周恩来的关系。邓与周的关系是很好的，邓一直把周当作兄长。在文革中，周的有些话，也是违心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邓后来说，周说了一些违心的话，我们可以原凉他。
笔者主要说明，如果彻底否定文革，必然也否定了周恩来。因为周作为当时的总理，也是文革的主要领导者和参与者，更是刘少奇专案案组的组长。且周一直没有被打倒，这些又如何理解呢？
四，邓小平与文革：
邓小平是文革中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派”。毛泽东两次要打倒邓的原因就是他认为邓小平不慎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毛与邓没有个人的恩怨，其实，毛对邓是有恩情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和建设中，邓为毛泽东所看重和重用。 毛泽东评价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这连邓小平的一个女儿在回忆邓小平的一书中也是肯定的。
邓小平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在一次邓小平的检讨中，他说：“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级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二人。”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邓小平在 1972年8月3日 给毛泽东的信（节选）
主席：
前天，（ 八月一日 ）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 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 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 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 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 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我们能这样认为，邓小平在信中都是说的假话吗？如果信中全部说是假话，那就是他在欺骗毛泽东，在欺骗党中央、政治局。而这是一个政治家、革命家的品格和纪律所不允许的。因此，对邓的这封信，对文革的认识，需要全面的客观的分析。
再看： 1977年7月20日 ，邓小平在华国锋出席的同省党委负责人的座谈会上曾经讲了如下一段原话：“我们党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但有些人却不要马列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这些人往往利用我们以为风平浪静相当安稳的时候，暗中绊我们一交，使我们四脚朝天，他们就乘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的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我们从邓小平的这封信和后来的讲话，可看出，邓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文革。
四，我们对于文革，要全面的，“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认识，同时，更要让时间和未来，去作判断。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没有绝对的东西。对于文革，至少要看到毛发动文革的主观目的、动机是正确的。正如此文开头俞正声同志所说的。
关于文革的“其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这种提法，也很值得我们商榷的。文革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说得通俗地说，真白一点，就是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而这是由宪法的规定的。我们今天不是天天在谈法治吗？法治，首先就要遵守国家的根本大法，即宪法。同时，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规定了作为党的组织或是作为个体的中共党员，特别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大功臣，老革命，要充分认识到，打江山，不是为了当官作老爷，而是为了让人民特别是工农劳苦大众，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不再受剥削和压迫，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江山才能永葆青春，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如果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而不是为了老百姓，那样是坐不稳的，就会成为第二个李自成。这应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和初衷。
当然，在文革的实践上，实际过种中，搞了武斗，死了一些人，斗争扩大化，让一些干部和特别是老干部、知识分子，吃了苦，受了委屈，有些还受了皮肉之苦，坐了“喷气式“，有的还冤死了，而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也是一些人对文革耿耿于怀的地方，这是事实，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要否定的。即毛泽东所说的“三分错误”。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这个理论，不能彻底否定文革。
笔者没有参与文革，那时还是小学，但看到过别人搞文革，斗争干部，斗地主，我听母亲说，我的二婶在文革前的“四清”时，就批斗了本村的村支部书记。我想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的。只允许干部批评群众，就不能反过来，被“触及灵魂”，所以那时要搞特权，贪污，官僚主义看来很困难。
反之，看看现在：少数干部欺压群众，官僚主义严重，“脸难看，办事难”。甚至搞腐败，现在有的动辄上亿。前几天，被执行的枪决的杭州市副市长“许三多”不就贪腐上了亿吗？
从党的长远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有从历史及现实发展，需要对文革进行反思、深思，要客观地看待文革，“一分为二”看问题，其性质，还需让时间和人民去评判。
请看这是“ 天涯社区“一个的文章，对我们或许多多少少有点启发，他写道：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太超前了，远远领先于时代，远远超越了当时人们的领受能力。俗话说，领先时代一代会被当成天才，领先时代三代则会被当成疯子。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当时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几乎没有人能理解“文化大革命”，当然更不知道该如何干，干起来岂有不乱之理？超越时代、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的“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只能失败。
别看我现在是铁杆“毛派”，但当年我对“文化大革命”可是一点也不理解，没少发牢骚，没少讲怪话，没少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严酷的现实改变了我的看法。只要不肯自欺欺人，只要还讲点良心，只要还讲究点实事求是，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就不能不承认（哪怕是痛苦地承认）当年的毛泽东是对的，文化大革命的总目标没有错，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宗旨没有错。执行中的问题不能影响“战略目标正确”这个本质。当年的毛泽东远远超越了时代。但毛泽东没有时间等待人们慢慢觉悟过来，只好在其有生之年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理论信念刻在历史上，让后人慢慢领悟觉醒。为此宁可自己一时不为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谩骂也在所不惜，也就是牺牲自己，教育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当年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我颇有点类似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在一边欢呼的愚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年的耶苏被钉死了，其信仰却复活了，曾经欢呼处死他的人的后代不少人后来却皈依了基督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更讽刺的是，同样的情况正在中国重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如同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又复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义越来越明显。当时因技术条件限制而做不到的，现在不在话下了。当时人们不理解的，现在都不难理解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字眼虽然现在被妖魔化了，让不少人一听就要跳，但其实质内容已经进入了人们的“九十年代中国的强迫征地、强迫拆迁、下岗、买断工龄、贪污腐化、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极端分化等等比现在严重得多，嚣张得多，引起的社会关注却比如今少得多，遭到的抵制更没有今天这么大。
为什么？当时互联网在中国不普及，没有“网上文革”，把握着“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严密封锁了消息，颠倒了黑白，一切矛盾都被掩盖了，任凭他们“杀人如草不闻声”。而今天不同了。有了“网上文革”。“主流精英”的话语垄断和信息垄断被打破了。他们想为所欲为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不能象以前那样呼风唤雨，招摇撞骗了。没有互联网，他们说什么是什么，神气活现，傲慢嚣张。现在呢？“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精英”这些词汇不是已经臭不可闻了吗？“重庆钉子户”僵持了几年，网上一登，半个月解决问题。这一切都是谁的功劳？互联网——“网上文化大革命”。没有互联网，指望平面媒体发善心，能有这样的局面吗？对比九十年代和今天的现实，现在人们还离得开这种“网上文化大革命”吗？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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