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的来龙去脉等2则

“赤脚医生”的来龙去脉

乡村医生队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赤脚医生”的来龙去脉

:陈飞 张自宽 昌鸿恩

来源:百度文库

本博网摘编发

 “赤脚医生”在1968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
　　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铺彩霞。
　　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人人夸。”
　　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一部名叫《红雨》的电影的主题歌，它概括了当时作为农村最基层医务工的“赤脚医生”的工作状况和社会影响。在同一时期，还有一部更有影响力的同类题材电影《春苗》，取材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一名农村医务工的先进事迹，在1970年就曾以《赤脚医生》为名搬上了话剧舞台。
　　在话剧、电影宣传“赤脚医生”之前，1968年《红旗》杂志第三期曾经发表过一篇名叫《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并被《人民日报》转载。报告开篇头一句话就说：“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称呼。这被认为是“赤脚医生”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中央级刊物上。至于为什么叫“赤脚医生”，张自宽说，这个称呼起源于江南地区，有一种说法是，这些医务人员平时要一边劳动一边随时准备为社员看病。南方水田多，他们经常要“赤脚”在稻田中看病，有别于医院里坐诊的医生，所以被农民叫做“赤脚医生”。由于来自上海的这篇以“赤脚医生”为题目的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并亲自批示，“赤脚医生”这个称呼也随之在1968年的中国开始传遍大江南北。
　　“赤脚医生”的出现，是与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合作医疗制度紧密相连的，他们并称为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张自宽说，“赤脚医生”就是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他们的历史定位是在村一级卫生机构（卫生室或卫生站）内工作的初级卫生人员，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防病治病。
　　“赤脚医生”在当时的农村卫生工作中，有3个突出的优点。首先是和农民关系密切，很多本身就是农民，即便不是农民也生长在农村，对农村和农民的情况很熟悉，被农民看作自家人。其次，这些卫生人员能防能治、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防治小伤小病，专业技术水平不高但作用很大，非常适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第三是廉价，“赤脚医生”待遇不高，在合作医疗条件下，服务收费很低，使用的治疗方法也是廉价的，如针灸、中草药等，农民负担得起。根据当时对上海市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赤脚医生”的调查报道，他们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并不多，平均到每个农民头上一年才四五分钱。
　　在鼎盛时期，全国“赤脚医生”的人数估计在100万以上。有了这支队伍，基层卫生组织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得以很快建立，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有人来做了，国家的卫生方针政策也才能够得以落实到农村最基层。

“赤脚医生”的前身
　　“能够出现这么一支队伍，不是偶然的。”张自宽说，“赤脚医生”这个群体在中国很早就有。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共有中医40多万人，其中真正专业全脱产的只有1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县城和大的乡镇。另外30多万人都是农村中的“半农半医”，就是一边行医一边务农，有的还走村串户，被人们称为“走方郎中”。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学而优则仕，仕不成则教、则医”的传统，许多读书人都读医书，比如《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也能给人看一般常见病，在农村地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部分地区已开始了农村卫生员的培训。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公共卫生先驱陈志潜教授就曾接受宴阳初先生的邀请，到河北定县搞农村卫生实验区，开创了建立农村卫生保健网，培训农村卫生员的先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有过这方面的实验。例如，1948年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省正定县本笃庄，就曾由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与联合国儿童急赈基金会合作举办过“华北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
　　新中国成立后，“半农半医”和乡村卫生员纳入整个医疗卫生体系，成为基层卫生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立了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同时通过了一个《关于建立和发展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决议》，提出了区设卫生所，乡设卫生站，村设卫生室，培训和配备乡村卫生员的要求。当时，此项工作先在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自治区设立的乡村卫生实验县（区）开展。
　　1955年兴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对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发展和卫生员的培训是极大的促进。在短短2～3年的时间里，全国5万多个乡镇都设立了联合诊所或区卫生所，多数农业合作社都设有卫生室（站），配备有不脱产的卫生员、接生员。
　　张自宽印象最深的是，1955年冬天他随卫生部部长助理漆鲁鱼同志到湖南省醴陵县板杉铺乡联合诊所调研，了解他们培养不脱产卫生员的情况。诊所主任刘力行是一个略懂现代医学知识的老中医，培训了五六名卫生员，其中有两名女卫生员表现很突出，一个叫兰秋水，一个叫高湘娥。她们参加完培训后，一有空就去诊所实习，还到药房去看医生怎么看病配药，怎样做卫生宣教，怎么接种牛痘，怎么消毒等。后来农业合作社给她们每人配备了保健箱，不管刮风下雨，她们都背着保健箱到农户去巡诊，进行卫生宣教。生产队集体出工时，她们也背着药箱到田间地头一块干活儿，遇到小伤小病及时救治。
　　“赤脚医生”队伍的壮大
　　到1959年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时，我国的农村卫生体系和人员队伍已经基本形成。那时的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一级的卫生人员主要有三部分来源，包括解放前留下来的“半农半医”、几年间培养的卫生员、部队转业回乡的卫生员等。“队伍虽然形成了，但水平不高。”张自宽说，虽然经过了培训，但由于时间短，学的知识少，真正能够达到要求的为数不多，大多数都还是很低的水平，农村卫生大的问题他们还是解决不了。
　  1965年1月全国人代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对卫生部提出，要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为农村培养卫生人才。并且强调，知名的高级专家带头，卫生部直属单位带头，首都北京带头。从此，卫生部和各级卫生部门都把这件事情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短期内有几十万城市医务人员下乡，形成了城市医务人员下农村，为农村培养“半农半医”和不脱产卫生员的高潮。
　　对于如何改革医学教育，加快培养农村卫生人才，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同他身边的医务人员谈话时也曾做过明确的指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卫生部提出了用“半农半读，农忙不学，农闲多学，边学边带，分段培训，两三年毕业”的办法培训农村“半农半医”和不脱产卫生员的方案。1965年8月2日，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和几位副部长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详细汇报了这个设想，毛主席欣然同意，并说“这个办法好！”此后，钱信忠部长、贺彪和崔义田副部长等都亲自带卫生工作队下农村蹲点，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农村基层培养“半农半医”和不脱产的卫生员。
　　张自宽当时就参加了由贺彪副部长带领的卫生部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在大别山区麻城蹲点达一年之久。在此期间，卫生工作队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培训“半农半医”732人，达到全县97个公社的723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配备1人，个别大山区每队配两人的标准；此外，还为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4108人。这些学员回队后，既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又积极开展防病治病工作，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文革”开始后，大概有1/3的城市卫生人员下到农村去，总数在几十万，他们帮助培养了大批在1968年之后又被称为“赤脚医生”的农村卫生人才队伍。

1964年，苏州医专毕业的黄钰祥被分配到上海市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卫生院当医生，他在1965年12月办了一个“亦农亦医”的卫生员培训班，其中一个学生叫王桂珍，通过不到两个月的学习成为不脱产的卫生员，回队后由于积极工作，热情服务，很受农民群众的欢迎。1968年，以这个事情为主要背景的《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并对该报告作了批示：“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张自宽分析说，随着广泛的宣传报道，“赤脚医生”的影响很快扩大，而以王桂珍为原型的故事，后来被改编为话剧《赤脚医生》和电影《春苗》。

改称“乡村医生”
　　从1968年到上世纪80年代，“赤脚医生”这个称谓一直沿用了近20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和“赤脚医生”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形势下，村级卫生组织和“赤脚医生”队伍应如何进行改革和调整，在卫生部乃至全国卫生系统存在很大分歧，但在要改变“赤脚医生”称谓这个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
　　1981年2月27日，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这是第一次提出了用“乡村医生”代替“赤脚医生”的问题，而且是用国务院批转的红头文件予以肯定的。但鉴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并没有急于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的名称。
　　直到1985年2月24日，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的闭幕大会上，陈敏章在大会总结报告中正式宣布：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个名称。今后凡经过考试、考核，已达到相当于医士水平的，称为乡村医生；达不到医士水平的，都改称为卫生员。

从此，“赤脚医生”这个名称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

乡村医生队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刘晓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2011-7-20

来源：《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年第10期

    摘要：乡村医生是农村医疗卫生保健工作的主要提供者，在巩固和发展农村医疗卫生和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欠发达地区3个县共100名乡村医生的调查，找出乡村医生队伍面临的困境，并分析其原因，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便稳定乡村医生队伍，提高农村医疗卫生保健水平。

    乡村医生的前身叫“赤脚医生”，曾经在五十～七十年代的农村卫生医疗保健工作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和县乡村三级卫生网、“合作医疗制度”并称为我国农村卫生的“三大法宝”。然而，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赤脚医生队伍也逐渐消失，农村卫生医疗保健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1985年2月卫生部决定停用“赤脚医生”这个名称并对这一群体进行考核，凡通过考核并已达到相当于医士水平的，称为乡村医生；而达不到医士水平的，改称为卫生员。尽管政府对农村卫生工作的发展相当重视并大力推进，但仍面临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医生整体业务水平偏低等诸多问题。因此，单独研究欠发达地区乡村医生发展状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乡村医生队伍所面临的困境

    （一）乡村医生收入不均衡，且普遍偏低，缺乏社会保障。根据我们对欠发达地区3个县的调查显示，68%的村医收入在1，000元以下，21%的村医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也有11%的村医收入在2，000元以上。村医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医疗服务。67%的村医没有补贴，仅有32%的村医得到了政府给予的50元长期补贴。同时，在对村医的社会保障调查中发现，90%的村医没有社会保障，这也是他们最为担心的事情。

    （二）乡村医生工作条件差，医疗设备简陋。据调查显示，只有不到20%的村医是在村委会专门的修置的卫生室里工作，大部分都是自己家里专门设置的房间和租用的房间。地方政府和村委会对村卫生室及乡村医生的支持十分有限，大部分乡村医生需要自己解决村卫生室的业务用房问题。村卫生室的用房条件、房间配置、通风采光、清洁卫生等条件很难得到满足。

    除此之外，3个被调查县绝大多数的村医拥有的仪器设备在1，000元以下，设备较简陋，再加之行医技能不高，导致村医难以应对复杂的病症。

    （三）乡村医生学历低，以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证书方式行医的医生匮乏。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乡村医生管理条例》建立了乡村医生准入机制。条例规定，自《条例》公布之日起，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医疗服务的人员，应当具备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地区，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允许具有中等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或者经过培训达到中等医学专业水平的其他人员申请职业注册，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注册。样本县数据显示，仅有7%的村医考取了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但同时仍有9%的村医未取得县卫生局颁发的行医资格证书。同时，被调查的村医大多数为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文化程度不高，接收新理论、新技术的能力不强。

    （四）乡村医生在行使预防保健等工作职能时流于形式，造成资源浪费现象。被调查样本县的农村卫生服务主要是由私营诊所提供，乡镇卫生院对村级卫生室无实质性的预防、保健工作的指导，仅是以会带训，宣读文件的方式进行防保工作的宣传与开展。而村医也仅做发放糖丸、监督结核病人吃药等工作。

    二、乡村医生所面临困境原因分析

    （一）现行“分税制”体制让政府丧失了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基金。“分税制”实质上调整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明确了本级财政只负责本级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这样，县乡财政承担了70%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投入职责，中央财政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相对减轻。众所周知，属于欠发达地区，县级财政大多需要上级部门的拨付，一个连自身都难以保证的财政哪里有能力支撑农村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因此就表现为：地方政府无力支付给乡村医生报酬、无力开办完全公益的村级卫生室，并且无力为其配备良好的医疗设施、无力为村医提供社会福利保障。这就直接导致了村医为追求自身利益，重视有偿服务，轻视无偿服务，出现了“重医不重防”的现象。然而，预防保健工作是村级卫生事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预防保健功能更多的体现公共产品的特性。丹尼斯曾说过，对于公共产品，随着人口数的增多，个人的力量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趋近于零。因此，政府有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但由于经费不足，政府只有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村医履行其职能，村医被动地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就造成了疾病防保资源的浪费。从长期看，演变成疾病防保资源无效配置的现象。在防保的系统中，就出现投入不足与资源浪费两个矛盾体并存的现象。

    （二）缺乏相关的法律规范，使乡村医生逐渐变成“弱势群体”。尽管乡村医生已经发展了近60年，但真正为乡村医生颁布的法律法规只有仅具有指导意义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很多具体的行为规范或者是行医规范都没有法律条文。这样，一方面很容易引发当地政府“乱收费”的行为，滋生腐败现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乡村医生自身的发展和队伍的建设。例如，由于中央政府没有明确界定村医开展的业务范围，有些地方主管部门从安全性考虑大大限制了该地区村医的业务范围，使得他们的业务能力下降，或者导致乡村医生被迫转业等。

    三、解决欠发达地区乡村医生队伍问题的对策

    （一）建立良好的筹资模式。要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事业，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是关键。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医生现在面临的问题，建立一个持久、稳定增长的筹资机制是必要条件。

    1、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力度。乡村医生作为最基层的医疗工，承担了很多预防保健的公共职能，因此中央应该加大对乡村医生建设和管理的支出。在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不快的情况下，财政补助的稳定增长是稳定乡村医生队伍的关键。用政府新增的支出来为他们建立完全公立性的村级卫生室、增添医疗设备以及增加他们的收入。

    2、增加补充性筹资来源。尽管政府投入是最主要的筹资来源，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鉴其他地方有用的经验来保障乡村医生的权益。比如可以借鉴上海市南汇县的方法引入商业保险，解决村医养老问题。具体的做法是：村医按年龄的不同，一次性支付不同的价款，再按镇人均水平由政府和集体两方筹集余额并为村医购买商业保险。待村医退休后，每月享受一定的退休金。

    （二）优化村医素质，壮大村医队伍。第一，卫生行政部门应对新增村医（村卫生室医务人员）严格控制学历关、行医资格关、技能和业绩考核关，重点提高村医准入门槛、规范村医执业和用药行为、加大对在职卫生人员的培训力度，优化培训效果；第二，完善村医的培训体系建设，提高村医的行医素质；第三，推行村医支援计划。我们可以推行类似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行动举措，鼓励大学生（包括医学院、卫校生等）进行村医支援计划，而这个则应该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即原住地籍贯的学生优先纳入到支援计划，鼓励本地籍贯学生留下从事村医服务。并且由于村医的职业素质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以可以降低支援计划的学历要求；第四，就地培养医疗卫生人才。加强当地卫校等较低学历的人才培养工作，合理利用和分配医疗卫生人才，鼓励他们继承村医事业，减少医疗卫生人才全部往大医院、大诊所流动的现象。

    （三）改进农村医疗设备现状。首先，政府要规范医疗器设备购买渠道。根据农村当地的基本情况，政府应帮助乡村医生使他们的医疗设备达到基本的标准。同时，有关部门也要严格医疗设备的购进渠道，规范采购行为，确保采购的质量关，杜绝低廉劣质的设备进入农村。其次，要培养专业的技术人员，加强监督力度。加大对农村医疗机构质量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的培训力度，定期组织培训，在各个方面对其进行严格要求。增强专业人员使用医疗设备的技术、职业修养、法律、安全及风险等方面的意识。最后，认真做好农村医疗机构使用设备的调研工作。只有做好农村医疗机构在用设备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同时，对农村医疗机构、村卫生室和乡村诊所在用设备的购进、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并建立监督信息档案，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设备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切实考虑农民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陈飞。“赤脚医生”的来龙去脉。山东卫生，2008.1。

    [2]钱矛锐等。乡村医生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医学与哲学，2009.3。

    [3]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国家课题“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及产品研究应用”（合同编号：2007BAI07A08）

责任编辑：管乐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