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什么地方
——农村问题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思考
一． 边走边聊边感叹：
十天前，到乡下去送殡，妻的妹夫因癌症“走了”。要去的乡下，离县城并不远，也就三十里路左右。到了妹夫的老家，是一个农家大院子，但显得十分残破、不堪，已没有人住了。妹夫是弟兄五个，没有姐妹，而今都全部上街谋生了。其中两个都是泥瓦匠，时下大规模搞建筑，泥瓦匠好找钱。乡村的景致倒是比较美，半人深的水稻，也半黄要成熟了，田里青黄相间，但田里很少有水，几乎是干的。不是很远处的大山，在天边，呈现出一片黛青色。这天，天气凉爽宜人，没有太阳，大家也没有急着回县城，
安葬后，就没有事了，全部都返回县城。一路上，都是半人深的毛草，乡间小路都遮没了，甚至影响行走。
我与妻的表弟，姓王，走在众人的最前面，随便一路走，一路闲聊，也了解了解农村的情况。真是一路走一路聊一路感叹。路上不但草深，还人烟称少，几乎见不到人影，冷清，带有几分荒凉，而县城里倒是人山人海，特别到下午四点后。
我的这个表弟，也是一个泥水匠，但性格内向，有些木讷，但这天，倒是话比较多，聊起龙门阵（即闲谈），倒是平平静静、娓娓道来，有时也不免与我一起感叹。死者倒走了，世上一切，都与他无关了。而生者还要继续生存、奔波，吃饭、穿衣。想到如今天的吃，没有几个人不感叹，小青年可以除外，他们倒管不了这些，包括我的孩子。谈到吃，现在不是有首 “吃的农药，穿的是化学” 民谣吗？不过，笔者倒这时才第一次听到这样两句话一起说。一个姓王的表妹还讥讽我：孤陋寡闻。不过有时我跟学生这样说：我们吃的哪样没有打农药？我们现在还能吃什么？还能吃什么？前两个月，新闻上不就有大量的这方面的报道，触目惊心、难以置信。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润，利益，完全不顾消费者生命安全。这或许就是教材上讲的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即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
二．规模养猪与私营经济
在路上遇到一个养猪场，这养猪场离县城不运，约二十多里路，是一个姓汪的办的。其性质当然是民营经济。实行规模养殖，圈了好大一片土地，还请了西南大学的一个教授，作技术指导。大约三个月就出一槽猪，见效快。然而，王表弟又说，老板自己并不吃，而是到附近去买农家自己喂的猪。这种猪的肉质与养猪场喂出的，是明显的不同。现在大家都是这样说。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家为了照顾老母亲，长期请了一个保姆，姓刘。一次闲谈中，她说，她家附近不远处，就有一个种养葡萄的小企业，也是私营性质的。有时老板为了奖励职工，象发奖金一样，把一些未卖完的葡萄，分给他们。他们都是附近来打工的农民。然而他（她）们，出厂不远，背着老板的眼睛，就将分得的葡萄倾倒在背荫处。其原因就不用多说，就是在葡萄上有许多农药，内部人士，知根知底，所以他们不吃，谁也不拿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开玩笑。葡萄卖到城里，当然城里人自然就倒楣了。所以现在本人看到葡萄，就自然想起这个事，是想吃葡萄而又不敢吃。
前几天（ 8月５日 ）晚饭后，笔者骑车散步，走得远，在一个公路边的农贸市场，与不认识的几个人闲谈，其中一个五十岁多的人，也谈到类似的情况：也是本县下面的乡镇的一个厂，生产的某一种菜油。（这里就不说出品名了。因为我也只是道听途说。）说是原料中什么烂骨头都有，他还说死人骨头都怕有，让人毛骨悚然。职工自己也是不吃这种菜油。
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以上的说事都是偶然的吗？到处都是有害食品，食物不安全，几乎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关于有害有毒食品，今年6月《新闻联播》集中报道了一段时间，有害食品，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特别是重庆，公安机关直接参加打击。为此，国务院食品委员会，李克强副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强调要加强食品管理，这食品直接关素到人民的生命安全。
三．农村基本上还是三十年前那个样子。
去年临近春节，回到老家，吃一个老辈子的八十大寿。老家就在公路边，笔者在那里生活了十一年左右，伴随着小学和中学五年的时光。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熟悉，又似乎有几分陌生。还是春节前，外出打工的大都回来了，但还是没有人气：稀拉拉的几个人，还大都是老人或半老人。 总体给人的感觉是荒凉、冷清，让人心情有些沉重。与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新农村的理想，有明显的失落感。这就是我儿时的生活的地方吗？有些不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时光又过了三十多年了，自己也从一个年青的农家孩子变成了半老头了。可农村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进步，这离中央提出的建立新农村的目标，还有多远，我又想：大部分农村的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好不到哪去！我们这个老家，就在川渝的主公路旁边，并不偏僻。可与会30前并没有什么两样。我感到不解，又似乎努力在寻求这一切背后的答案。
四，水库、水渠破旧，年久失修，抗灾能力大大削弱。
近年，新闻上又时常报道说，这里或那里发生旱灾或洪灾，损失惨重，且都百年不遇，或百年才一遇。为了抗灾，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搞什么人工增雨。这些现象是否跟农村的承包制有关呢？其实早有人在谈到这个问题。
改革前是比较重视水利建设的。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农田水利建设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因此，那时一到冬季农闲的时侯，社员闪主要是搞水利建设。有效地解决了当时的旱灾或洪灾问题。而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原先的水库有的进行网箱养鱼，有的被私人承包了，有的水库、水渠则年久失修，而丧失作用。即使有水，因是各家各户生产，用或借人家的水，或水过道都会产生很多的具体矛盾。现在，连年旱灾，不是南方就是北方。去年春季就是我们西南五省旱灾。今天的新闻报道，重庆的南部一些地方又旱灾了。为此，今年中央专门开会，拨款，大修水库、水渠。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了。
五．留守儿童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搞集体经济和生产，是没有留守儿童这个问题的。而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只是一些人没有注意罢了。重庆壁山一农家，只有一个１２岁的女孩子，孤身一人在家。估计没有爷爷奶奶。白天去了学校读书，倒没有什么，而到了晚上，在漆黑乡村里，偌大的一个房子，寂静、孤独，害怕和无奈，且是非常不安全的。据说父母有两三年都没有回来了。也无法到父母去身边读书，估计一是读不到，二是选校费昂贵。可以说那是重庆百万儿童的缩影、写照。那么全国又有多少这样的儿童呢？ 估计有一千五百万以上。还有大多数的留守儿童的，由于与父母长期不在一起生活，都是有较大或很大问题的心理问题，有暴露的，更多的是隐形的、长期的，他们性格内向，孤僻，不愿与他人交往，由于长期没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因而与父母的关系冷漠。就是今年，四川一个十四左右的孩子，也是留守儿童。假期母亲回到老家。这孩子向母亲要钱，母亲不给，于是他用菜刀将母亲杀害。这也给我们教育者，增加了教育的难度。现在重庆对这个问题引起了十分的重视，作为民生解决的范围问题。重庆卫视经常有这方面的报道。有关部门，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仍不是根本之策。
六、小岗村与南街村：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了，而当初的改革最早却是始于农村。更具体地说，始于安徽凤阳的小岗村。提起小岗村，不知道的人并不多。特别是去年春节之际，央视连续播放小岗村的支部沈浩的先进事迹，可以说是家喻户哓。十八个村民，按手印，要求包产到户，而名闻全国。正是在小岗村的带动下，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全国很快废除了集体经济，合作社生产经营形式，而代之以包产到户的承包制这种经营形式。目是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时，农民都感到解放了，用不着天天到队上，一起劳动了。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干得欢，干得有劲。农民的粮食好象一下子得到了解决。承包制改革成功了，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也进了教材。一实行，就是三十多年。
近年来，不时有人对小岗村进行批评、指责，其中就说到当年按手印一事是假的，本人也无法判断其真假。还有央视在去年春节前后，在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中，天天播放我们的沈书记的先进事迹，感到有些不解。大约两月前，偶然时侯，看到了专门歌颂沈浩书记的一部电影，片名记不得了。仿佛一子明白了：小岗村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沈浩不就是安徽省财政部下派下来的干部，为什么要财政部下派人，明眼人一看，这是为小岗村要钱的。沈来到村后，带领全体村民，脱贪致富。结果，由于劳累过渡，却“牺牲”在那里。 从电影反映的镜头、情节来看，小岗村这三十多年，的确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人心散，自私、懒惰，有人还胆大包天，两次打了村支书沈浩，鼻青眼肿的。当年的积极性到哪去了？村里也显得破败，落后。进村的路也很难。沈书记第一次进村时小汽车，就陷在泥泞的路途中了。小岗村一夜成名，然而经过近三十年，“一夜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跨过富裕坎”，实在是有些对不住国家的宣传和希望。对不起参观的人。也把我们的沈浩书记给累死了。
有比较才能鉴别。反之，河南临颖县南街村，搞的是集体经济，合作社，热热闹闹，有声有色。左派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给予了肯定和认同。但不合主流，官方也没有取缔，官方和主流媒体只是保持沉默、冷处理，顺其自然。或许有关的领导，这样做，是为了一种比较、实验和探索，正确与否，让历史去回答。同时也给南街村的村支书，现在的党委书记王宏斌很高的荣誉：1992年9月任临颍县委副书记；2002年7月任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系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党的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大代表，表示某种肯定。 中央领导朱容基、曹刚川，李克强等参观过南街村，但是悄悄的来，悄悄的去，新闻媒体好象没有进行报道。一些退了休的老干部也实地去过那里，而现职干部很少有人去的，可能也不敢去。
七、吃饭问题与杂交水稻：
两相对比，似乎能给我们有所启发，暗示呢？中国农村到底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当初的人民公社、合作社，之所以被叫停，其主要理由，这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调动不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懒人，人们也吃不饱，无法解决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的确本人，对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体验。当初，即７０年代，笔者家里吃不饱倒也不存在，但是吃得不好，多是稀饭、红苕和麦巴等。吃白米干饭，是一种奢侈。家里有七口人，五个孩子，本人最大。其他家也差不多，也就是说，那时一般的农村家庭的孩子都有五个或五个以上，而城里一般三个以上。
时至今日，老母亲都还经常帮我回顾这段历史，说现在好得多了。特别是那时吃得差，没有吃的。我常与老母亲争论，对她的看法，持保留态度。我说，比较是有条件的，就象我现在总不能与三岁的孩子比知识多少吧。建国都六十多年了，改革开放也过了三十多年了。可我们现在生活又如何呢？物价飞涨，100元钱，买一个大一点都买来回来。而工资近十年，几乎没有涨。
老母亲七十多岁了，年轻的时代，主要在农村度过。所以对七十年代那段岁月，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总说现在好多了。有时，母子二人几乎争得面红耳赤，有时我只好无语，转移话题。毕竟是母亲是老人，只读了几天的夜校。
当谈到六、七十年代那些日子，主要是谈到吃不饱的问题，也就是关于粮食问题。而改革开放后，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一般的家庭是不考虑的吃不饱的问题。且人们也把主要功苦归于承包制，即分田到户。
那么我们不妨在这里多谈两句：
第一，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大家都熟知。如果农民或知识分子，连袁隆平都不知道，这是很少的。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产量，可以说粮食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
记得改革前，四川、重庆这些地方，一般的水稻亩产量是四百多斤。我记得当时“农纲”是800斤，而垮这个“农纲”，是当时多少生产队、农民和上级，梦寐以求要实现的目标。然而，大多数地方就是跨不上去，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采用杂交水稻技术后，其亩产一般１５００斤左右，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所以，我认为，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承包制，而是由杂交水稻的技术。当然农村承包制，土地下放，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自己的田地里，干得欢，干得有劲。
第二，吃不饱的原因的第二个是家庭人口的多少问题。六七十年代，很大一段时间，国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一般的农家，都有五个或五个以上的孩子。个别的达到有八个以上的。反之，而城里一般三个以上。而现在农村的孩子一般也只有两个。而城里却只有一个孩子。家里人口多，自然显得不够吃。
第三，那时建国不久，国家需要建设工业化，才能成为强国，因此，国民收入这个“蛋糕”，在切割分配时，偏重于积累而不是个人消费，公粮也收得多一些。而现在是农民不上税。也就是说不能怪集体经济。
现在不妨反过来想： 我如果现在有五个孩子，生活境遇又怎样呢。照目前的家庭收入，我的家接近中草药产家庭，一个孩子。我有时与同事开玩笑说。如果现在我有五个孩子，就现在的高物价，我就基本上该去讨饭。一句话，我们需要前后纵比，但是不能简单的纵比，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八，如何认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问题。
1959年到1962年，中国出现了大饥荒。本人也差点被饿死。面对饥荒和国民经济出现了困难，中央多数人主张分田单干，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只有毛泽东坚决抵制分田单干，在中央中占少数甚至孤立。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 5月25日 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毛主席的这段话，可能当时大多数人，不理解，难以接受。那么到现在，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应证。我们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段话，以及毛泽东关于农村问题、农村发展的指示，思考；中国现在的农村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是合作社的集体经济或是承包制，或是其他道路？新农村建设到底如何建设？
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一分为二。首先，要肯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一定时期的积极作用：即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次，我们更应看到：它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不能作为长期的农村基本政策，因为其弊端现在就明显的暴露了出来。它毕竟是小生产，规模小，分散经营，不能可持续的发展。根本上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搞了承包制，其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科技种田都受到严重的限制和制约。其实质是小农经济，而发展前景是暗淡的，也造成了现在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种种问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三农”问题。当然，这还跟现在的城镇化、工业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少壮劳动力都到外地打工去了，土地也荒芜、有害食品、水利问题，留守儿童的问题，几百万妇妇守“活寡”。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农业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离新农村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了。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三十多年来，尽管有国家的大力扶持，但小岗村面貌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为此，作了充分的诠释。
总之，当前农村、农业存在的许多重要问题，很大程度是跟承包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党和政府，特别是基层组织，要深入调查研究，要一切从实际上出发，与时俱进，客观、全面的反思、认识这些种种问题，找到原因，特别是要重点分析承包制这种农业经营形式的作用及走向。中国农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党和政府，要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农村各地的具体情况，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农村、农业发展的新农村的道路来。
一方面不宜让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转城市户口。做事不能急功近利。因为进入城里后，特别是上了一定年龄（四十到五十五左右）的人，也难以找到工作，本来，我国的就业压力就特别大。而完全脱离劳动，提前过晚年的退休生活，也是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又会造成城市里的新的贫困人口，贫民窟。笔者，有时上街常常看到：城镇里公园里，下午到处是休闲、跳舞的人，其中的有的年龄并不大。特别是那些跳舞跳得轻盈，欢快的女同志，多数年龄并不大，再参加十年劳动，没有问题。而农村人烟又稀少，几乎没有壮劳动力，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我们中国可是近十四亿人的人口大国，“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现在重庆正在大规模的这样做，是否恰当，需要调查，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现在全国农村都回到改革前的集体经济时代，也不现实，但可以在具有一定条件的地方，可以拿几个镇或村进行试点，结合现在的农村等实际情况，组织集体性质的合作社（注意：不能是私营性质），学习和参考南街村，以取得经验和吸取教训。如现在，城镇附近可以多搞一些集体性质的菜蔬队，进行规模化生产，科技生产者，以平抑菜价。因为城市菜蔬供应的根本方法是要靠本地，就近原则，而不是长途运输。
但从长期来看，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只能是当时的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它毕竟是小农经济，是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而难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20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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