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文革遗毒”之一
：杨明华
不了解历史，人为地歪曲历史，就不要谈什么吸取历史教训。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也正是由于一班颠倒是非的文人墨客及黑心政客歪曲历史，中共中央错误地采纳了不正确的、不适合中国实情的建议，盲目地崇洋媚外带来的恶果。要想改变目前严重的社会腐败和治安混乱的问题，必须从完整地、正确地认识历史开始，这里仅作一般性探讨。
每每看到人们使用“文革遗毒”这样一个词汇，心中总有一种难言的痛，中国人太有点不明是非了，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的确让人心酸。发明这个词汇的人物到底是谁，我们姑且不论，我们只看这句话到底说不说得通，这叫对事不对人。“文革遗毒”一词讲了三十多年了，泛指文革期间的一切“过激”做法。现在已经被滥用，凡是主张重新评价文革的、甚至凡是怀念毛泽东的文字，都会被反毛派称作是“文革遗毒”，我不知道他们这种把矛盾扩大化的做法叫不叫“文革遗毒”。更让人伤心的是，中央高层到现在也还有人提及“文革遗毒”，这种做法算不算“文革遗毒”？“文革遗毒”谈了几十年，现在还要谈，看来“文革遗毒”已经深入人心。民心不可违，违者必遭天谴，当政者应该自省。
其实我是不同意“文革遗毒”之说法的。文革中的许多过激的做法的确存在，这是不容否定的，我们得实事求是。但是，我们得问问，那时的人们为什么会出现过激的行为，如果把文革期间的这些过激行为看作是“毒”，那么，这些“毒”来自何时何方？是文革期间独创的吗？是，就是文革遗毒，不是，就不是文革遗毒，而是更久远时代的遗毒了，我们不能把几千年以来的遗毒强加于文革，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文革期间的“一人犯法，三代遭殃”，这其实就是带有“连坐法”的意味。“连坐法”是秦时卫鞅在秦国变法时，为了巩固君主统治而颁布。连坐指本人未实施犯罪行为，但因与犯罪者有某种关系而受牵连入罪（文革期间是三代以内近亲只受政治上的牵连并不入罪）。其目的就是要使得人民互相保证，互相监视，互相揭发。这种连坐法不但实行于乡里的居民之中，也实行于军队的行伍之中。几千年来，“连坐法”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包括现在。
“连坐法”并非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但要适用得当，要适用于特殊群体或特殊群体之特殊历史阶段。其实连坐法在中国的运用，国民党要比共产党残酷得多，并且，残酷得露骨。1926年1月6日，蒋介石将拟定好的《革命军连坐法》在黄埔学校宣布。据说蒋介石喜读《戚继光兵法》，《革命军连坐法》可能受戚继光的“申连坐”法的影响。连坐法把每个人的命运相连，叫你不敢有违命的念头，所以，在以后的北伐中北伐军百战百胜就跟此法有关系。在军队纪律这方面，毛泽东要比蒋介石灵活得多、仁义得多，共产党没有使用连坐法，毛泽东主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不仅体现在游击战，也体现于运动战。
由于其不菲的震撼效果，连坐法在中国的影响可谓深远，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比如，现在的入党和参军，在调查社会关系的时候，还要看看主要社会关系成员是否与“6.4”有染，是否参加过法轮功组织，是否有政治倾向问题等等。我们的铁路安全管理中，也有很多的连坐成分。如果这是毒，还用它干嘛？这不是害人吗？允许现在放毒，不允许文革放毒？好像不平等。只在无关痛痒的地方使用“连坐法”，却在严防犯罪这样的重点问题上放弃“连坐法”，这是对广大百姓的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是不同意这是毒的，我反对全面排斥“连坐法”，而应该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状况灵活运用“连坐法”。必须懂得，每一项曾有的治世法则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连坐法”的应用也是一样。治乱世用重典。现在的社会治安状况如此恶劣，党和政府意识不到这些，就很让人遗憾。现在的人们为了一点物质利益，什么坏事都敢做，他们为什么敢于犯法，也有人敢于公然包庇犯法？要是多少带点连坐法的成分，还有谁敢吗？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辩证地看待任何历史问题和新生事物，反对极度使用“连坐法”是对的，但是，全面排斥“连坐法”就是错误的；吸纳来自西方的“先进”理念绝对是对的，但是，也要考虑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可盲目照搬。中国人总是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一件本来极好的政策弄得面目全非，比如，文革中的极左现象，改革开放中的一切向钱看，普世派多党执政救中国的论调等，不了解中国人的这个特点，就会使社会问题愈来愈严重，最终走向亡党亡国。“连坐法”是有其不公正的一面的，但是，没有一点“连坐法”的意味却使得社会问题如此猖獗，让更多的无辜群体遭殃，害人者家属不该受牵连，这些无辜被害群体就该受牵连吗？害人者家属至少该有教育和监督的义务吧！
毛泽东是反对“连坐法”的，他甚至在战争时期那样的特殊环境里，也不象国民党那样公然颁布连坐法，他用自己的仁义培育了一支仁义之师，他用自己的雄才伟略培育了一支威武之师。但毛泽东一生就是实事求是的典范，适当地采用连坐的手段也是必须的，这是对更为广大的民众负责。仁义过了头，就是对人民犯罪，毛泽东深知此理，现在的党和政府好像并不知道，我想说，看不懂毛泽东就不要谈智慧。毛泽东的智慧来自辩证地看待任何事物，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只有胸怀四海、囊括环宇只胸怀，才能够做到。毛泽东做到了。
曾经看到陆家希老教授撰文，文章说：“报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10年底，我国已有11440名公安民警因公牺牲。1981年至2010年，全国共有10414名公安民警因公牺牲，15.7万余人因公负伤。‘十一五’期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2182人，因公负伤15734人，平均不到一天就有1名民警因公牺牲，每3小时就有1名民警因公负伤。 ”“这里有一个值得特别思考的数字，即从新中国成立至1981年，全国因公牺牲的民警仅为926名，32年平均每年牺牲公安民警不到28人，而此后30年则是平均每年牺牲民警超过359人，接近每天牺牲一位公安民警。后30年牺牲的公安民警为前30年牺牲的公安民警的13倍。”
这是毛泽东给人民交出的答卷，那是在战争废墟上起步的新中国创造的历史性答卷，是在西方封锁、国共对立、自然灾害、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等等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里交出的答卷。除了毛泽东，还有谁能够在几亿人口的中国交出这样的答卷？如果把“一人犯法，三代遭殃”看成是“文革遗毒”，那么，现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在呼唤这样的“遗毒”，这叫以毒攻毒。如果来个一人犯罪，全家遭殃，他们还敢犯罪吗？应该知道，遵纪守法的群体是不害怕连坐法的，只有心怀鬼胎的龌龊群体，才会害怕连坐法。
邓小平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138——139页。他还应该说：“没有文革，就没有共产党继续执政的理由，这也不是什么夸张。”很遗憾他没有这么说。应该说，否定文革是现在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最直接起因。
201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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