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7 生态重要性评价图
主体功能区：绿洲，岛屿‘给排水
“一是个别企业生产（主体功能区）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全球生态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煤油化与混泥土化）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有效耕地及维生林地（水-气）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当这两种矛盾发展到尖锐的程度使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时，就会出现经济（全球生态火星化）危机。”“火星计划”就是把地球亿万年形成的自然生态系统沙漠化，而又试图在另一个沙漠重建计价生态系统的资本主义癌症。
我们通常把城市称之为经济、政治中心之类，而乡村似乎是倚城以为命的。然而，如果我们把城与乡区分开来，而分别置之于沙中之洲或海中之岛，则命运为何？乡村模仿自然，而城市加工乡村，可以说乡村是海洋与沙漠之间的人居生态屏障，而城市并不能脱离乡村而独存。或者说，正是千万年来，乡村对自然生态的改造才为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正如土壤与植被是对立统一的过程。
如果乡村的效益以自然为协和，那么城市的效益以乡村为成本，试问以城市的人口密度及生态成本（水、气、土地）是能独与天地往来的吗？譬如城市的给排水：生产生活用水或以郊区水库、或以地下水开采来供应，然而排出去的污水可曾经过处理或可再利用（恐怕只有地沟油回收了），那么水这一生命第一要素如何可持续？不过是靠天吃饭而已……
工业化城市对待这个“天”的态度甚至连古人都不如，古人尚有“敬天畏人”的生态危机意识，而现在不但不珍惜、爱护，反而穷奢极欲、肆意开采，美其名曰“征服”。而对此所造成的“破缺”再则采取听天由命、掩耳盗铃的鸵鸟政策，江河湖海都成了下水道、化粪池，而万物生灵皆为我盘中餐，进而造就了自我的“三高”及癌症，或者说无节制的人类本身成为地球生态的癌症、化石机。
现在主体功能区的理念固然好，但把限制开发的生态区作为城市工业区的牺牲则是一种生态的“次贷”，为何工业产品是高效益的消费品而生态产品这一人类必需品则是微利、免费的呢？这并不符合泛市场经济规律吧！从长远来看，这将更多的从经济危机向生态危机这一更广泛的全球危机过渡，譬如美国模式（1/30人口消耗1/5石油）的生物化石消费结构将造成能源危机，而这一危机的深化，正由于生化燃料的殖民定价体系。
城乡差距的扩大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乡村提供了廉价或免费的多样生态产品，而城市则提供高价的单一加工品，却对由此造成的生态成本不做市场机制的计价和补偿。而这又在生态循环中加重了人（生产）与自然（生态）的失衡，造成了生态财政的“赤字”，实际上现在最大的生态危机“堰塞湖”是海洋，次之则是城乡间或国家间的垃圾转移“支付”。这些埋藏于GDP之下的不计价成本，将是全球生态危机必得付出的终极定（代）价（生存危机）。
“人造系统带来的大量二氧化碳、氮、磷、硫以及其他废弃物危害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空间不断缩小）发挥服务功能。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垃圾遍地的工业化社会，面对物理以及化学反映的交相侵袭，自然生态系统是唯一能让我们免于被埋葬、被闷杀、被焚化的载体。”《最后的能源危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彭慕兰《大分流》： 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乾嘉的白莲教）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咸同的太平天国）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最后的能源危机@简约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基本生活必需品应该在我们的居住地附近生产，日益减少的能源供应会降低现有的产品包装水平和商品运输能力，从而使经济去中心化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我们需要将社区、郊区和城镇改造成充满活力的小型地域经济体，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当地资源为人们提供大部分必需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在郊区也可以饲养很多动物，可以建立水产-农业一体化产业模式，社区林地、果树、竹林、池塘和草地可以为社区提供许多物产，当地黏土供应可以满足所有陶瓷制作需要。同样可在废弃的汽车修理厂安放一个供四邻使用的小型锯台，这样人们就可以很方便地从当地森林取用木料，打制橱柜。
各个城市里拥有数量惊人的土地资源可以用来生产粮食以及其他生活资料。首先，要有家庭园艺，这是获取食物最有效、最丰产的方式。许多房屋的平顶可以用来种菜，让大多数人从城市迁到乡镇，可为城市留出更多的空间开辟为菜园地。
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可在居住地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生产，事实上许多需求可以通过社区生产得以满足。诸如收音机和火炉等商品可在10至20公里范围内的工厂生产，一个小城市可能需要一个冰箱制造厂和维修中心。只有个别特殊商品需要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大厂运来，极少数商品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例如，高科技医疗器械。各地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选址需要通过理性的社会决策，这样所有城镇和郊区都可以获得少量但够用的出口收入，用于支付为数不多的进口费用。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0〕46号
战略任务
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出发，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要着力构建我国国土空间的“三大战略格局”。
——构建“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构建以陆桥通道(27)、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为主要支撑，以轴线上其他城市化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推进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优化开发，形成3个特大城市群；推进哈长、江淮、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北部湾、成渝、关中—天水等地区的重点开发，形成若干新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的城市群。（图8 城市化战略格局示意图）
——构建“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构建以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流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华南和甘肃新疆等农产品主产区为主体，以基本农田为基础，以其他农业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农业战略格局。东北平原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水稻、专用玉米、大豆和畜产品产业带；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专用小麦、优质棉花、专用玉米、大豆和畜产品产业带；长江流域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水稻、优质专用小麦、优质棉花、油菜、畜产品和水产品产业带；汾渭平原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专用小麦和专用玉米产业带；河套灌区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专用小麦产业带；华南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水稻、甘蔗和水产品产业带；甘肃新疆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专用小麦和优质棉花产业带。（图9 农业战略格局示意图）
——构建“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构建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南方丘陵山地带以及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为骨架，以其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要支撑，以点状分布的国家禁止开发区域为重要组成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青藏高原生态屏障，要重点保护好多样、独特的生态系统，发挥涵养大江大河水源和调节气候的作用；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要重点加强水土流失防治和天然植被保护，发挥保障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的作用；东北森林带，要重点保护好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发挥东北平原生态安全屏障的作用；北方防沙带，要重点加强防护林建设、草原保护和防风固沙，对暂不具备治理条件的沙化土地实行封禁保护，发挥“三北”地区生态安全屏障的作用；南方丘陵山地带，要重点加强植被修复和水土流失防治，发挥华南和西南地区生态安全屏障的作用。（图10 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示意图）
第三节 未来展望
到202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之时，我们的家园将呈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舒适宜居，生态空间山青水碧，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美好情景。
——经济布局更趋集中均衡(28)。工业化城镇化将在适宜开发的一部分国土空间集中展开，产业集聚布局、人口集中居住、城镇密集分布。在继续提升现有特大城市群整体功能和国际竞争力基础上，在其他适宜开发的区域，培育若干新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形成多元、多极、网络化的城市化格局，使经济增长的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拓展，人口和经济在国土空间的分布更趋集中均衡。
——城乡区域发展更趋协调。农村人口将继续向城市有序转移，所腾出的闲置生活空间将得到复垦还耕还林还草还水，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将增加，农业经营的规模化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城市化地区反哺农业地区的能力增强，城乡差距逐步缩小。人口更多地生活在更适宜人居的地方，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口向城市化地区逐步转移，城市化地区在集聚经济的同时集聚相应规模的人口，区域间人均生产总值及人均收入的差距逐步缩小。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财政体制逐步完善，公共财政支出规模与公共服务覆盖的人口规模更加匹配，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的差距缩小。
——资源利用更趋集约高效。大部分人口的就业和居住以及经济集聚于大城市群地区和城市化地区，基础设施共享水平显著提高；节能型的轨道交通成为大城市群的主要客运方式并间接降低私人轿车的使用频率；大城市群内将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市场指向型产品的运距缩短，物流成本降低；低碳技术和循环经济得到广泛推广，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初步形成。
——环境污染防治更趋有效。一定的空间单元集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控制在环境容量允许的范围之内，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得以扭转。随着主体功能定位的逐步落实，绝大部分国土空间成为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大幅减少，工业和生活污染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相对于小规模、分散式布局，经济的集中布局和人口的集中居住将大大有利于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
——生态系统更趋稳定。重点生态功能区承载人口、创造税收以及工业化的压力大幅减轻，而涵养水源、防沙固沙、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等生态功能大幅提升，森林、水系、草原、湿地、荒漠、农田等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增强，近海海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城市化地区的开发强度得到有效控制，绿色生态空间保持合理规模。农产品主产区开发强度得到控制，生态效能大幅提升。
——国土空间管理更趋精细科学。明确的主体功能定位，为涉及国土空间开发的各项政策提供了统一的政策平台，区域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公平性将大大增强；为各级各类规划的衔接协调提供了基础性的规划平台，各级各类规划间的一致性、整体性以及规划实施的权威性、有效性将大大增强；为国土空间及其相关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提供了统一的管理平台，政府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制度化水平将大大增强；为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提供了基础性评价平台，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的客观性、公正性将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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