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为什么这样红？”，这篇文章反映了以下几个信息：一是中国的青年学生大多接受了自由市场的观点，且未意识到市场的局限，认为市场似乎可以自动实现社会公正。二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教授反而对市场的看法更为客观。三是青年学生实际上是善于思考的，但教学方法非常重要。桑德尔的案例教学和自由讨论似乎很有效果。
从桑德尔的教学方法是否也可以使我们得到某些启示，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否也需要青年人容易接受和感兴趣的方式？一般而言，青年人由于知识和经验的局限，还不太善于进行抽象的理论思维，抽象思维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至于对一种理论的正确性或不同理论高下的识别，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青年人大都是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一些既定的知识而不怀疑，或有的虽敢于怀疑，但容易发生某些不正确的疑问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年不能学会思考抽象的理论问题，只是要以感性的东西入手，与趣味性相结合，引导其发生问题意识，并掌握思考的方法与逻辑。
桑德尔教学法的重要特点是能够引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其学会对问题的主动思考，并从中学习和掌握思考问题的方法，进而提高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桑德尔也不企求不同学生对一个问题的一致认识。实际上，如果这样做，既不现实，也是愚蠢的。人们无论价值观、具体价值选择和思维的方法，以及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都可能是多样的和不同的。任何人都无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而只能是基于自身的主动选择和接受。观点是可以影响他人的，但绝不可能强加。这是由人之作为人的主体性所决定的。这种主体性，最根本的就是意识和思维的自主性。在乌有这个群体里，其实有不少人在八十或就是年代恐怕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但那时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持毛泽东思想观点的人一定要他相信毛泽东思想，也是不可能的。后来之所以也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因为他经过思考，主动舍弃了原来的观点，接受了毛泽东思想。人的思想是可变的，但一定要是基于主体性的自我选择。思想多元未必是坏事，多元的思想可以使得世界丰富多彩，优胜劣汰，相互促进。问题是，应当如何及时让哪些最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成为多数人的观念，而不是相反。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最先进思想的网友，也不能企望你的观点一定就会被人接受，或很快接受，你甚至会遭遇当面的冷淡或反对。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你所要做的，只是如何在一种宣传或交流中，影响其中的更多人，使得更多的人能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同时，在这种交流中，他人所掌握的知识，也会促进你对毛泽东思想之时代局限性的认识，将他人知识的合理部分吸纳进来，进而促进你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吧。不少持对毛泽东思想信念的网友，也是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网友，多认为资本主义的法治是虚伪的，进而不去研究资本主义法治中有哪些合理成分可以汲取到社会主义法治中来，这种概念式的简单否定其实是不可取的。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就其哪些法律制度从根本上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由于社会的两极分化，社会底层大众难以有效利用而言，的确具有虚伪性。但就其具体制度设置而言，却有很多进步的成分，并且这些成分如果改造性地置于社会经济较为平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则可以起到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度，很多网友其实就未必了解。特别是美国，其实是法官和民众共同断案，而且主要不是法官在断案。如果你到美国的法庭去看，满大厅就是从民众中随机抽选来的普通公民，不要求有学历限制和是否有文化，或是否懂法律，文盲亦可，主要是年龄的限制，即成年的公民。法官主要的任务就是组织庭审的过程，然后把证据和事实材料交给陪审员，由陪审员去判断。小的陪审团是6人，大的24人，依照案件性质和复杂性而定。民事案件由陪审团认定事实并作出处理决定，刑事案件由陪审团认定是否罪名成立，然后由法官量刑。量刑还必须公开听证，控辩双方都必须充分发表意见。正是这种制度安排，构成了民众对司法权的有效制约，既不使得因民众司法无程序控制滑向无政府主义，或脱离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维护；又能有效制约司法腐败，并使个案处理尽量实现情理法的统一，而避免法条主义或纯粹法律人的思维缺陷。民众直接控制司法权，而不单纯是法律人的“精英式"司法，难道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应当学习和改造地加以利用的制度吗。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法学界有的甚至主张废除，最高人民法院则主张进一步完善，我觉得是做的还不够，应当更广地吸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参与，并让他们有实质性的司法权力。最近发生的药、李等案件，如果由来自于各阶层的群众去决定，会出现这种需要争论的问题吗？
陪审制度的例子，可以说明，毛泽东当年力图把权力交给大众行使，这是一个非常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政治设想。但他及其拥护者、运动的参与者在具体的机制设置上，现在看来是明显存在视野局限的。如在学习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法治建设的合理成分，使之民主化、程序化的考量就明显不够，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民主机制的缺失，其结果是导致无序的混战，甚至不少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老革命家也遭受冤屈。之所以最终失败，难道不值得现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后来者深思吗？
因此，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不仅要在交流中扩大大众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认识，也要在这种宣传和交流中，从他人哪里吸取营养，深化自身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桑德尔为什么这样红
http://www.fudan.edu.cn/fudannews/2011/0607/28122.html
：戴闻名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5月30日
发布时间： 2011-06-07
他身为政治学教授，却从不讲大道理，而只是讲故事—— 把学生带入一些具体的“困境”，通过接连不断的提问，启发思考和辩论，而且从来没有标准答案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并不会讲中文，也没有得过诺贝尔奖，只来过中国三次，却是如今最受中国大学生追捧的美 国 教授。
他的“公正”（Justice, 也译“正义”）课视频两年前通过互联网跨过太平洋被中国学生热切传播着。课程的文字版《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也已被迅速地翻译成中文，并在短短两个月内印刷三次。
5月22日 ，他在复旦大学的讲座有了某种明星演唱会般的效应。可以容纳近千人的光华楼报告厅走道和入口都挤满了人，他一上台，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讲座中间，只要他提起某个课上的案例，就像唱起一首著名的流行歌曲，下面的大学生都报以会心微笑或热烈鼓掌。
被如此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个特点，即身为政治学教授，却从不讲大道理，而只是讲故事—— 把学生带入一些具体的“困境”，通过接连不断的提问，启发思考和辩论，而且从来没有标准答案。
当本刊记者问他“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会在中国这么红”的时候，桑德尔沉吟半晌后回答：“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是现在中国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这一次，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上，桑德尔仍然讲“公正”，但特别选择了一个更切合中国国情的话题：市场经济下的 “公正”问题。
“中国人更资本主义”
讲座一开始，桑德尔就设定了第一个“困境”：一场暴风雪之后，一家商店决定把原来售价10美元的雪铲提价到20美元。“有多少人觉得这是公正的，多少人觉得不公正？”
通过举手表决，认为公正的占大多数，约有2/3。
“要知道，在加拿大、瑞士和德国，83%的受访者都认为不公正。这表明，中国人更资本主义！”桑德尔评论说。学生大笑。
“认为不公正的人，觉得原因何在呢？”他接着问道。
一位男生站起来回答说，店主利用了恶劣天气，获得了不当利益，“价格一旦提高，就有很多人买不起。”
一位表示反对的女生反驳说，根据经济理论，如果市场需求很大而供应有限，价格自然会上涨。“当资源有限的时候，买得起的人才能拥有，这是很自然的。总归要有一个标准来限定什么样的人才能买到。”
“你是说富人才能买吗？”桑德尔反问。
女生有点语塞，但很快脱口而出，“必须有一个标准来界定合适的购买者。”
“‘合适’？只有富人才是‘合适’的人？”桑德尔进一步追问。
“因为那是自然而然的。”这位学生回答。
“天哪—— 自然？”桑德尔抓住了这个词，引起观众的哄笑。
“即使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它是公正的吗？”桑德尔问道。
女生沉吟良久后回答：“不是。”
另一位认为“公正”的女生则分析说，如果价格上涨，其他商店也会有动力增加进货，这样一来供应就会增加，价格就会下降，然后更多的人就能买到雪铲。
“这里我们看到两种关于‘公正’的衡量标准：一种是市场经济的‘功利’标准，即价格上涨后供应自然增加，更多的人就能买到雪铲，所以涨价是公正的；另一种是‘自由’的标准，即市场经济下看似自愿的行为其实并非是自由做出的，而是被迫做出的，不自由的选择就不公正。”桑德尔总结说。
“很有趣的词：正当但不道德”
在此基础上，桑德尔进一步假设了更尖锐的“困境”—— 比如一场自然灾害之后，饮用水受到污染，这时有人把瓶装水的价格从1美元提高到了10美元，这是“公正”之举吗？
这一次，认为“ 不公正”的占大多数。
但有一位女生站起来表示，此举也许是“不道德”的，但却是“正当”的，因为灾难之际，把物资运进灾区的成本也会相应提高。
桑德尔笑着指出：“很有趣的词—— 正当但不道德”，但接着反问道：“在大家都急需水的时候，为了最大化利润抬高价格，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
“贪婪。”这位女生回答说。
“这是衡量‘公正’的第三种标准，即人的品行和德行。”桑德尔说。
随后他又提出了新的假设：如果有一名学生想进入一所名牌大学，但考分不够，其父母于是去找校长，说如果你录取我儿子，我们给学校捐1000万元建图书馆和实验室。这是公正的吗？
仍然是大部分学生认为“不公正”。
一位学生表示，他的入学就挤掉了另一个本可以进入的名额，大学是公有的教育资源，入学机会不能像公司一样，出价高者得。
但另一位学生认为，1000万元捐款可以让所有学生受益，为此多录取一个人是值得的。
此时又有学生反驳说：“这不是捐款，是贿赂。每个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付出高昂学费不应成为优先录取的理由。”
桑德尔这时评论说：“分歧在哪里？在我们可以决定某种资源的分配方法之前，必须先确定、或者至少先讨论，这些资源的本质是什么。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银行就不一样，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分配。”
反思市场的适当时候
在接着讨论了演唱会和医院门口的“黄牛”是否“正当”之后，桑德尔以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一个半小时的讲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会有一种诱惑，就是假设市场本身有能力实现公正。但我们今天的辩论表明，这是不对的。市场只是一种有益的工具和手段，可以提高GDP、实现繁荣，但近年来人们开始注意并担心，非市场的产品和价值观正在被市场侵蚀。比如教育、医疗等一些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社会道德伦理。因此，我们应该开始思考市场的局限而非仅仅是市场的优势，反思和讨论那些钱买不到的社会产品和价值观。”
这段总结再次获得了满场掌声。
一位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告诉本刊记者，尽管之前看过他的视频，但“现场的感觉更好”，“和以前在学校听过的讲座也完全不一样，互动性、参与性、趣味性和启发性都非常高”。
她说，“之前有同学在议论，他怎么30年只讲这一个题目，我当时顺口回答说 ‘反正每年的学生都不一样’，但是听了这次讲座之后，我才明白，这种即兴对话加辩论的方式让他的每一节课、每一次讲座都是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的。”
桑德尔本人则对《望东方周刊》评论说，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讨论的质量和热烈程度，即使与哈佛大学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一方面，我震惊于—— 不止是吃惊—— 复旦学生观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我也震惊于中国学生中对于‘市场逻辑’的支持率之高，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外来观察者，我觉得，这或许表明，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对于市场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一系列讨论和反思的适当时候了：在让市场发挥最好作用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非市场价值观。”
复旦大学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也指出，桑德尔的讲座“至少给我们开启了两个思考方向”—— 一是正义实际上是涉及我们每个个体的问题；二是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大力提倡经济发展的时候，也应该不要忘记市场不是万能的，还有很多道德问题。
桑德尔本人的下一个想法，是构建“全球教室”，即通过互联网，把包括中国和美国学生在内的各国学生组织起来，就政治哲学问题进行辩论。在日本地震之后，这个想法第一次实施起来。身在美国波士顿的桑德尔，通过远程视频，与上海的复旦大学学生和日本的东京大学学生“面对面”讨论：“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本刊特约撰稿左昊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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