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的几个理论问题
徐汉成
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上存在着重大的误区，如果我们的党要想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挽救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在思想路线上予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是我们党面临的大是在非的迫在眉睫的任务！对于回归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关于路线斗争。
路线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主体是表现在党内的决策者之间思想上路线上的分歧，只要不存有叛党叛国与出卖人民利益的行为，路线斗争并非一概就是敌我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党的历史实践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路线斗争有着不同的表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表现为正确的路线与左倾冒险主义以及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邓小平说：“从一九三一年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时间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我们的革命力量遭受很大的损失，到最后在蒋介石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红军苏维埃区损失百分之九十。”接下来，他又说：“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38页、346页1965年6月）因此，邓小平认为党内是存在着路线斗争的，所谓“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就是路线斗争的过程。
1980年，邓小平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就更不用说了。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众所周知，邓小平的意见对于《决议》起着定性的作用，为什么与刘少奇的斗争不能算路线斗争，邓小平并没有从理论上给予阐述，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不是搞阴谋诡计的，张国焘、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这里，存有一个概念与逻辑性的错误，所谓路线斗争，就是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与是否搞阴谋诡计并无直接的关系。如果说路线斗争与搞阴谋诡计有直接关系的话，那么，张国焘、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不是搞阴谋诡计的，他们之间哪一次属于路线斗争呢？最终，邓小平对路线斗争并没有否定，只是认为“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
那么，在社会主义阶段，到底存不存在路线斗争？邓小平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文选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第2卷第190页》）不难看出，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存在着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如果邓小平不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路线斗争，他就不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正确的思想与政治路线。中外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史证明，社会主义阶段的路线斗争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激烈的，其核心表现为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来看，路线斗争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在哲学上是说得通的。否认了社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斗争，就否定了事物的矛盾性，就无法解释胡耀邦、赵紫阳的问题！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制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承认还是否认路线斗争是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否定党在九十年的历史生涯中不存在路线斗争决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邓小平说：“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页《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1980年3月至6月）但是，路线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用得不准确决不意味着路线斗争的不存在，如果说仅仅是由于用得不准确就否定与放弃了路线斗争，这无疑是一种因噎废食，得不偿失的愚昧行为！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1979年，邓小平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证明了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 ，第2卷第182页）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的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任务是展开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产生后，都必然要经过复辟与复辟的斗争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如此，否定与肯定社会主义取得的建设成就；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拥护与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继续革命的焦点，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超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失去了保卫的价值与意义。换言之，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成功的，就理应得到保卫，如果是失败的，就理应补上资本主义一课，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79年，邓小平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2卷第231页）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建设成就，邓小平说：“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63页、167页）所谓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不是与发展中国家比，而是与发达国家比，党的第二次《决议》中说：毛泽东时代“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因此，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成功的，是值得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的制度！
长期以来，党内的一部分执政者们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概念并不清楚，对革命的对象与内容不了解，改革开放后，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依法治国要不要呢？当然是要的！不仅社会主义要，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需要的，但是，法律只能惩治刑事犯罪与调整人民之间的利益纠纷，并不能解决思想上、路线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官僚主义的问题，解决不了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思想的侵蚀，虽然，经过改革三十多年，我国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全，但是，一方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并没有解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党政官员的贪腐犯罪率与刑事犯罪率却是居高不下，这是不争的事实！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法律只能事后惩治，而不能事前预防，而思想与路线上的问题必须要通过继续革命的形式予以解决，譬如整党整风、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所有这些，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范畴与形式。因此，如果因为依法治国就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将无产阶级专政混同于资产阶级专政。
从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再到八十年代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切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展开的，围绕着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展开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内容与形式，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小平文选《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第2卷第294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反复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页《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1页《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1981年7月17日 ）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有些人在搞煸动，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要共产党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8页《排除干扰，继续前进》1987年1月13日）从邓小平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定义来看，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右派在理论、言论、目标上是一脉相承，如出一辙，没有丝毫的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可见，邓小平也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需要继续革命的。经过一九八九年的动乱，邓小平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既提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提出了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所谓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
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邓小平文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第2卷第149页）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邓小平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0年8月21、23日）可见，邓小平于1978年关于评价文革的态度是科学与客观的，他首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为了反修防修，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但是，党的第二次《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革命的形式历来有两种，一种是“文革命”，一种是“武革命”。“武革命”用的是枪杆子，“文革命”的目的是开展思想上路线上的斗争，用的是笔杆子。党的第二次《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动乱后，有人说，文革失败了，那么，文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就是对文革强有力的检验！在改革开放中，如果党内没有出现过修正主义，没有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毛泽东发动这样一次文化大革命则是错误的，反之，如果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正确的。党的第二次《决议》中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论点是基于“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会要处于新老交替与不断的变动之中，有谁能保证每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呢？保证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的领导权始终如一的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呢？改革开放后，就在《决议》否定了文革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就连续有两任党的总书记倒台。胡耀邦、赵紫阳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折不扣的“当权派”如果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者，反之，如果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主张“全盘西化”的右派们同流合污，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印证了毛泽东“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论断！邓小平说反右斗争是必须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那么，文化大革命与反右斗争以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涵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反右斗争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是对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进行了批判，而文革又开展了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进行了批判，又有谁能说这种资本主义思潮只能存在于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而就不可能存在于党内的当权派呢？这在逻辑上也是解释不通的！如果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就不需要继续革命了，那么，不仅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而且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一切都是多余与错误的。也就无法解释一九八九的动乱问题？邓小平在离开主政后，对文革亦进行了反思，他在南巡讲话中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实际上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关于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论断！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文革的立意是完全正确的。
文革不是一种目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种形式，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揭露出了并批判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门路当权派，推迟了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教育了人民，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又只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如果说经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完结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就永远巩固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思维，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从哲学上来说，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因此,如果认为经过一次文化大革命,从此,就会天下大定，那么，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论点就不存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就不能称之为真理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革不朽的贡献在于教会了人民自觉抵御修正主义的方法，提高了人民抵御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能力！
二0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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