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祸害”的最坏方面不是资产阶级法权
1891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弃为止。”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选》二 P336
那么，这个“国家祸害”的最坏方面是指什么呢？是资产阶级法权吗？有人在探讨现代修正主义产生并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政治原因和社会根源时，不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一问题，就是或明或暗地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恩格斯所说的“国家祸害”的最坏方面。
一, 资产阶级法权究竟指什么？
“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在其晚期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阶段这样写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著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後，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份，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份。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
显然，这里马克思指的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法权体系，而是按劳分配制度。
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1974年12月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指示，其中说，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里也是指的“资产阶级法权”。
有网友说，等级制和官僚特权也是“资产阶级法权”，但在马克思说 “资产阶级法权”的时侯，指的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法权体系，也没有把等级制和官僚特权归入“资产阶级法权”。可见，当恩格斯说“国家祸害”的时候，也并没有包括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法权”。
二, “国家祸害”的最坏方面是什么?
再来看看恩格斯所说的巴黎公社“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指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可以防范他们。”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 《选》二 P334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 《选》二 P335
显然，恩格斯所说的“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是什么呢？是官僚体制！正是它造成了“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潜在危险。
列宁是怎样从理论到实践“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的呢？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直接的“人民管理制”,对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进行选举,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只能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列宁在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曾经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从普通工人中选举出多数中央委员。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革命干部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尔后又提出“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吴桂贤和陈永贵实行“三三制”的工作制度，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研，以及新干部仍拿原来的工资等都是为了防止国家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的一种尝试。
三, 恩格斯说的“国家祸害”正是修正主义分子能够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首要的和直接的原因
修正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潮，它的产生一方面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逃避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小生产的大量存在以及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等等，但修正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并不是修正主义分子能够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首要的和直接的原因。修正主义分子能够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而且能够那样轻易得手，其首要的和直接的原因正是恩格斯所指的“国家祸害”，并且是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官僚体制。恩格斯说“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是在1891年，自然，恩格斯在这里没有包括后来列宁和毛泽东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当年恩格斯还满怀信心地说，“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弃为止”。然而，正好在恩格斯说这句话整100年之后的苏联，恰恰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非但没有不断抛弃这些“国家废物”，反而使得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使“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又一次成为现实。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回答黄元培“兴亡周期律”时曾经坚定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不幸的是，在毛主席撒手人寰后不久，这个“兴亡周期律”也还是在继续证明着它 “应有的”历史地位。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之初，革命干部是社会公仆，他们是曾经革命战火洗礼的一代，他们是曾经与劳苦大众血肉相连的一代，他们是曾经满怀为穷苦百姓翻身解放的理想而献身的一代，他们的革命情怀犹在，他们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割舍的情感犹在，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难移，他们是不愿变、不想变，或者没有来得及变的一代。但由于我们没有有效地“立即尽量除去这个（国家）祸害的最坏方面”，经过一代、二代或者三代，这些社会公仆渐渐的，从个别到普遍，从隐蔽到公开，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形成了集政治上的统治者和经济上的剥削者于一身的官僚阶级。
如果有人说修正主义分子能够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而且能够那样轻易得手，恩格斯所指的“国家祸害”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要把它说成是“首要的和直接的原因”，恐怕不妥。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修正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修正主义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手下败将”；在无产阶级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前——即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以前，不管是在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还是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修正主义从来就没有能够取得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修正主义“上台”这一现象只是发生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利用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够，或者说还来不及“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的时机，对无产阶级进行的一次“突然袭击”（如果毛主席再领导我们10年，或许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就“时不再来”了）。无论是苏东剧变还是我国的“改弦更张”都是从“上面”开始的，都是从人民无法“防范”的，执掌着最高权力的大官“转舵”开始的，都是“成功地”利用了“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所以我要说：修正主义分子能够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而且能够那样轻易得手，恩格斯所指的“国家祸害”，并且是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官僚体制，是 “首要的和直接的原因”——这里，我首先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得出的结论。
四, 除去“国家祸害”的最坏方面首先就是限制官僚
原始公社制的瓦解始于官僚，政治上统治阶级的形成始于官僚，经济上剥削阶级的形成始于官僚。官僚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它既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又是经济上的剥削阶级。而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不一定是官僚，经济上的剥削阶级也不一定是官僚。历史上集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和经济上的剥削阶级于一身的只有官僚阶级。
“官僚”是一个坏东西，虽然它曾经是历史进步的产物。由于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存在，国内小生产的存在；由于国内外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程度，所以，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废除国家”，它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不得不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也由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尚不能使管理国家变得如列宁所说，“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地步。由于劳动者文化水平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与管理国家。因此，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没有专门从事国家管理的“官吏”。但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随着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的提高，劳动者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条件正在不断成熟，除去“国家祸害”最坏方面的条件也正在不断成熟。“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即为了防止政府官员变为官僚，就必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大小官员；让“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让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管理国家不再是官员的专利。“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等等…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就是为了“来保证自己（人民）可以防范他们（官吏）”——一句话：除去“国家祸害”的最坏方面首先就是“限制官僚”——限制大小官僚的产生，限制官僚阶级的产生。
什么是“国家祸害”的最坏方面，恩格斯说得那样明明白白，苏东剧变和我国的改弦更张又是那样清清楚楚。为什么还有人要回避“国家祸害”问题？，为什么还有人要用“资产阶级法权”来搪塞“国家祸害”？为什么还有人要把修正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同修正主义分子能够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原因混为一谈？就是因为已经在台上的修正主义分子害怕劳动人民触动他们懒以寄生的官僚特权制度，而还没有上台的修正主义帮佣也担心打断他们的美梦。当然，其中也有理论上的模糊，但却不乏帮佣文人的鼓噪。 “炮打司令部”也好，“救党保国”也好，“护党救国” 也好，“救党护国”也好，其中首先必须明确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党和什么样的国，而如果不弄清楚恩格斯说的“国家祸害”的最坏方面是什么，你要的“国”最多也不过是让修正主义再演出一次闹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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